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圣地

百家争鸣的圣地——稷下学宫

陈　博

摘　要:论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大凡有些历史常识的人，或略知一二;或口述能详，虽程度不一，总归有所了解。但若论及稷下学宫，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实际上，它是百家争鸣的主要阵地。若无百家争鸣，今天恐怕无从得知稷下学宫;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也很难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因此，毫不夸张地讲，稷下学宫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百家争鸣名副其实的圣地，故有必要对其历程加以探讨。

关键词:稷下学宫　百家争鸣　传统文化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不可多得的重要舞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然而时至今日，其发展历程仍模糊不清，存有诸多争议。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探其源流，明其始末。

引言

对稷下学宫创立于何时，至今仍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其创始于战国田齐桓公午执政期间，笔者赞同这一说法，理由如下:

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于战国齐地并非偶然，它是齐国数百年开明政治与宽松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这一理念经太公首倡后，遂成为齐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及社会风尚，得到了较好的遵从、继承甚至发扬光大。

在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小白统治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其对人才的重视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说苑·尊贤》记载:“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先秦有两个齐桓公:一为春秋时姜齐的桓公小白，一为战国时创立稷下学宫的田齐桓公午。“设庭燎”者究竟是哪位齐桓公呢?《三国志·魏志·刘廙传》裴松之注引有这样一条《战国策》佚文:“有以九九求见齐桓公，桓公不纳。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隰朋自远而至，齐遂以霸。”隰朋是同管仲一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物，可见此“设庭燎”者乃春秋首霸姜齐桓公。对于“九九之术”，《汉书·梅福传》颜师古注曰:“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古代中国一直将其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而齐桓公为广纳贤士，对怀此“小术”的人，竟能给予空前的礼遇:“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庭燎”一词，见于《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疏云:“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以明，是烛之大者。”《周礼·秋官·司烜氏》进而指出:“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据《大戴礼》，古代根据爵位的尊卑，所用庭燎之数有着严格的规定，天子一百，公爵五十，侯伯子男仅三十。齐桓公为表明待士以诚的心迹，公然以公爵身份动用天子之礼，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怪不得郑玄在为《礼记·郊特性》“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一句作注时，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僭天子也。”这样的礼节在当时是何等的隆重，便可想而知!

齐桓公求贤若渴，他不仅“设庭燎”以招揽天下有用之才，还“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贤士”^[1]。

齐桓公诸如此类的举措，并非做做样子，沽名钓誉。而是一旦发现人才，便迫不及待地委以重任，使其施展才华，让齐国从中受益。“宁戚贩牛而歌，齐桓公举火授爵。”^[2]路遇麦丘邑人，便“挟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3]。都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不仅如此，他还不惜以万乘之尊五顾布衣之士小臣稷，比家喻户晓“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所重用的管仲竟是“鄙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4]，且与自己有一箭之仇。齐桓公打破身份限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做法，发扬和光大了“举贤而上功”的国策，收到了极佳的效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身微贱的鲍叔牙，“东夷之子”晏婴，“田氏庶孽”司马穰苴，“赘婿”淳于髡都先后为齐所用，对刷新齐国政治立下了不朽之功。

齐桓公除善于招徕、发现和使用人才之外，还十分重视培养人才。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召集了著名的葵丘之会，在与诸侯会盟的第二条便提出了“尊贤育才，以彰有德”^[5]的主张。那么，他培养人才的计划有何独到之处呢?据《国语·齐语》记载，他采纳管仲的建议，“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这就是说，让士人居住在一起，为其创造清静、安逸而舒适的环境，以便切磋交流为人处世的道理，让其后代自幼就受到良好的道德品行与文化素养方面耳濡目染的熏陶，并使其安于本业，世代相传，从而构成国家储备雄厚的人才库。这一富有创意的措施，为齐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别国的由本国定位培养人才的新路，这对齐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以及国势的久盛不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其后稷下学宫的产生，具有架桥铺路之功。齐桓公为了给人才参政议政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还参照古代传说中的有益经验，设立了一个称之为“啧室之议”的机构，专用于议政及咨询。管仲举荐“能以正事争于君前”的东郭牙主管这一机构，以便“下听于人”、“广询于下”和“观人诽”，并鼓励人们“非上之所过”^[6]。所谓“啧室”，《说文》曰:“啧，大呼也。”《荀子·正名》:“啧然而不类。”杨注曰:“啧，争言也。”这就将士人们情绪激昂、无所顾忌、针砭时弊时的情景跃然于纸上。齐桓公设“啧室之议”，鼓励士人畅所欲言，议论时政，品评得失，择善而从。这可以说是其后稷下学宫建言献策、“不任职而论国事”的先导。

