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江两岸春讯：忆三江县革命斗争

2024-03-31 历史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浔江两岸传春讯——忆三江县革命斗争的片断梁华新1947年9月，桂柳区工委派我到三江工作。谢之雄同志先期到三江县中，不久融县工委立即抽调回去。约11月初，我们的组织关系由融县工委接上之后，之雄、润葱、韦克等同志先后到过三江和我们联系并指导工作。据当时组织告知，桂柳区工委原准备陆续派一批干部加强三江工作，后因其他原因而没有实现。但也认为，不能因发生此事就不敢在三江开展工作。

浔江两岸传春讯

——忆三江县革命斗争的片断

梁华新

1947年9月，桂柳区工委派我到三江工作。这年上半年，广西农村爆发了多处的武装起义。桂、柳等城市的青年学生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城乡的斗争震撼了广西反动统治当局，他们气急败坏，对农村武装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对城市进步青年进行大肆的搜捕，城乡工作处于更为艰苦时期。曙光就在前面，斗争还是一个长期、残酷的过程。

我去三江前夕，陈光同志对我谈话时说：现在把你们转移到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去，那里是三省边界啊，今后桂柳北面的武装斗争很需要经营那块结合部，你们是去开辟新区呀，先去砌块踏脚石。我感到任务重要，也十分兴奋。临走时，工委还介绍王健德同志与我同行。我与健德1946年初在平乐有组织关系，分手后就不知去向了，这次重逢，又一同派去工作，大家很高兴。我们从桂林徒步经龙胜到古宜，（我化名梁日旭，后沿用）住在古宜街尾的一户小客栈里，不几天，黄保强、林芳华（化名林萍）也由柳州到古宜。组织通过当地社会关系为我们安排了公开职业。健德、保强在县中。为减少目标，我和林萍在古宜小学。谢之雄同志先期到三江县中，不久融县工委立即抽调回去。约11月初，我们的组织关系由融县工委接上之后，之雄、润葱、韦克等同志先后到过三江和我们联系并指导工作。据当时组织告知，桂柳区工委原准备陆续派一批干部加强三江工作，后因其他原因而没有实现。由于在古宜的党员过少，又处在流动中（不久健德、保强先后调出），工委没有决定在三江成立支部，党员由我以特派员名义负责单线联系。

我们到古宜不久，就碰上国民党国大代表“竞选”的闹剧，当地各派系为争夺这一席位展开激烈的较量，实力派李青、韦健民控告支持他们的竞选对手的杨登岩等有“通共”之嫌（杨当时政治态度较开明），串通了省政法局，把杨等逮捕下狱，一时县城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我们初到三江，立脚未稳，主要是考虑做好隐蔽，争取“立足”下来扎根。但也认为，不能因发生此事就不敢在三江开展工作。经过短期观察动静，我们看出了反动当局搞这一件事，主要是为了把竞选对方压下去，夺得国大代表席位，他们也喊喊“查禁异党活动”，其实他们在县里并没有发现目标。因此，我们采取既要隐蔽，又要积极开展工作的方针，在不暴露的原则下，按原计划要求，争取迅速打开局面。我们主要抓发现和培养当地进步青年和进行社会调查两项工作，为三江建党和武装斗争作准备。

在古宜和以后在泗里口、丹洲，我们就任教之便，经常在教师、学生和一些社会青年中传阅进步书刊，先是介绍读一般进步文艺小说、社会科学基本知识以及《大众哲学》等公开书刊，利用报刊公开报道的战讯和国内、省内发生的民主运动当做话题款谈，逐步引导提高认识，辨别是非。当启发教育比较成熟，才个别秘密传阅《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当时古宜小学教师如韦昌孚等，很快成为进步青年骨干，李甫华等教师接受进步思想也较快，在高年级学生中，我们通过教学适当联系形势和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唱革命歌曲等，启发革命觉悟。发现有进步倾向的，则抓紧做个别提高工作。健德、保强当时在县中联系了一些进步教师如张炎忠、梁宣和进步学生何世隆、吴仕德等，他们也很快成为骨干。

