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转向：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革2.4.1

2025-09-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种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基层管理是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发展转变过程[20]。单位制在发挥政治动员、经济发展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产生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等制度性后果。这样，社区制作为对单位制和街居制的超越和重整浮出水面。因此，需要面向单位社区、街居制和城市社区的本体，将其置于中国的历时性语境中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其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居民角色等关键问题。

一种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基层管理是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发展转变过程[20]。单位制在发挥政治动员、经济发展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产生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等制度性后果。街居制则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立阶段、“大跃进”时期的膨胀阶段、“文革”时期的曲折阶段及2025年代的恢复和发展阶段，但街居制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面临职能超载、角色尴尬等问题。这样，社区制作为对单位制和街居制的超越和重整浮出水面。另一种分析将街居制归入社区制的范畴，认为当前社区建设是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219]。从单位制与社区制的关系来看， 2025年代单位制和社区制齐头并进，六七十年代单位制社区化和社区单位化双向发展，法定社区被边缘化，而90年代以来则是社区向主导地位回归的第三阶段。

差异化对待街居制的分析方式说明对单位社区、街道居委会和城市社区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梳理。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涉及当前中国提倡的社区建设和西方城市社区有何异同。因此，需要面向单位社区、街居制和城市社区的本体，将其置于中国的历时性语境中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其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居民角色等关键问题。(https://www.chuimin.cn)

此外，从社会整合、以人为本、党政分开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来看，城市社区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220]。单位社区被认为是非现代的城市要素，所形成的亚文化是反城市性的，只有社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221]。虽然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认可，但如何防止将社区建设成为新的单位以及避免社区自发分化有可能导致的公共性衰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是值得担忧的问题[93，222-223]。

基层治理转向：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革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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