综上所述，齐桓公尊重人才，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量才录用，广纳贤言等优礼以待士的做法以及所开辟的国家培养士子的途径与相关措施，成为其后继者效法的榜样，从而使齐国一度成了天下士人向往与敬仰的地方，为齐国跃居而为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提供了政治环境上的保障和思想文化传统方面的滋养，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宝贵的借鉴，为稷下学宫的最终产生奠定了全方位的牢固基础。其后的田齐君主们“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7]，“皆赐列第为上大夫”^[8]，“受上大夫之禄”^[9]，以极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千方百计地搜罗列国之士，其种种举措与齐桓公如出一辙。所以说，齐桓公为日后稷下学宫的人才济济开了先河。而稷下学宫的创制则是田齐政权在新形势下为了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而对姜齐桓公“重才”、“育才”政策的因袭与推进。

一、初创

有关稷下学宫初创的资料寥寥无几，且互不一致，因而导致了很大的分歧。《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依据这条资料可知，齐都临淄城的稷门，为城之西门，其外有学堂，是齐宣王时所设立的学宫，因“稷下”有稷门下或稷门外之意，故断定学宫因稷门而得名。至于学宫在稷门外的具体方位，与稷门距离的远近，是学宫的原创地还是几经迁徙、扩建而来，均不得而知。就是说该条材料并不足以解决稷下学宫确切地址的位置，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有赖于考古的发掘。不仅如此，该条材料反而成为否认学宫创立于战国田齐桓公午的证据，不少人据此认为学宫创立于齐宣王之时。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记·田完世家》毫不含糊地表明，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在此不禁要问，若无初创，又何来“复盛”?这说明在宣王之前，学宫业已存在，故此说难以成立。

又三国徐干《中论·亡国》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于是，学人们多从此说，认为稷下学宫为田齐桓公午所创。但不无遗憾的是，这条材料也有前后矛盾之处。因为孟子游齐是在齐威王之时，桓公午时尚未到过齐国。所以，有人又据刘向《新序·杂事》所云“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一条，与孟子游齐互为佐证，认定学宫的创立当在齐威王时期。其实此条材料只能说明邹忌任齐相时，淳于髡等皆已身为稷下先生，却无从证明是齐威王创立了稷下学宫。

那么，如何看待孟子游齐这一时间上的误差呢?笔者认为，徐干的《中论》属子书而非史书，其《亡国》篇旨在说明尊贤纳士国家就会昌盛、反之就会亡国的道理。正是由于桓公午为尊贤而创建了稷下学宫，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批贤士才先后聚集齐国，从而使齐国出现了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的景象。道理讲明了，所举人物主要是从典型性与影响力角度考虑，其年代似无必要苛求。在与《中论》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其他子书甚至极为严谨的史书中也不乏同样的例证。如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曰:“齐威、宣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邹衍居稷下迟在襄王、王建时期，怎会得到威、宣王的尊崇?再如《史记·儒林列传》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荀卿是稷下学宫后期的学者，又岂能以学显于威、宣之际?因而据孟子游齐一事在时间上的不吻合来否定稷下学宫创始于田齐桓公午，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力主稷下学宫创立于齐威王之说的另一理由是，田齐桓公午时期，齐国国力极弱，经常被动挨打，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动手修建稷下学宫这样庞大的建筑和拿出巨额经费来维持稷下学宫的开支。