实际斗争是更能教育人的。当时古宜小学教师待遇极其微薄，每月工薪才150斤稻谷，还月月被拖欠。家庭困难教师和一批外来教师生活极为困难，有的愤而怠工停教。我们有意识引导大家揭露官府中那些中饱私囊的家伙，提高认识，进而开展有组织的斗争。当年11月，多数教师串联起来罢教，挟着校长去向教育局局长欧某请愿，直到他当面答允工薪立即兑现，大家才恢复上课，这实际是一次反饥饿斗争，由此增进了革命情感和团结。

根据形势需要，我们还进行社会调查，除了作阶级、民情等情况调查外，着重对国民党县党政当局、地方派系实力作调查，注重了解各派系代表人物的政治面目，分析他们当时局变化后的可能变化，以利于如何利用和区别对待他们。从县里的上层人物看，当时地方有两大反动派系头头——陈志鸿和韦建民，他们在当地基础盘根错节，为权位利益，都各自拉拢势力，企图压垮对方而独霸乡里。但他们对进步力量的仇视则又是统一的。一些小派人物和中间力量则游离其间，他们大都可以争取团结。外来反动人物如国民党县长覃采如（后梁志高）等主要官员，勾结当地反动势力，但都没有长久“经营”三江之计，他们都想捞一把银洋后席卷而走。这些政情信息，对我们工作是有利的，也是教育当地群众的现实教材。

我们在县城几个月，通过对国民党县党政核心的调查，基本上掌握了概貌。经向组织汇报后，根据上级意图要求，于1948年春起开始把活动伸入乡下，逐步把工作面推广。我们了解到泗里口那里青年比较集中，社会关系条件也较好，便派林芳华去泗里口与曹蔓山、曹蔓天、荣瑞华、曹竞军等一起共事，不久杨廷瑞也回泗里口家乡工作，泗里口成为我们活动的中心点。这时健德同志也转移到大德乡下去发展新点，由融县工委就近直接和他联系。我则迁到边远的八江乡，准备在侗族中心地区扎根，同时便于实地考察和掌握边境一些带地区性和民族性人物的动态。为了深入联系群众，我突击学侗话，用汉语拼音符号来注侗语语音，编成小册放在衣袋里天天背记，不到两个月就基本学会了。我们外地人突然离开县城钻到偏僻的山里去，曾引起当局和社会上一些人的注目和怀疑。我们的工作还需要“灰色”表现，于是就放出“不满县城教师待遇微薄，要去乡下挣点银洋”的言论作掩饰（乡里工薪付银元）。其实山里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那里的老百姓对“学捐”也是交不起的，我在八江同样领不足工薪。当时地下党活动经费十分困难，要求有职业的党员每月按100斤大米水平过生活，余下的上交支援组织。我们除了吃饭，把剩下些钱都留着，当联络员到来联系工作时，每人能交上1、2块银洋（当时硬币很顶用，别县没有），大家能在这方面做点贡献，都感到莫大的快慰。(www.chuimin.cn)

我在八江，住在小学楼上的一间木板房里，小学和国民党乡公所共一处，最伤脑筋的是秘密文件没有个妥当的地方收藏，国民党县府军警人员来来往往“清乡”，不时还突然查户口，清查我们的住房。我把文件藏在天花板上，觉得不牢靠，又收到瓦檐下面，时时都在提心吊胆。当时的文件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冬香港分局发出的指示、以及桂柳区工委《一月决议》等小册子。这些如果被发现，可就麻烦了。我在星期六下午就由八江往泗里口去，把新的报刊文件带到那里传阅，或去传达一些新的信息。星期天成为我们在泗里口的聚会日。从八江到泗里口要走20里山路，过两道河。夏季山洪暴发，过八江没有渡船，常常是涉水没腰过河；到浔江河的草头坪渡口，经常是碰上河水滔滔，冒险摆渡。当时一腔豪情，每想到同志们对新的油印件、手抄件或哪怕是一个信息，都是如饥似渴，嗷嗷待哺似的等待着，就什么艰险都不在话下了。

