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革命回忆：边境地下斗争六年

坚持桂越边境地区地下斗争的六年

林　中

受命到爱店

广西明江县峙浪乡爱店街，原名隘店，是中越边境线上两国人民交往出入的一个隘口。经历了好几个世代，到本世纪40年代才由原来的几间茅房、粥铺发展到聚居有300多户、1000多人口的圩镇。它地处祖国南疆边陲，十万大山余脉的桂越边境线上，居民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的钦廉地区，主要以商贩活动谋生，与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以及居住在越南的华侨有较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几乎全部由外来客家人集居的地方，人心向来团结。在抗日战争时期居民曾组织起来，拥有武装轻机枪3挺、长短枪几十支。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居民武装抗击过过路的日本侵略者。1940年秋冬之间，我们广西抗日学生军的两个小分队30多人分别到这个地方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我所在的小分队10多人中，有共产党员4人，他们是梁高民（梁宁）、谭家让、邹品芳和我，成立一个党小组，我是组长。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的桂系集团，为了压制我党的活动，1941年6月，对有共产党人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广西抗日学生军”，断然下令南宁解散。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作了有组织的转移，大部分人转到新的战斗岗位。

抗日学生军集结南宁解散期间，我向党组织提出，爱店是党应该去开辟和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为了创造条件到那里工作，在我们撤离爱店时，我曾向当地父老表示过，学生军解散后，我想来爱店小学教书，以便将来入越南谋出路。他们也表示欢迎我去。为了安排我的工作，1941年6月的某天上午，党组织介绍我与中共桂西南区特委书记彭维之见面。他对我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并对中越边境线上爱店这个地方开辟党的工作的重要性作了分析之后指出：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派我到爱店担任党的特别支部书记，负责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具体任务是：“长期埋伏，建立起党的据点，积蓄革命力量，并要打通入越南的通道，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组织转移，保存党的力量，做好准备。”接着，他还详细地对我谈了有关地下斗争、秘密工作的方法和纪律问题。他要求我作为党的特别支部书记，主要是做秘密工作，要长期隐蔽下来。一切公开的活动，待另派合适的党员去做。最后，他交待了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由桂西南区特委成员覃桂荣同志负责领导我。

1941年7月，我用学生军解散时领到的一点遣散费，到书店买了一批当时还可以买到的进步书籍，雇请了一个挑夫，从南宁出发，沿邕龙公路，经过海渊，步行3天来到了爱店，以担任小学教师为掩护，在爱店开展地下工作。为了安排更多的同志到爱店工作，我多方面活动，要求增聘学校校长和教师，后得到了学校董事会的支持。我把情况向上级党作了汇报。当年秋季开学后，上级党组织又相继派了党员邓秀琼（女）和吴武来到爱店。吴武同志担任学校校长，邓秀琼同志当教员。这样，爱店特支有了3个党员，以学校为基地，集中精力办好学校，教好学生，争取得到学生和家长的支持，以掩护党在青年学生和教员中进行工作；同时，组织一些进步师生阅读进步书刊，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培养积极分子，为以后个别吸收党员，发展党的组织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严峻的考验

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偏僻的小圩镇，居然来了3个原来是学生军的青年担任小学的校长和教师，待遇又十分菲薄，除了向学生收取“学米”解决吃饭问题外，在学年结束时，只得到由学校董事会向学生家长募集可做一套衣服的所谓“薪金”。旧社会一个知识分子，不去钻营、谋求“升官发财”的机遇，而甘心于做一个只够个人糊口的穷教员，这本身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和怀疑。

那时，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本质还认识不清，对其团结抗日仍抱有幻想。加之自己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不够注意工作方法，习惯于沿用在学生军的一套工作方法，如组织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话剧，在教师和一部分学生中间传阅进步书刊，开办成人夜校和青年补习班，在课堂上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有这些，都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什么“这些人就是共产党”的流言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历来不过问学校，与学校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边境对汛分署也“关心”起学校来了。它的一个翻译还经常窜到学校来查看教师、学生看什么书，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明江县政府的督学，过去一年很难来一次巡视，现在一个学期也一次、两次的跑来了。整个爱店笼罩上了一层政治阴影。到了1942年秋季开学之初，我们就从国民党内部得到了情报，国民党明江县党部确认爱店小学有“异党活动”，要进一步加强监视。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引起我们的警惕。为了应变，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决定改变过于暴露的工作方法，把全部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集中转移到郭钦纲同志的家里，装入一个瓦缸，深埋在地下收藏起来，不再公开传阅，停止过多的抗日宣传活动，把精力集中于课堂学习和个别学生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又向学校董事会提出，由于生活困难打算不再教书了，希望学校及早聘请校长及教师。还有意进行一些活动，寻找关系，要与人合股做生意和入越南谋生等等。