其实，田齐桓公午时期，正值田氏代齐后不久，齐国经过长期的内乱，国力确实相当衰弱，但这种被动挨打的处境恰恰会激发齐人发愤图强、洗雪国耻的决心。而创建稷下学宫恐怕正是桓公田午招贤纳士、励精图治、重振国威的初衷。而学宫初建时，并不会像齐宣王时那样，凭借雄厚的国力大规模扩建。粗具型制，花费未必很多。而对于一个急于复兴的大国及具有政治远见的君主来说，自然不会视为负担。

另外，认为田齐桓公午无力或无暇创办稷下学宫，从而坚持稷下学宫为齐威王创建的人，却恰好忽视了齐威王在即位之初的几年间，“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10]的情形，实则是在八九年之后，他才奋发图强，任用邹忌为相，开始扭转齐国衰弱的局面。而此时淳于髡等七十二人皆已为稷下先生了，这说明稷下学宫创建在齐威王除旧布新之先。而“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11]。指靠此时的齐威王去创办稷下学宫，恐怕有点异想天开。如果说桓公午时期没有足够的财力与精力兴办学宫的话，那么，威王初年就更不具备创办稷下学宫的条件了。所以，在没有找到否定齐桓公田午创办稷下学宫的力证之前，我赞成将稷下学宫的创立时间姑且定位于桓公田午之际较为妥当。

田齐桓公午在位18年，他继承了齐国尊贤养士的传统，创办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以国君的身份扩大养士的规模，并凭借国家的行政权力与财政力量，提高士的级别和待遇，这就为稷下学宫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和经济方面的支撑，此后的历代田齐统治者沿袭了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做法，使稷下学宫得以延续和扩展。

二、鼎盛

稷下学宫经桓公田午草创，初期规模较小，也难有惊世骇俗的建树，但随着田齐国势的日见增强，学宫也随之日益兴盛。

在列国变法潮流的激荡震撼下，齐威王终于振作了起来，他任用邹忌为相，进行了变法改革，邹忌为威王推荐了大批人才，据《说苑·臣术》记载，先后有田居子、田解子、黔涿子、田种首子、北郭刁勃子等等，这些人都为齐国的强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威王在他们的辅佐襄助下，励精图治，颇见成效:“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12]威王也从中深刻体会到了人才的珍贵。一次，他与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炫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齐威王则说:“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他视为“宝”的是一批能够安邦治国的得力人才，而其“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13]齐威王如此重视人才，那么他支持、发展稷下学宫应在情理之中。在齐威王变法图强和争霸称王的一系列活动中，稷下学宫在出谋划策、制造舆论、输送人才等方面无疑是立了大功的。邹忌本人很可能就是稷下先生出身。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邹忌、邹衍、邹奭并称为齐之“三邹子”，而邹衍、邹奭都被司马迁列为稷下先生，所以，不能排除邹忌是稷下先生出身的可能。

齐威王之后，至宣王时期，稷下学宫进入了鼎盛阶段。

当时，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已逐渐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国，天下一统的趋势已初露端倪，具有雄才大略的齐宣王，有着“莅中国而扶四夷”^[14]的强烈愿望。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富国强兵，则离不开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要确保决策的正确，更离不开集思广益;要少走弯路、尽可能地避免失误，就必须依靠舆论的正确引导和监督。而这一切，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人才的竞争。为了使稷下学宫成为齐国治国方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来源，成为齐国经邦治国人才的储备基地，齐宣王对祖宗留传下来的这份基业，倍加珍惜。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揽天下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这就是说，在政治与生活上，给稷下先生以极高的荣誉和地位，在四通八达、交通最为便利的康庄大道旁为其建造高门大屋，并让他们享受上大夫的待遇，使其过上优裕、富足的生活，以便稷下先生们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为齐国所用。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稷下先生在学宫中保持着相当自由的身份，对各派学者一概来者不拒，均优礼相待，去者馈礼相送，使其在更大的范围内对齐国进行舆论上的宣传与支持，以便扩大齐国的影响，提高齐国在列国中的声望。并通过他们使齐国得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这种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学宫迅速成为列国学者的荟萃之地与百家争鸣的乐园。史载:“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15]其盛况可想而知。

