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布局的变化及近代交通工具的影响

（二）城市布局的变化

明清西安城的城市布局是以钟楼为中心布设的。明初城市向东、北扩展，每面的城门并不居中，东西两门仍依宋元旧制，南北两门稍向东移，因此，西安城虽是规则的长方形结构，但通往城门的四条大街交汇点不在城市最中心，而是相对偏南偏西。四条大街以东大街最长，南大街最短，分割出来的四区，东北区域面积最大，然后依次是西北、西南、东南。

钟楼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原址在西大街以北广济街口的迎祥观内，基本上是宋元旧城的中心，对于西安城来说，则偏居西南隅。万历年间陕西巡抚龚懋贤《钟楼碑记》云：“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万历十年（1582），钟楼被向东移动约1公里至四街交汇点，正对四座城门楼，形成明清时期西安以钟楼为中心的布局结构。钟楼通高36米，是仿唐式建筑，是砖木结构的正方形楼体，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构成。基座高8.6米，正方形，四面正中有拱券形门洞，互相穿通，连接四条大街，整座钟楼的压力由基座四角承受。钟楼的楼身是重楼三滴水即两层楼三层檐，雕梁画栋，贴金绘彩，飞檐斗拱，高高翘起，像一只展翅欲飞的五彩凤凰。楼顶四角攒顶，铺深绿色琉璃瓦，上端有大圆顶，高达五米，外贴金箔，灿烂辉煌，高耸入云。

与钟楼相对应的大型建筑为鼓楼。鼓楼也是在明初修建，横跨北院门大街之上，在移址后的钟楼西北。鼓楼高33米，雄伟壮丽不亚于钟楼，鼓楼的楼基面积比钟楼基座面积还要大得多，下边券洞很大，一直为交通孔道，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改变。

明代，西安城东北隅有一座城中之城秦王府城，拥有独立的护城河系统与城墙。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春四月“命中书省定亲王宫殿制度。……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女墙高五尺四寸，城河阔五丈，深三丈”^[121]。则秦王府城的城墙高厚及护城河深阔应该差相仿佛。秦王府城的四门及主要宫殿也由中央统一定名，“定亲王所居前殿曰承运，中曰圆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122]分析城门与宫殿名称，史红帅认为秦王府是南京皇宫在西安城内的缩影。除秦王府城外，明代各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府第遍布全城。

明代西安城市内部功能分区已经开始朝着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元代市容混杂的状况有所改变，东南隅是以关中书院为中心的文教区，西北隅是以化觉巷清真寺为核心的回族聚居区，西大街东段北侧靠近钟鼓楼一带是以布政使署为核心的官署区。

清军攻入西安城后不久，即开始在西安城的东北隅修建一座专门供满族居住的满城，满城四角分别为北门、钟楼、东门及西安东北城角，其北垣和东垣利用大城墙，西垣是从北门的东侧向南直达钟楼，南垣是从钟楼向东，直达东门南侧，把明秦王府城完全包入。据考古测量，满城周长为8767米，东西长2466米，南北宽1917米。^[123]满城是为驻扎八旗驻军而设置的，内部布设有军事机构、兵营、教场、堆拨等军事设施，具有显著的军事化特色。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西安添驻汉军，“复于端履门至东城中间筑墙，抵南垣为南城”^[124]，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城废毁。兴建南城时，仅新筑一道西墙，可见，其东、南墙与西安大城共用，其北墙则是满城南墙东段。如果说明代西安城可称为“明宗室之城”的话，清代西安城就是军事之城了。

满城和南城是具有隔离性的军事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城市空间，打乱了明代的城市功能分区。由于城东部空间较小、交通不便，因此，主要官署均在城西选址。陕甘总督署位于南院门今西安市委一带，陕西巡抚署位于今西安市人民政府所在，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狩”时就以此为“行宫”。靠近南门的区域为商业区，南门东部形成以关中书院和文庙为中心的文教区。

三、民国时期的西安城

民国时期，西安城市的发展基本仍是局限于城墙以内，但是，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快，西安城市建设也在加快。西安城门在逐步增加，民国元年（1912）在四府街南端城墙开设小南门，后为纪念革命先驱井勿幕，命名为“勿幕门”；1926年，在东城墙开辟中山门；1928年，在西城墙北段开辟玉祥门。

