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的转化及其影响-《长安历史文化概论》笔记

2024-09-0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四）关学的转化清初，关学展现了诸多的时代气息。辨析理学、心学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一时期，关学学者对社会变迁的历史感受与认识、对理学与心学的吸收与取舍直接影响到关学学风的转向。他对张横渠（张载）、吕泾野（吕柟）、冯少墟（冯从吾）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佩，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在关中一带进行讲学活动。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四）关学的转化

清初，关学展现了诸多的时代气息。明清更迭，朱明王朝为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神州大地旋即又被东北少数民族满族所主宰，士人在感叹“天崩地坼”、“神州陆沉”的社会巨变的同时，长期形成的强烈的民族感情迫使他们从社会、思想等各个方面反思明亡的惨痛教训。展现在社会层面，就是许多人面对无法改变的时局，仍坚持高蹈的士人气节、民族气节，对新王朝采取抵抗的态度，或以身殉国，或遁迹山林，或讲学乡间，等等。展现在思想层面，他们积极对以往学术思想进行反思和总结，无论是明王朝所推崇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还是自明代中期以来逐渐兴盛的陆王心学，都成为学术界反思的对象。辨析理学、心学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这一时期，关学学者对社会变迁的历史感受与认识、对理学与心学的吸收与取舍直接影响到关学学风的转向。以李颙、王心敬、康吕赐等为代表的关中学者，不仅表现出坚定的士人气节，而且在思想上突显出强烈的心学倾向，这也成为此一时期关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1.李颙与关学

李颙（1627—1705），字中孚，自号惭夫，又号二曲，学者称其为二曲先生，陕西周至人，“关中三李”之一。出身于贫寒家庭，刻苦力学。他在15至28岁期间，所读书籍除了《四书》以外，还有《易经》、《春秋》三传、《性理大全》、《朱子全集》、《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和二十一史等。李颙不为世俗舆论所动，矢志不移，执着进取，既无家学，又无师承，全靠自学磨炼，终于三十而立，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顾炎武曾佩服地说：“艰苦力学，无师自成，无不如李中孚。”

李颙在清初许多进步学者“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面对民生颓敝、时政混乱的现实，意欲干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他也曾提倡“匡时要务”，著有《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策》等书。他对张横渠（张载）、吕泾野（吕柟）、冯少墟（冯从吾）等关学先辈注重实践、“学贵于用”的治学精神尤为赞佩，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在关中一带进行讲学活动。在学术思想上，他于程朱陆王之学皆有继承，但也各有批评，并提出了“返躬实践”、“悔过自新”、“明体适用”等治学主张。

自康熙七年（1668）起，他亲赴蒲城、同州（今大荔）、华阴、高陵等地讲学，“关中士子翕然尊师之”。前来向他求学问教的不仅有学者士大夫，而且有农工商贾各业的不少人士。他的得意门生普及关中各地，著名的有同州的白焕彩、户县的王心敬、富平的惠思诚等。李颙讲学的稿子和学术问答语录，皆由他们辑录成书，广为传播。在李颙的倾心倡导下，传统的关学又得以复盛。

李颙两次被举荐入朝做官，以至皇帝亲临召见，均坚辞不出，终生以明学术、正人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把讲学看做是明学术、正人心的重要途径。他为关中书院撰写学程、会约，“约束礼仪，整束身心”^[16]。在教学中，“凡有答问，穷日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于心目之间而后已”^[17]。在他的影响下，陕西各地书院纷纷修复或者重建，明末以来的关学得以复兴，李颙也因此而名闻天下，与黄宗羲、孙奇逢一起并称为当时“三大儒”。^[18]

他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明体”和“适用”统一。对李颙来讲，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他所谓的“真儒”。他认为那些自诩为儒的人并不是“真儒”，衡量“真儒”的标准是“明体”和“适用”的双向统一。为此他曾详细地开列了“明体”和“适用”的两类书目，并采用提纲挈领的形式，逐本阐明其书的要旨及其作用，指导学习者的阅读和理解。从明体类书目不难看出，他把程朱陆王“融诸一途”而终以陆王为主的学术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承接关学自明季以来吕柟、冯从吾的余绪以期重振关学的意向。（2）“道不虚谈，学贵实效”。李颙非常注重讲学，认为大盛讲学辩论之风，是澄清政治、振兴祖国的根本途径之一。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故今日急务，莫先于讲明学术，以提醒天下之人心。严义利，振纲常，戒空谈，笃实行。”他认为大兴讲学“此拨乱反治，匡时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而作为一个教师的责任就是“随人开发，转相觉导。由一个以至于千万人，由一方以至于多方，使生机在在流贯。此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19]可见，李颙关于教育讲学对立国立民的重要性的论述，对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和整个社会的愚腐学风，起到了震撼作用。