桓公、威王时重视学宫的主要目的，是想从中选拔一些具有某种专长，能够胜任某一职责的政府官员。至宣王时，学宫中早已人才济济，除满足政坛上的人才需求外，一改过去的实用味道，从而使学术的特色凸显了出来。由于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褒儒尊学”，为学人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并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因而四面八方的学者趋之若鹜，他们虽不能人人亲自从政，但通过“不治而议论”^[16]，“不任职而论国事”，同样可以充分地施展各自的才华，正如《新序·杂事》所说“齐稷下先生善议政事”，并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于齐国的政治实践。须略作说明的是:此处的“议”与“论”主要是指“非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7]，“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18]均为适证。故《辞源》给“议”所下定义是:“评论是非，多指非议。”待遇优厚的稷下先生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批评时政，以使齐君能够避免或及时地纠正处理政务时所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当然，这种议论是受一定制度保障的，不会轻易获罪或引来杀身之祸。

稷下学宫同时又是一个咨询中心，齐君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咨询，稷下先生们针对这些问题出谋划策，指陈利弊，协助齐君作出判断，进行决策。稷下学宫这种议政和咨询的职能，正是齐桓公“啧室之议”的发扬光大!如果齐国没有长期以来的开明政治和随之而形成的宽松文化传统，又怎能出现数百千人的先生学士在稷下学宫中“咸作书刺世”^[19]，批评时政，“格君心之非”^[20]的盛况呢?

不过，这些学有专长的士人们在思想理论及培养人才方面对齐国的贡献更为突出，各家代表人物在学宫中畅所欲言，争鸣辩驳，自由发挥，标新立异，著书立说，传业授徒。使学宫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21]在如此活跃的学术环境中，“数百千人”的稷下先生们争鸣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更为深入，各自不仅宣扬自身的治世方略，而且使学术思想本身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经过激烈地争鸣驳难，各家优、劣尽现，再经过切磋学习，取长补短，不仅使各家各派的学说更加丰富和成熟，而且在争鸣与吸收过程中，又不时会出现某些新的切合点。于是，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些新学说、新理论便应运而生。诸如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学说、精气理论等等纷纷涌现，犹如异军突起。百家争鸣从而达到了高潮，稷下学宫遂成为战国时期无与伦比的学术中心。经过威、宣二世的经营，齐国的国力在列国中也已首屈一指。学宫与国力堪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衰落

宣王的后继者齐闵王却是一个贪得无厌、急功近利、独断专行、狂妄骄横、穷兵黩武、全无信义的昏暴之君。《盐铁论·论儒》说齐闵王时“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予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关于“田骈如薛”之事，《淮南子·人间训》也记载说:“唐子短陈骈子(即田骈)于齐威王，威王欲杀之，陈骈子与其属出亡奔薛。孟尝君闻之，使人以车迎。”此处的“威王”当为“闵王”之误，对此，学术界早已公认^[22]。可见，稷下先生们的相继离去，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劝谏不能被采纳，而是闵王根本就容不下他们，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这大概是由于稷下先生们习惯了威、宣时期开明宽松的政治氛围，在闵王时仍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地议论朝政，以致闵王讨厌他们多嘴多舌、评头论足。若再有人诬陷，便动辄萌生杀机。齐闵王如此对待稷下先生的态度，同威王、宣王的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稷下先生们离开的根本原因。

此外，由于齐闵王的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以致学宫经费匮乏，稷下先生的生活水平也一落千丈。《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田骈奔薛后对孟尝君所讲的这样一番话:“臣子处于齐也，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伤。”与昔日那种“资养千钟”的豪华生活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孟尝君这里，却过上了“食刍豢，饭黍梁，服轻暖，乘牢良”的优裕生活，田骈的因祸得福，倒应感谢唐子的诬陷。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恶劣环境，导致了稷下学宫的迅速衰落。(www.chuimin.cn)

齐闵王的倒行逆施，给整个齐国也带来了灭顶之灾。闵王十七年，五国联合伐齐，七十余城仅残存其二。《战国策·燕策二》曰:“闵王末年，齐君臣不亲，百姓离心，燕因使乐毅大起兵伐齐，破之。”燕军攻入齐都临淄后，“尽取齐宝，烧其宗庙”^[23]，齐国几乎灭亡，闵王自己也丢了身家性命。好端端的一份帝王基业，短短十几年就被断送了。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稷下学宫，在兵荒马乱之中，自然也难免厄运。田单复齐之前，临淄被燕军占领达五年之久，在这段岁月中，人员离散，学宫的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从而被迫中断。

