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历史的呈现：重建中国法律历史的现实意义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41]同样，动态历史——实践历史较于静态历史——理论历史更能展现过去的真实情况，关注动态历史，“我们才有可能跳出百年来中国的自我否定和历史与现实隔离的状态”，因此，黄宗智呼吁要改变博物馆陈列型的研究范式，把“中国法律史从博物馆中挪移出来，重建中国法律历史的现实意义，重建中国法律历史在全世界的法学和法律中所应有的地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本书落笔之际，研究方法的选择令人咬笔。本书意图通过观察在1912年至1928年离婚事件中“夫权”“妇权”的博弈，揭示民初时期婚姻领域中男女平权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在离婚诉讼中由理念转化为实践？最终转化的程度如何？在“妇”与“夫”的艰难决绝中，是否真正实现“英雄英雌”平等相待？其间，既关涉到对“新”“旧”离婚法律制度的考察，也有当时社会“新”思潮与“旧”观念的呈现。仔细斟酌，本研究的核心理念是民初时期离婚中男女平权的醒觉问题，而承载这个核心理念，引导整个研究循序展开的研究径路是传统中国离婚历史背景——清末民初男女平权思想的肇始——由社会观念变化引发的法律制度变革——民初大理院离婚案件司法判解中男女平权的具体体现。基于研究的核心理念及研究径路，本研究不管是对民初时期离婚的社会观念、法律制度、司法实践进行考察，还是讨论民初离婚事件中“夫权”“妇权”由不平等到平等的变迁历程，都涉及历史背景、社会观念、法律制度、司法实践相互交织的共融性研究，因此，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贯穿于本研究的整个进行历程中。

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梅因认为法学研究离不开对历史的考察。法学研究需要历史方法，那么，如何对法学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呢？梅因提出的研究方案是：“要把注重观察人类的历史真实情况结合起来，讲求调查研究，得出结论要根据实际材料，排除任何假设和虚构”。^[34]黄宗智在谈及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困境时，也将缺乏历史基础的研究比喻为一个实践经验欠缺、没有历史传承的“性情非常浮躁、易变的青年”。^[35]因此，他主张“法律不能拒绝历史”^[36]。当前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要脱离缺乏历史积淀且华而不实的困境，就需要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重新寻找认识过去与现在新方法^[37]。本书秉承了历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讨论了性别差等视角下中国传统的离婚制度，回归到历史长河中，追溯中国古代“离婚”用语的源起，分析“七出”“义绝”“和离”，从历史的视野考察了在传统中国婚姻领域中“男尊女卑”“夫权独擅”的形成及原因。

既然“法律不能拒绝历史”，那么，如何通过对离婚历史背景的研究揭示漫漫历史发展历程里关涉离婚的社会观念、法律制度的变与不变？如何考察特定历史条件下离婚司法实践的具体运作及实践？归结到一点，应该如何对民初这段过去的历史中离婚男女平权问题进行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研究？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从社会实践出发，进行“实践历史”^[38]的研究。追溯黄宗智“实践历史”研究的思想根源，可以窥探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社会学与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法社会学的思想踪迹。布迪厄颠覆了传统的从理论出发的认识方法，主张从实践开始的认识方法，“他又要求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39]，同时布迪厄又试图解决两个长久以来的分歧：“形式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以及形式主义的意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间的分歧”^[40]。瞿同祖先生在进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创新性地融入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特别关注法律制度作用于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效应，认为法律文本的描述与具体的施行是两回事，通常现实需求与法律规定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落差，要降低这样的落差，需要法律文本规定与社会现实需求并重，既注重与时俱进完善法律体系，也要考察这些法律规范产生的社会效应及影响。^[41]同样，动态历史——实践历史较于静态历史——理论历史更能展现过去的真实情况，关注动态历史，“我们才有可能跳出百年来中国的自我否定和历史与现实隔离的状态”，因此，黄宗智呼吁要改变博物馆陈列型的研究范式，把“中国法律史从博物馆中挪移出来，重建中国法律历史的现实意义，重建中国法律历史在全世界的法学和法律中所应有的地位”。^[42]

要突破这种“博物馆”陈列式的研究模式，黄氏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关心实践和运作的，即现实世界”^[43]的实践历史的研究模式。余华林在进行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的研究时，认为研究观念史，既要呈现观念本身，又要探究“这些观念对于当时的实际生活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影响的，影响的力度有多大”^[44]。如上述二位学者所述，不管是制度史的研究还是观念史的研究，“阳春白雪”式的研究径路颇有“高处不胜寒”“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气息，要更能客观反映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观念制度，还需“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将研究的着力点回归到生活，进行“下里巴人”式的有烟火气息的动态研究。在本书的撰写中，一方面时刻警惕着沦为历史资料的堆砌者；另一方面，期望摆脱抽象的拘束，鲜活地勾勒出民国初期离婚事件中的男女平权图景。“存在就是合理的”，在经历了长篇累牍的论述后，还是要回归到价值的归结，民初离婚男女平权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是男女平权在婚姻领域的当时价值；二是男女平权在婚姻领域的当代价值。

动态历史的呈现：重建中国法律历史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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