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三大变革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年来，随着社会言论空间的不断扩大，我国大陆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机构与人员不断增加，研究者的心态更加健康，视域更加宽广，研究方法与成果更加多样，出现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重大学术成果，作为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已经崛起。20年来，在海内外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研究互动的大背景下，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以下三点转变值得重视。

20年来，随着社会言论空间的不断扩大，我国大陆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机构与人员不断增加，研究者的心态更加健康，视域更加宽广，研究方法与成果更加多样，出现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重大学术成果，作为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已经崛起。回顾一下，20年来，我们不断离开政治话语而逐渐显豁了学术的独立性。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史界仍在为挣脱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模式，所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史的子虚乌有而努力，然后步入逻辑圆圈的“螺旋”结构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螺旋”结构虽然优于“对子”结构，但难免有乱画圆圈之嫌，并未契人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与特征。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讨论（即所谓“文化热”，其中有所谓的“周易热”“道家热”“儒家热”等，这里说“热”只是相对而言），已开始有了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重视自家精神资源发掘的动向，但总的说来，讨论是浮躁的，基调是西化的，是热衷于政治性或思想性的。1989年以后，有“国学研究”的勃兴与“走出疑古时代”的讨论，逐渐由浮躁转向潜沉，由西化倾向转向注重本土资源的发掘，由思想转到学术，再转到学术与思想并重。

20年来，在海内外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研究互动的大背景下，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以下三点转变值得重视。

第一，从各种西方化或泛西方化的范型中挣脱出来，求得中国哲学自身精神与特点的把握与阐扬。我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哲学是不能用狭隘的某一时空的西方哲学的观念来规定和范围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难题是，人们的视域、思考方式、方法学训练，甚至话语，主要是依从西方的。如何从心态、思考方式与诠释方式上更好地解释传统哲学，如何“体认”传统，建设不以西方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学方法，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理解中国哲学意境、价值的真义及安身立命之道，仍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20年来在这一方面无疑有了拓展。当然，这并不排斥中国哲学研究中学者们纷纷采取的宗教学、哲学形上学、人类学、社会学、地域文化、民俗学、政治史、教育史、思想史、哲学史、知识分子问题等多重进路，或采用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沟通理论等方法进路，或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第二，从传统与现代的对峙，走向二者的双向、健康互动。传统哲学不再被认为是僵死的过去，它仍然可以并且正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正面的积极的活跃因素。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日益能以平等心与先哲作心灵交流与思想对话，并在人生体验中体认儒释道诸家乃至诸子百家的现代意义，在基本看法和评价尺度上，作出了极有意义的世纪性的翻转，扬弃了五四前后对西方启蒙理性所作的平面化的理解，肯定了前现代文明中的宝贵思想资源在现代与后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回到经典，走向多元，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进一步健康、平实。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批导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日益由概论、通史转到深入个案，回到经典，重视经学传统，重视简帛佚籍，反对哲学史教学与研究中的急功近利倾向，促进中西方的良性互动。原始儒学、原始道家、中国化佛教宗派、宋明理学与当代儒学的研究仍然是热点；经学不再被理解为仅仅是汉代以后的事，而至少提前到孔子；对中国儒学中是否蕴涵有宗教性的问题，传统思想中是否蕴涵了现代政治、法律可以借鉴的资源，对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讨论，对东亚诸国思想之比较的研究等逐步深入。在切实的、讲求学术规范的前提下，中国哲学进一步与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展开对话，并参与世界伦理问题、人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心理失衡问题、价值指导问题的讨论，进一步现代化与世界化，同时进一步回归传统，进一步本土化。

【注释】

[1]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9（3）。

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三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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