襄王五年，田单复国。经历了国破家亡教训的襄王，立志在一片废墟上重建齐国，试图有所作为，重振国威。因而他效法祖先的优良传统，将复兴稷下学宫也列入了重要日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这是说，齐襄王为了使稷下学宫能在他振兴齐国的计划中发挥作用，仍尊稷下先生为“列大夫”。但由于田骈等老一辈稷下先生亡故的亡故，离散的离散，于是又采取了选拔新人以补充列大夫缺额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大体上恢复了学宫的建制，使学宫的日常活动得以维系。在此时的稷下先生中，以荀子最为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故先后三次被推荐为学宫的领袖——祭酒，主持学宫的事务。经过此番努力，学宫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然而，经过浩劫后的齐国，早已元气大伤，丧失了昔日一等强国的地位。得以恢复的稷下学宫，也同田齐政权一样，难以再现往日的辉煌。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很难再有所作为了。齐襄王在位的19年间，无力扭转齐国的颓势，也未能扭转稷下学宫每况愈下的局面。

齐王建即位后的40余年里，西方的秦国迅速崛起，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均占居了明显的优势，统一全国已是大势所趋。秦相吕不韦广招天下学者，使秦国迅速取代齐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末年的学术文化中心。而在这期间，“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24]身为学宫祭酒的荀卿尚且被迫出走，其余人才的外流更可想而知，他们直接或间接聚于吕不韦门下者为数不少。至此，稷下学宫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即便是苟延残喘，勉强维持，也形同虚设，名存实亡了。不久，齐继五国之后为秦所灭，稷下学宫就这样走完了它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

纵观稷下学宫从创制、鼎盛到哀败的历程，不乏发人深省之处，而有两条令人感受至深:其一，学术与政治、国力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统治者尊重人才，重视学术，政治就清明，国力就强盛;反之，则适得其反。其二，学术理应是决策的先导，制定政策的依据，若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或婢女，充当了歌功颂德的工具，就变得一文不值，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甚至有害而无益。

(作者简介:陈博，男，1959年生，陕西杨陵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与中国思想文化史方向的研究。基金项目:本文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07BZZ033］的前期成果。)

【注释】

[1]《国语·齐语》。

[2]《乾隆·汲县志》卷之九《人物志上·贤哲宦望》记载:甯戚?家贫不遇，欲于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赁车以适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赁车者执火甚盛，从者甚众。甯戚贩牛于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商歌曰:“南山灿，白石烂，中有鲤鱼长尺半。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才至轩。从昏贩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甯戚见说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不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遂举大用之，管仲请立为大司田，后迁相国。

[3]据西汉韩婴撰《韩诗外传》及西汉刘向撰《新序·杂事》记载:齐侯桓公曾出猎于麦丘，见八旬老人，问其年龄，并求其祝。老者从容应对，并直言规劝:“主君无羞学，无恶下问。贤者在旁，谏者得人。”“使主君无得罪于群臣百姓。”令桓公口服心服，“扶而载之，自御以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

[4]《战国策·秦策五》。

[5]《孟子·告子下》。

[6]《管子·桓公问》。

[7]徐干:《中论·亡国》。

[8]《史记·田完世家》。

[9]《盐铁论·论儒》。

[10]《史记·滑稽列传》。

[11]《史记·田完世家》。

[12]《史记·田完世家》。

[13]《史记·田完世家》。

[14]《孟子·梁惠王上》。

[15]《盐铁论·论儒》。

[16]《史记·田完世家》。

[17]《论语·季氏》。

[18]《孟子·滕文公下》。

[19]《风俗道义·穷通》。

[20]《孟子·离娄上》。

[2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2]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注第对此有详细说明，可参阅。本文还参考采用了该著其他相关观点，在此一并致谢。

[23]《史记·燕世家》。

[2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