民国初期，西安城市布局与清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拆除满城，建设“新城”（现在的西安市新城区），开始重新规划道路、民房、商业区和医院。同时，旧城区也陆续得到建设和开发。1921年冯玉祥第一次督陕，在西安城内进行了一系列开发建设活动，包括植树、修筑铁路、修建民乐园等。1927年，“二虎守长安”后不久，由国民军驻陕总部发起，在城东北掩埋死难军民，建墓冢及革命亭（后逐渐形成革命公园）。1927年陕西省政府由北院门迁至新城区，这里逐渐成为新的行政中心。1927年陕西省政府设立西安市，初名西安市政厅，后改为西安市政委员会，这是西安首次设市。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市组织法》，提高设市标准，由于西安人口未达到规定的20万，故而撤销了西安市建置。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为应付时局的突然变化，巩固战略后方，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进行西京的设计与建设工作，1934年西京筹备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合组成立“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为西安城市建设做了不少具体工作，包括地形测量、筑路修桥、水利建设、城市绿化、古迹调查等，还提出了西京市分区方案等陪都建设计划，虽然这些方案计划并未得到充分实施，但仍对后来西安城市布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代交通工具的使用是近代西安城市发展的重要事件。1934年底陇海铁路西安站正式售票通车，1937年陇海铁路通至宝鸡。西安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也迅速发展，许多街道开辟出来。抗战时期，新式工业在西安的发展速度惊人，西安新城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新的工业商业中心。同时，以火车站为中心，向南、向北发展起大批企业，涉及机器工业、电气工业、玻璃工业、机制面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制药工业等多种门类。

194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了陕西省政府呈报的“将西安市政处改组为西安市政府”的申请，西安市政府又一次成立。1947年，西安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全国12个直辖市之一，简称“镐”，陕西省建设厅拟定《西安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但由于政治局势和战争形势的影响，升格为直辖市、拟定计划书均未对西安城市建设产生较大影响。

【注释】

[1]侯甬坚：《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择与超越》，《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

[2]中科院考古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3]徐锡台：《论周都镐京的位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4]《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5]《史记·秦本纪》。

[6]中科院考古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

[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8]《三辅黄图·序》。

[9]侯甬坚：《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择与超越》，《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

[10]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11]《逸周书·大匡》载“维周王宅程”，《诗·大雅·皇矣》孔颖达疏“《周书》称文王在程，作《程寝》、《程典》。皇甫谧云：‘文王徙宅于程’。”如此，则文王曾一度居程。程之所在，《太平寰宇记》有记载：“安陵故邑，周之程邑”，则应在今咸阳市以东。

[12]陕西省考古所：《长安沣西西周遗存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基址夯土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8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6—1978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52—56页。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52—56页。

[1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59第3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

[18]《史记·秦本纪》。

[19]《史记·秦本纪》。

[20]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57页。

[21]《史记·商君列传》。

[22]《七国考》引《广记》云：“主父（赵武灵王）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宫，而有觉。”

[23]《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殉咸阳。”

[24]《汉书·邹阳传》：“臣闻，秦依曲台之宫悬衡天下。”

[25]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26]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28]《三辅黄图》序。

[29]程大昌《雍录》：“长安者，因其县有长安乡而取之以名也。地有秦兴乐宫，高祖改修而居之，即长乐宫也。”

[30]《关中记》和《三辅黄图》都有：“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

[31]《后汉书·西羌列传》。

[32]《史记·秦始皇本纪》。

[33]何清谷：《关中秦宫位置考察》，《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4]《史记·楚世家》：“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

[35]《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6]《史记·秦始皇本纪》。

[37]《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38]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何清谷：《关中秦宫位置考察》，《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0]《三辅黄图》：“秦始皇二十七年，筑，高四十丈，上起观宇，帝尝射飞鸿于台上，故号鸿台。”

[41]《庙记》：“长乐宫中有鱼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树，秦始皇造。”

[42]望夷宫是在泾河南岸高地上修建的离宫，修筑于秦始皇时代。

[43]《史记·李斯列传》。

[44]《汉书·地理志》“盩厔县下”记载：“有长杨宫，有射熊馆，秦昭王起。”《三辅黄图·秦宫》云：“长杨宫在今盩厔县东南三十里，本秦旧宫，至汉修饰之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观，秦汉游猎之所。”

[45]《水经注·渭水》“昆明故渠”载：“北分为二渠：东经虎圈南而东入于灞，一水北合渭，今无水。”则秦兽圈当在昆明渠以北，灞河以西地带。

[46]在出土的秦印和秦封泥中，有“麋圈”。

[47]《史记》记载秦二世元年十一月，修建兔园。

[48]亿里：《秦苑囿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49]《史记·秦始皇本纪》。

[50]《史记·项羽本纪》。

[51]《史记·高祖本纪》。

[52]《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53]相关论述见：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汤其领《汉高祖西都长安论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崔向东《论西汉定都关中及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

[54]《三辅旧事·宫殿疏》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

[55]《史记·高祖本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www.chuimin.cn)