1942年，桂林发生了“七九”事变，中共广西省工委遭到敌人破坏。9、10月间，上级党组织派丘文惠来联系，提出：“七九”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面前，党组织要立即着手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面对这一严重的局势，特支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认为“七九”事变绝不是孤立的事件，白色恐怖必将波及爱店，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考虑进行有组织的撤退。我们分析了敌人对学校有“异党活动”的怀疑，吴武作为校长，自当负有责任，敌人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敌人对邓秀琼的嫌疑会更大，一个未婚知识妇女，非亲非故，不是有某种政治目的是绝不会跑到这样边远的地方来教书的，因此决定先撤退邓秀琼。不等学期结束，邓秀琼便以去结婚为由，辞职离开学校。吴武同志也正式向学校董事会提出本学期结束后辞职的要求。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我们重新安排了一些线索，以便从国民党县、乡党政机关内部取得情报，掌握敌人动向。为了在突然事变发生时能及时转移隐蔽，保存党的力量，我们还进一步加强做附近农村来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的工作。同时，通过各种关系加紧活动，为进入越南做好必要的准备。

1942年12月初的一天，黄友生同志突然来告诉我：明江县政府对吴武的通缉令已发到峙浪乡公所，请早作撤退打算，越快越好。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撤退吴武同志，叫农村学生卢保廷、韦品钦连夜带他到韦品钦家，然后化装为农民出走，回家乡苍梧县的亲戚家中隐蔽。这样，吴武同志安全地撤离了爱店。以后又撤走邓秀琼，之后聘请来校教书又发展入党的屈有予同志（屈原是学生军）。一场白色恐怖的风暴终于应付过去了。爱店特支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也就锻炼得更加坚强起来。

继“七九”事变之后，接着又发生了1943年的“一·一五”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在南宁搜捕我共产党人，查封了原学生军出版的《曙光报》。我们是从爱店去南宁贩卖布匹的商人中得知这个消息的。这一事态的发展，使爱店特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43年夏我才接到覃桂荣同志的来信，他说：“生意经营失利，家境困难，不得已出走他乡另谋生计，希望你（我）在外多为珍重，好自为之。时运好转，后会有期。”这封信明确告诉我，由于政治形势恶化，他已转移，组织关系暂时中断。这样，爱店特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之下，开始了失掉组织关系之后的“独立作战”的新时期。

在人民中间生根

吴武同志撤离后，爱店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险恶。是继续留下坚持斗争，还是全部撤离？这是爱店特支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又是必须作出抉择的问题。

通缉吴武，打击了共产党，国民党自以为得计，但却适得其反，人民群众从这一事件中看清了国民党独裁专制、贪污腐败、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本质，激起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愤慨，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一边。群众都在议论：国民党是专抓好人的。吴武校长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主张抗日救国，办好学校，教好学生，所以国民党抓他！我们不能因国民党抓人而不办学校，我们还要把学校办得更好。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由于“七九”、“一·一五”事变，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大批原来在学生军的共产党员相继被捕入狱，保全下来的同志有可能被动摇变节分子出卖，从保存党的力量出发，全部撤离是最为稳妥的。但是，如果全部撤离，党在爱店建立据点和打通入越南通道的任务就根本无法完成。当时群众也要求我留下来继续帮助他们办好学校。有的学生家长还对我说：“不理国民党那一套，我们敢留你，就要保护你的安全。”可是敌人必将继续加强对爱店的监视和控制，危险并没有解除。由于过去根据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的原则，我比较注意了埋伏和隐蔽。吴武同志的出走，对敌人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麻痹作用。只要提高警惕，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还是可以隐蔽下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的。

要继续坚持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使爱店小学继续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要找一个既为群众所信任而敌人又不嫌疑的人来担任校长。恰在此时，国民党正声言要派人到爱店小学当校长，企图控制这个学校。针对国民党这个阴谋，我当机立断，经过反复酝酿，争取到学校董事会一致同意，推举黄友生同志出任校长，并决定立即报明江县政府教育科备案。当时，黄友生同志已是培养发展入党对象，是本地的知识分子，他为人正直公道，在人民群众中有威望，深得群众信赖，与一些上层人物也有交往。他刚从越南左祖的华侨小学教书回来，敌人不可能怀疑他是共产党人。由黄友生出任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部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为了加强对爱店小学的政治控制，明江县国民党党部于1943年夏天决定在爱店建立区分部，指定由当地豪绅兰植平为区分部书记，要学校教员填表加入国民党。为了避免暴露，党组织安排学校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与其他教员一起填写入党表，还决定派共产党员黄正杰（黄欧）参加进去。黄后被选为区分部的宣传委员。由于有了我们的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及时掌握了国民党进行反共活动的情报，使爱店党组织的对敌斗争取得比较主动的地位。(www.chuimin.cn)

