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度的变迁与版本的影响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另外，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位制度变迁的描述性研究，注重现象而弱化了机理。4）单位制度及其变迁的影响单位制度及其变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维和深刻的，其中社会分层受到的关注最多，并形成了不同的解释理论。

1）单位体制形成及演化的阶段

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但其直接影响因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间接影响因素则更为久远。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复杂多变的环境增加了单位阶段划分的复杂性。关注的时间段既有转型前的长时段，也有1949—1957年这个特殊阶段。在阶段划分上，既有三个阶段的解构，也有四个阶段的解剖[99，100，103]。这些研究关注的仍然是单位制度，并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考虑，划分的标准也从制度安排出发，而从多维视角并将新中国成立前后联系起来的阶段划分还很欠缺。

2）单位体制及其变迁

对单位制度的研究存在着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和强调单位内部权力关系及行动逻辑的微观研究两个方面[107]。前者将单位视作一个整体，分析其制度框架、变化等；后者将单位打开，分析其内部的社会关系及行为方式。宏观方面，社会组织的视角将单位的组织形式定位为“单位体制”[108]，并强调了单位在构建国家—单位—个人的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109]，同时形成了国家—民众的二层次结构[110]。单位制度体系本身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则进一步细化了单位体制的研究[111]。另外，将单位制定义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探讨其等级、结构、功能及变化引发了对城市社会组织模式的思考[104]。这些研究直接面对单位制度的体系，而对单位制度与计划经济等国家层面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相对不足。

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单位自主性、“内部人控制”与法团主义等的分析发现了单位制度的显著变化[110]，但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的那部分也是很重要的[112]，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总体认为，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将并存并相互影响，且短期内不会彻底改变[113]。基于相应变化，“新单位制”的概念被学者抛出[114]，其实质是传统单位体制中由外部化管理的、以再分配为主的全民所有制转变为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特定的行业集团所有制[94]。另外，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群体、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单位的社会福利功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15-119]。更有意思的是在分析海淀区高科技企业的过程中发现了单位制度特征的再生[120]但由于具体单位类型的多样性和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转型期单位之间分化明显，因而要想弄清楚单位制度的变迁方向就需要从单位类型入手，展开大量的案例分析。另外，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位制度变迁的描述性研究，注重现象而弱化了机理。

3）单位内部组织及其变迁

单位内部组织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新制度主义和文化决定论两种取向进行分析[94]。前者主要指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分析[121-122]，但该视角的分析假定领导是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整体，忽视了普通群众对领导的限制[94]。另外，新传统主义之后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值得关注[123]。后者的研究是自下而上对普通成员在制度约束下行动选择的关注[124]。如果能实现两方面的结合，对单位内部权力关系较为完整的认识将会形成。

从资源与交换的角度发现了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125-128]，但不同单位类型和组织形式对单位成员的行为取向具有差异化的影响[129]。加入空间概念后，则发现了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职能部门独特的分布特征[130]。另外，单位意识及其变迁也得到了探讨[131]。更具人本色彩的分析从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分析了单位成员的不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132-134]以及单位内部的劳动纪律[135]和师徒关系[136]等具体内容。但除此之外，单位成员的感受和心理是多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扩展。

对去单位化背景下单位内部权力和行为研究的总结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94]。一种认为制度环境的改变必然带来单位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迁[116，137-138]。另一观点认为基于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虽然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并存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发生变化[139-140]。实证研究更倾向于第一种视角的分析[141-144]。当然，由于转型期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分化鲜明，需要对不同的单位区别对待。不同类型企业下岗名单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差别[145]而对于单位内部的关系、活动的宣传和组织以及住房搬迁等的调查研究则反映了单位内部权力和行为变迁的复杂性[146-149]。单位制度变迁下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但需要将已发生的变化和未发生的变化进行对比，同时关注变化的程度以及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差别，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变迁的走向。

4）单位制度及其变迁的影响

单位制度及其变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维和深刻的，其中社会分层受到的关注最多，并形成了不同的解释理论。转型期之前，单位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150-151]，同时关系、党员身份和就业政策等也发生作用[152]。但由于数据获取以及历史问题研究难度的影响，对于分层的程度及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此外，国际比较的视角发现中国单位之间的流动性很低[153]，而单位性质和单位级别对集体抗争具有分割效应[154]，单位制度对社会资本形成会产生制约[155]。再者，单位作为一种制度构建的初始意图和意外后果也受到了关注[156]。这些研究将构建单位制度的思想与单位的实践结合起来，加深了对单位制度的理解，但对单位制度作为整体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12]，社会多元化日渐鲜明。在此背景下，社会分层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分歧在于对制度变迁机制解释的不同思路[157]，争论围绕市场变迁理论展开[151]，争论的总体情况在2008年得以总结[158]。相关研究不仅涉及了单位与分层的关系，还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机理，加深了对社会转型的认识。但百家争鸣的状态也说明了现有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的转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转型过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但政府职能除了退出还有加强[19]，市场力量强化的同时，再分配及单位的作用仍然巨大[159-162]。因此复杂的中国转型、单位变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必定也是复杂的，需要复杂的理论模型和制度分析[163]。

单位制度变革过程中住房制度的改革对城市居民生活造成了多重影响。不仅涉及单位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还涵盖了通勤、公共服务等，并造成代际传递[164]。在此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住房制度产生了差异性的评价[165]。转型期住房供给模式的变化多从土地市场、资金投入、住房分配等方面形成解释[166]，但理论性总结还有所不足。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不同类型的单位入手，摸清转型中住房提供模式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探讨适合社会需求的住房提供模式。另外，单位制度变革及市场机制的发育所导致的体制内外差异、第二职业以及居民对基层治理的态度、与单位的疏离感等也被学者关注[167-169]。基于这方面问题的出现，有研究认为在利用工业主义数字化等优点的同时，需要继承单位制度在集体情感等方面的良好传统[170]。再者，单位制度变化导致单位作为社会个体利益表达的缓冲层缺失，个人直接面对政府被认为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171]。单位制度及其变迁影响的其他方面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业、男女平等、住房等等[172]。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和公共精神生活的衰落及自由职业者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173]。随着单位制度的变革，就业中的平等问题也被讨论[174-175]，但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初步，需要在实证和理论总结方面加强。总体来说，单位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维和相互交织的，并且随着转型的深入，会出现新的发展变化。已有研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解释，这一研究过程将随着转型的进行以及新问题的出现而进一步深入，并带来新的系统、具体和精确的分析[107]。

单位制度的变迁与版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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