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光荣与悲剧的中国农民

2024-04-24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陈永贵一个农民的光荣与悲剧人物档案陈永贵，1914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关于解除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人生中光荣的悲剧，投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陈永贵成了孤儿。会议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开到了陈永贵他们的住地，接走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张老太。陈永贵目送小汽车一溜烟开走了。从此，陈永贵和大寨，进入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野。

陈永贵　一个农民的光荣与悲剧

人物档案

陈永贵，1914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一个普通村庄的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做起，先后担任晋中地区、山西省革委会领导。1975年，他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关于解除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此后，陈永贵曾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因病去世。

历史天幕

陈永贵曾带领大寨人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大寨精神。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陈永贵成了红极一时的农业典型，并最终走进中南海，成为一位“布衣宰相”。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今天的人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却任命了一名半文盲的副总理。这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光荣，还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前，邓小平同志曾经评价他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邓小平的评价一语中的。陈永贵人生中光荣的悲剧，投射出一个时代的背影。

往事回放

陈永贵本来不是大寨村人。他的祖辈原来生活在山西省昔阳县石山村，距离大寨30里。与多数贫苦农民一样，陈家人的命运也非常凄苦。陈永贵父亲兄弟五人外出谋生，有四人都客死他乡。

1914年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在他们家的一口破窑洞里。6岁的时候，因生活所迫，他随父亲一起落脚大寨村，在一户姓贾的人家当过长工。但是，没过多久，历尽艰辛的父亲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陈永贵成了孤儿。多亏好心的乡邻在生活上照顾他，才让他终于长大成人。

“土改”之后，陈永贵和大寨的村民们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觉得，旧社会过去了，新生活马上要开始了。他们投入到了对大寨村的建设之中。

当时，大寨成立互助组。陈永贵不怕吃亏，带领着一群老弱妇幼一起干。结果，由于大家团结得好，心气高，一年下来，“老幼组”打的粮食反而超过了由一群棒劳力组成的“好汉组”。这样的成功使得陈永贵获得了大寨人的称赞，也成了他后来担任大寨领导人职务的重要资本。

“好汉组”的组长贾进才是个忠厚人，看陈永贵这么能干，打心眼里赞赏他，介绍陈永贵入了党，还多次跑到区委领导那里推荐陈永贵。在贾进才的坚持之下，陈永贵被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改任副书记。

担任大寨村领导人之后，陈永贵花了十年时间，带领大寨村民，雄心勃勃地开展了一场“战天斗地”的计划，硬是把大寨的穷山恶水改造成了一层层稳产的梯田。

如果中国社会没有后来的风云变幻，陈永贵也许将会和大寨村的所有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度过艰难而平静的生活。但是，1952年的一次经历，打破了陈永贵内心的平静。

1952年12月，陈永贵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会议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开到了陈永贵他们的住地，接走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张老太。张老太是昔阳县刀把口的农民，只比陈永贵大几岁，当时却是太行区第一等劳模、山西省劳模，还参加过开国大典，见过毛泽东。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让他有事直接向党中央反映。

陈永贵见过小汽车，但是他没想到农民也能坐上它。陈永贵目送小汽车一溜烟开走了。他转过身子，对身后的一位官员感叹：一个农民干点事，上面的领导这么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

历史给了农民陈永贵这一机缘。

1963年8月，一场特大的洪涝灾害给大寨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寨人苦心经营了十来年的梯田被冲毁，大部分房屋和窑洞倒塌了，百分之七十的村民无家可归。陈永贵以超乎常人的思维和勇气，带领大寨人同这场毁灭性的打击相抗衡。乡里、县里和省委得知情况后，分别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物资扶持大寨，但是陈永贵拒绝了。