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和发展党员的工作上，终于把党在爱店的据点建立起来了，发展了一批本地党员。继1941年秋发展郭钦纲入党之后，到1943年又先后发展了黄明（黄永桂）、屈友予、黄欧、项伯衡（项世勉）、黄友生同志入党。到1943年冬我进入越南之前，根据保守党的秘密原则，严禁发生横的组织关系，采取个别联系的方法。1943年秋在特支领导下成立了爱店支部，由黄明同志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从此，党组织在中越边境地区的爱店建立起了自己的据点，在人民中间扎下了根。这时，我再继续留在爱店已没有必要，从政治形势上看，再留下来也是十分冒险的。我决定通过黄友生同志的关系到越南当华侨小学教员。1943年冬学校放寒假后，我即辞去学校教员职务，先到农村学生卢保廷同志家中隐蔽下来，叫项伯衡同志买入越南的“身税纸”（身份证）。1944年春节过后，项伯衡同志才通过亲戚关系买到了一张名字叫“陆玉缘”的越南人的“身税纸”，并雇请一个越南边境居民带我入越。这样，我就以“陆玉缘”这个化名来到了越南北江省左祖，打通了入越南通道，把工作发展到越南华侨中去了。

站在抗日斗争的前列

1944年春，我到越南北江左祖后，进行了一番活动。由于持有的是越南边民的“身税纸”，不是华侨的“身税纸”，法帝殖民当局以不是华侨为借口，不准我在左祖华侨小学任教。我只好把办学的地点迁移到安州的偏僻林区栏祖屯，在华侨开办的一个纸厂，招收了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左右的一批华侨青年来上学。他们大多数已懂世事，我既对他们传授文化知识，又向他们灌输进步的政治思想，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当年没有放暑假，从4月开学一直教到12月。在教学中，我与学生打成一片，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知心朋友，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学生们进步很快。特别是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我同他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其中如陈文康（陈设）、黄胜兴（高森）、包秀玲、陈惠英、黄彩屏等同学，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培养发展了黄祖才同志入党。黄祖才是海员工人，是黄友生同志在左祖华侨小学教书时的好朋友。我一到左祖就依靠他的帮助开展工作，同时对他加强了解和党的教育，很快就吸收他入党。这是爱店党组织在越南华侨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他为以后我们党在越南华侨中开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4年初，爱店党支部领导、发动小学师生和街上青年组建了爱店青年抗日救国宣传队，共40多人，活动于峙浪、思陵、蒙包等地。

当年秋，日军为了实现“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扩大侵略战争，打通从中国大陆经越南贯通东南亚的陆路交通线，第二次入侵广西，从北部湾登陆，占领南宁，打通邕龙线，进入越南。这样，邕龙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又一次变为沦陷区。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日本鬼子来了，“刮民党”跑了。沿邕龙线的县城乡镇一片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严重局势，起来斗争的人民迫切需要有共产党人的领导。在这样情况下，我从越南回来与爱店党组织的同志一起组织老师、学生及社会青年40多人，建立了青年武装抗日救国宣传队，由原十九路军的一个退役排长梁廷光负责，开展军事训练，准备抗击日军的进犯；同时，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保卫家乡的抗日救国宣传运动。到1945年3、4月间，撤退到北宁乡的国民党明江县政府，设立“河南行署办事处”，恢复其在明江河以南地区的统治。我党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和地方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唤起群众，扩大武装抗日的宣传，经研究决定把爱店青年武装抗日救国宣传队改组为“明江河南抗日政工队”（简称河南政工队），由黄友生同志担任队长，扩大吸收了明江县城附近乡村的爱国青年参加，在明江河南北的广大农村东安、长桥、峙浪和西靖、北宁一带活动，发动人民群众武装自卫、抗日。在此期间，还派出党员黄欧、项伯衡、施芝华等同志以及黄金华、古忠林等爱店青年到思乐县板棍乡戚汉仁组织的武装抗日自卫大队开展统战工作。