[56]《史记·高祖本纪》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

[57]《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

[58]据中华书局《汉官六种》本。《三辅黄图》卷一“汉长安故城”引为“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史记·吕太后本纪·索引》引作“城方六十三里，经纬各十二里”；宋敏求《长安志》卷五“京城”引作“长安城方六十三里，经纬各长十五里”。

[59]目前见到的考古数据有三：一是汉长安城周长为25100米（见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二是25700米，其中东城墙6000米，南城墙7600米，西城墙4900米，北城墙7200米（见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三是25.1千米，其中东城墙5916.95米，西城墙4766.46米，南城墙7453.03米，北城墙6876.39米（见《汉长安城位置长度精确确定》，《光明日报》1997年1月29日）。

[60]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61]《汉书·食货志上》。

[62]如，《汉书·翼奉传》记载汉武帝在未央宫修建柏梁、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等殿。

[63]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64]《史记·孝武本纪》。

[65]《史记·平准书第八》载：“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索隐》曰：“盖始穿昆明池，欲与滇王战，今乃更大修之，将与南越吕嘉战逐，故作楼船，于是杨仆有将军之号。又下云‘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击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这里记述的大修昆明池的时间，是在杨可告缗以后，同时又在作柏梁台之前。《汉书·酷吏传》载：“至冬，杨可方受告缗……后一岁，张汤亦死。”杨可主告缗是在张汤死前一年，据《汉书·武帝纪》张汤死于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则杨可主告缗应在元鼎元年冬。又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所以大修昆明池的时间当在元鼎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0期。

[67]班固《西都赋》写道:“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68]《汉书·礼乐志》，《汉书·平帝纪》。

[69]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70]《汉书·平帝纪》注引应劭语。

[71]《汉书·平帝纪》，《汉书·郊祀志下》。

[72]王恩田：《“王莽九庙”再议》，《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73]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10期。

[74]〔日〕左原康夫：《关于汉代的市》，《史林》第68卷5号，1985。

[7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第4期。

[76]《汉书·王莽传》。

[77]《汉书·高祖纪》。

[78]《汉书·惠帝纪》。

[79]陈直：《三辅黄图校正》卷五。

[80]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

[81]《汉书·武帝纪》。

[82]权东计：《论汉长安城规划营建思想》，《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83]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建筑出版社1987年版。

[84]王振复：《中国建筑的文化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5]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86]关于秦咸阳是否有城墙的问题，学界争论颇大。有学者根据文献中咸阳城门的记载，认为有城门就应有城墙。然，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城墙的遗迹。

[87]耿占军主编：《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

[88]《后汉书·董卓列传》。

[89]《文选》卷十《征行下·潘安仁西征赋》。

[90]《晋书》卷五《愍帝纪》。

[91]《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

[92]《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93]史念海：《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94]唐称长安城，因此，在本节行文中，均以“隋唐长安城”或“唐长安城”称之，若有“大兴城”之词，皆系出自原作者。

[95]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5—526页。

[96]《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

[97]《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75页。

[98]宋敏求：《长安志》引《政要》。

[99]《长安志》卷七。

[100]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全唐诗》卷四四八，第5041页。

[101]刘敦祯:《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10页。

[10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103]参看：1.《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75页。

[104]《长安志》卷八。

[105]《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55页。

[106]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宫城》。

[10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108]《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109]《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

[110]《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记载文宗开成三年“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

[11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三苑》。

[112]潘明娟：《关中丧失政治中心地位原因之我见》，《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13]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

[114]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115]《宋史·范雍传》。

[116]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刻石完成的儒家经典，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种。石经刻成后，长期竖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在新城之外），五代时，将这批石经移往位于新城内的原唐代尚书省西南角，至北宋元祐二年（1087），才移至今址。

[117]石台孝经比开成石经要早，是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刊刻的。韩建缩城后，先将石台孝经移至原唐代尚书省西南角，至北宋元祐二年（1087），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一起被移至今址。

[118]武伯纶：《西安碑林史》，西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94—102页。

[119]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景风街南有开元寺、兴国院、福昌宝塔院，景风街北有仁王院，草场街有龙泉院、善感禅院、三皇庙，水池街有崇圣禅院、香严禅院，掖庭街有安众禅院、祐德观，九耀街有太平兴国寺，指挥东街有天宁寺，指挥西街有广教禅寺，含光街西有开福寺，蓬莱坊街庆寿寺、北极真武庙，等。另外，在府城东南隅有太白显圣侯庙，府城东北隅有城隍庙。

[120]本部分的写作主要参考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1]《明太祖实录》卷六○。

[122]《明太祖实录》卷八七。

[123]朱仰超：《西安满族》，《西安文史资料》第18辑，1992年，第169—182页。

[124]嘉庆《咸宁县志》卷一○“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