我们在乡下运用多种形式去作社会调查：较多是利用到学生家作家访；利用假日、假期远足旅行，串乡走寨；利用当地民族风俗，到当地同事、朋友、学生以至他们的亲友的家里过民族节日，贺婚吊丧等等。形式自然，既能深入群众，得到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又可广交朋友，做一做宣传工作。我们除在所在点进行外，健德同志还到过平流、独峒；我到过八斗、平流、程阳、斗江、洋溪、老堡、板必等地调查。荣瑞华、韦昌孚两同志还分别带我们到他们各自的家乡泗马、大德一带作地形调查。当年，正是三江各族人民灾难深重的岁月。国民党加紧“三征”，还借名所谓“清乡”、“铲烟草”，到处抓人罚款，大肆搜括民财。浔江、榕江两岸人民已到忍无可忍、干柴一点即燃的情境了，调查所得的材料使我们更有紧迫感，必须加速三江的革命进程啊！当时认为，三江的武装斗争宜先在南部的田寨河一带搞起据点，再向北发展为好。那里苗瑶同胞受压迫最深，生活也最苦，群众条件很好，更重要的是南部毗邻融县，利于掌握局面。后期，我们便朝着这一意向开展工作。

为了利于上下联系和掌握新形势的信息，我于1948年秋撤离八江，转移到交通较便的丹洲点工作。10月间，韦克同志通知我到融县浪保乡古蓬村黄建材家接头。黄老家是柳北地下党在融县北区的联络点，我隐蔽在他家的粮仓里住了几天，除了学习中央和上级文件外，听了韦克同志关于融县工委决定的传达，决定要求深入基层加紧扎根，迅速突破后进区；要求系统、周详地进行调查研究，加速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蔓山同志到丹洲，我把当时新的形势任务和党的意图对他谈，请他回到泗里口组织学习讨论，迅速赶上形势，还把《华南人民武装斗争行动纲领》、《土地法大纲》、《广西剖视》等小册子交给他带到泗里口给那里的同志们传阅。当时，泗里口点没有党员，实际上是委托蔓山负责那个点的。

我们在丹洲期间，陈世家任小学校长，他给我们工作很多帮助和方便。当时在丹洲的进步青年有陈世裔、戴自振、赵学易，在附近乡下还有韦昌孚、邓鲁之等。高年级学生中如杨玉莹等也受启蒙。丹洲很快成为我们联系进步青年和社会人士的新点。邓鲁之和戴自振、林永东、黄维清等同志当时从百寿撤出到三江活动。他们先后在古宜、丹洲和我以及和健德同志有过多次联系，他们谈了他们在百寿和三江所联系的社会关系和工作开展情况，我们一同研究形势，商讨工作意见。在那一年多里，他们不畏艰险，奔走于三江、百寿之间，积极为武装斗争准备条件。

1949年春，三江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于2月初赶赴泗里口安排工作，住在蔓天家。当时风声虽紧，但正值大年初，村里人来人往走亲戚，也就没有引起注意。我连夜与蔓山、蔓天、竞军等聚会研究局势，着重谈下步如何设法把枪支弹药搞到手，在谈论中大家还感到，三江需要搞起一个群众组织形式来团结各方面人士才好。关于此事，当时我提出请蔓山亲去古宜一趟找杨千里同志共商一下如何着手。我到古宜见杨时，他对此曾提出一个拟称为“三江新民主主义促进会”的意见。我当时认为这个名称是可以的，但具体如何搞法当晚没有谈，第二天我就赶忙下丹洲了。原来是准备回丹洲向上级汇报再议的，可是我回后，丹洲小学已发生人事变动，组织上也趁此把我调离，这事就没得顾及了。我走后，蔓山、千里同志为此事进行了一段工作。4月雷剑同志到三江，他们便在雷剑直接联系和领导下工作，我调去桂北人民解放军总队后，曾率队转战于龙胜县境和湘桂交界边区，与三江隔山相望。我们并肩作战，但因敌人的分割围剿，一直没有机会与在三江的战友重会。

（本文原刊于《柳北党史资料选篇》第2辑）

作者简介：

梁华新（1922～1989）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金秀人，壮族。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三江县特派员，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十三大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修仁、蒙山县副县长，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广西民族学院院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委、秘书长，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柳州特支的情况》等文章。

浔江两岸春讯：忆三江县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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