他坚定地把战胜灾害的基点定在依靠大寨人自力更生上，响亮地提出坚决实施“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救灾方案。陈永贵的组织才华、宣传能力此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寨村民挤在学校、仓库和办公室里，把倒下去的庄稼一棵一棵扶起来，把冲垮的堤坝一点一点垒起来，硬是拼上血肉之躯，奇迹般地使大寨闯过了难关。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大饥荒的阴影驱之不散；境外，面临着严重的外交压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迫切需要一个“典型”来鼓舞人心，提高士气，把困难的局面扭转过来。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昔阳籍老干部李一清（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汇报了昔阳县大寨村的情况后，立刻派农业部组织一批专家到大寨详细考察。从此，陈永贵和大寨，进入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野。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日刊发的社论指出，大寨人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不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创造出伟大的成绩。(www.chuimin.cn)

在当年年底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飓风席卷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几亿人同时投入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动员人数之多，历时之久，古今中外都罕见。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开展，陈永贵也一点一点沿着向上的台阶攀登。他担任了昔阳县、阳泉地区、山西省的领导，1969年4月当选为中央委员，更于1975年1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来，陈永贵自己曾意气风发地讲了一番毛泽东让他进中央政治局的“伟大意义”，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的依靠和重用。”

不过，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的职务是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他虽说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可他是个半文盲，工作起来特别困难。陈永贵能说会道，视察工作时，发表一些口头指示不成问题，就是一到要写字时，问题就出来了。作为分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只好看华国锋和李先念是怎么处理的。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

陈永贵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除了拥有一张口才不错的嘴巴和一种农民式的聪明，对于政治理论他可以说一概不懂。他不懂科技知识，不了解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他在大寨种地可以因地制宜，但到外地，他再拿那套经验做指示时就乱了套。他也弄不清哪些是大寨的基本经验，哪些是大寨的具体做法，哪些符合党的农村政策，哪些是为党的政策所不允许的。这种思想随着他进入中央政治局，给中国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

和其他从工农兵身份一跃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的吴桂贤、李素文等人一样，陈永贵虽然在北京工作，但户口还留在大寨村。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工分，年终时，社员怎么分钱，他也怎么分钱。

不过，与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是，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以后，仍是一副农民打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身穿对襟衣。他吃饭要求的标准很低。刚来北京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派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厨师被他打发走了。他的理由是：“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每天给他做昔阳面食。有人说，他当了副总理以后的饭菜水平还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庭的水平。他抽烟，习惯用旱烟袋；当了副总理后，经常要开会，接见外宾，在脖子上挂个烟袋不方便，就只好买纸烟。但他一般不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抽得最多的是三毛多钱一包的“三七”牌低档烟。

陈永贵进京之初，住在京西宾馆，室内所有设施都是国内一流的。可那里高级、豪华的环境让他觉得很不自在。后来，他又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但是他仍然感到很不方便。在钓鱼台，除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他没有熟人。如果中央开会他就有事干，但中央不可能一天到晚总开会，不开会的时候，他就苦恼了。他没有文化读不了小说，没有艺术鉴赏水平也就不爱看电影、文艺节目之类。他是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旦离开了土地，他真的就无所适从了。实在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陈永贵让秘书捉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搬出钓鱼台，二是实行“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搞蹲点。毛泽东接到陈永贵的信后大为赞赏，当天就提笔批示说：“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第二天，毛泽东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陈永贵。

作为一个农民，陈永贵得到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没能得到的荣耀。作为一个“小人物”，陈永贵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确实是靠苦干和实干出头的。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当毛泽东选择了农民陈永贵，把一个时代的狂热梦想放置到他的肩头的同时，也注定要把历史的责任让他承担。这是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陈永贵和他的大寨虽然表示要“更高地举起旗帜”，但毕竟是夕阳西下，想要重新灿烂是不可能了。

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陈永贵拉到休息室，和他坐在一张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不知该如何回答。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这时的陈永贵虽然还在台上，但他周围的人却全变成了新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能干了”，“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他让秘书替自己起草了一份辞职书交了上去。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影。陈永贵在山西落选，连十二大代表也没当上，自然也就失去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头衔。

命运追踪

陈永贵从副总理职务下来之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他的老伴和幼子来到了身边。直到这时候，他才“脱产”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每月工资150元。他从原来居住的小院搬了出来，搬进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的部长楼。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患肺癌不治在北京去世。去世后，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陈永贵：光荣与悲剧的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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