2.李柏与关学

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有“关中三李”之一之称。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糅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3.李因笃与关学

李因笃（1631—1692）陕西富平人，”关中三李“之一。继承“关学”的传统，进一步阐发了张载“以礼教人”的思想。崇尚理学，反对心学，主张理学要以经学为本，论述了人既要洁身自爱，又要有所作为的见解。要求人们行事一定要深思熟虑，诚实正直。痛斥当时言理者“皆摭拾语录，妄称性命之旨，而决不知从事经学”，认为“断未有不深入经学而能以理学名世者”，主张理学与经学应结合起来。他说：“师古不泥其意，用法必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有利于国计民生。李因笃一生不少时间从事教学活动，依据自身经验并结合当时实际，他提出不但要教给学生学问，而且要教授学生以圣道，教导他们探究古学本源，培养他们的礼德观念。(www.chuimin.cn)

李因笃对统治阶级“取人以言”的用人原则十分不满，他说：“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说矣。今夫天下忠孝廉洁利害臧否之故，能言之不能行之也，况其不能言乎？立法、屯田、河海、盐茶、兵刑之数，能言之不必其可行之也，况彼之所言，又人人之所尝言者乎。”还说政府官员之所以腐败、昏庸、无能都与选官时“取其言”有关。他提出任用人才应遵循“取人以人”的原则，使其名实相符，“顾经明行修者，其实也；贤良方正者，其名也。”对于人才，君子应当是“求之以实而应之以名者”。而当时统治者主要从两个渠道选拔人才：一是科贡之法，一是选举之法。李因笃认为，不论是科贡之法还是选举之法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不完善的地方。

（五）关学的研究成果

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历史上的关中学者当之无愧。

1.明清时期的研究成果

宋元明时期，关学在长安得到长足发展，明代的吕柟撰于西安的《性理粹言》10卷、《泾野子内篇》27卷、《泾野子外篇》2卷、《四书因问》6卷（均收于《泾野文集》），这些哲学著作上承张载的理学思想，批判王守仁“致良知”学说，提出“格物以究理”、“先知而后行”的观点，对促进关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之后长安学者冯从吾的《元儒考略》4卷和《关学编》4卷，也是著名的哲学代表作。尤其《关学编》对宋元明时期推动关学发展的学者的事略及其思想给予记述，探明了关学发展的源流，总结了关学的发展，是研究宋明理学特别是其在关中地区发展的重要参考书。

清代大学者李颙，其文集《二曲集》撰于西安，其中《儒鉴》、《四书反省录》6卷（均收于《二曲集》），上承张载、吕柟的理学思想，推崇朱熹、陆九渊，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对促进关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2．清末民初时期的研究成果

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关学研究虽处低谷，但仍未中断。民初学者张骥（四川双流人）亲访关学诸家门人及采集关学典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成《关学宗传》56卷，共收录宋元明清关中儒家学者近250人，并将关学的范围延展至明清时期。张骥表白其《关学宗传》是“以理学为范围”，所收诸儒又“仅以关中为限”，即“以地系人，纵讲关中之学”，明确了关学的“关中”地域性和性理学特征。于是，关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性理学学派而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3．现当代的研究现状

不得不承认，从刘古愚、于右任之后，近百年来再没有出现关学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较系统的著述，以至提起关学，一些人竟然不明就里。不过，张载的影响仍在，关学并没有成为绝学。1978年中华书局重新刊印了《张载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宋明理学史》等，都对张载的哲学给予了非常显著的地位。另外，张岱年著有《中国十一世纪唯物论张载》，陈俊民著有《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陈宜山著有《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等，都是对关学思想的研究和弘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张载的家乡眉县曾召开过四次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关学思想的研究。1998年以来，眉县修复扩建了张载祠、张载墓，恢复了横渠书院，修建了张载文化广场。2007年10月，在眉县召开了“2007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南亚文明学术研讨会”，7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围绕“民胞物与，和谐文明”这一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张载关学的学术价值及其现实价值。这次研讨会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借鉴关学思想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学的转化及其影响-《长安历史文化概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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