在越南，1945年春节之后，日军取代了法国维琪政府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转变为直接的抗日斗争。这样，我国人民与越南人民架起了共同抗日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桥梁。为了发动华侨与越南人一起共同抗日，支持祖国解放斗争，我于1945年4月间重返越南北江省的左祖，通过黄祖才同志的关系，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北江省的负责人黄国盛同志见了面，共同分析在日军取代法帝殖民统治之后的越南形势和中越两国人民抗日的共同任务，决定由我负责组织越华青年抗日救国宣传队，发动华侨与越南人民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参加这个宣传队的除原在左祖读书的青年学生外，还通过黄祖才同志发动了海防、河内的梁佩贞、张翠华（张毅）、花中华、陈忠、包伯彬、严培生等爱国华侨青年参加。宣传队先在越南北江省“越盟”农村根据地集训，然后到华侨聚居的农村开展华侨与越南人民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还发动了爱店的黄金华、古子宽组织一个武装队伍入越南与华侨宣传队在一起开展工作。此时，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越盟”正在组织发动人民武装起义，北江省的广大农村，局势十分动荡，有些地方出现排华事件。中国边境地区各种政治势力又纷纷组织武装入越，企图混水摸鱼，利用越南混乱的局势从中渔利。有的华侨则想依赖从中国边境入越的武装保护自己，与越南人排华相对抗。面对这个局势，越华青年抗日救国宣传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宣传华侨支持越南独立解放，“越盟”保护华侨利益的主张，为加强华侨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团结，共同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面对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和日军取代法帝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越南人民直接进行抗日斗争这一新形势，爱店特支领导下的每一个党员，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只是由于日军发动的侵略战争已到了强弩之末，走向崩溃的边沿，其力量已经十分薄弱，除公路沿线的城镇有少数日伪军把守外，广大农村的敌伪汉奸政权并没有建立起来，而国民党的统治又很快地恢复起来了。这样，在敌后的武装斗争才没有打起来。但对于我们爱店特支和每个党员来说，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敢于独立作出决定，领导人民起来斗争，经受了新的考验，得到了新的锻炼。

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我国人民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仍是未能解决的问题。在日本投降之初，爱店特支还没有取得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对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动立场，企图全部攫取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还认识不够，对其高唱“和平建国”还抱有一定幻想，因而对形势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在越南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国后，对法帝重新发动入侵越南的殖民战争的新形势也估计不足。因此，爱店特支曾一度集中力量到城市开展民主运动，如筹备在河内开办进步书店，出版发行《新越华报》，派人到河内华侨中学教书。在爱店还派黄友生同志参加“竞选”峙浪乡乡长。只是在国民党破坏重庆谈判纪要，假和平、真内战阴谋逐步暴露以及法帝发动了恢复殖民统治入侵北越的战争之后，才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丢掉幻想，重新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从1946年起，根据新的形势，爱店党组织又重新部署了党的力量，派黄欧同志随父迁居到思乐县海渊街，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开展思乐县的工作。为了广交朋友，扩大党和青年的联系，为以后的斗争做准备，继郭钦纲到龙州师范（设在崇善）读书之后，又派党员施芝华、吴素芬和支持其他一批进步青年韦耀武（张鹤）、黄友德、郭锦云（黎叶）、李德才、农华山、韦品钦等分别到南宁、崇善、明江、海渊等地的学校读书。赵明坚同志在明江河南政工队结束之后，先派回明江县城当小学教员，开展妇女工作；后又派到越南谅山省禄平华侨小学教书，以当教员为掩护开展华侨工作和建立党的交通联络站；到1946年又调回明江县城，组织了周金明、周煜坚、林秀莲、林秀琼等一批妇女骨干在妇女群众中开展工作。坚持在爱店工作的黄友生、黄明、王玉英（王小英）等同志，把党内的工作从学校扩展到街道和附近农村，在工农群众中结交朋友，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了黄成秀、谢世廉、黄世辉（宝哥）等同志参加革命工作。

1946年3月，通过丘文惠（丘冰）同志的关系，我找到了中共横县县委书记杨烈同志。杨烈同志以广西省工委特派员的身份（实际职务是横县县委书记）到越南与越南党中央的领导人接触，了解到广西地下党组织在越南工作和越南党组织有工作关系的同志的情况。4月份，杨烈决定成立中共桂越边境临时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广西地下党组织在镇边县的平孟，龙津县的下冻，明江县的爱店以及在越南华侨的工作。指定我为工委书记，邓心洋、梁游、莫一凡为工委成员。从此，爱店特支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共桂越边临时工委后来得到广西省工委的确认。

中共桂越边境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之后，爱店特支吸收了镇边平孟邓心洋同志、龙津下冻梁游同志深入农村，秘密串联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会，积蓄革命力量的经验，认识到爱店特支工作的主要弱点是对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民工作上，党在农村工作没有真正打开局面。1946年夏天决定派黄友生同志、郭钦纲同志分别到边境农村蒙包和呼叫屯以教书为掩护，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以结拜“兰友会”的形式，秘密组织农会。从此，爱店的党组织打开了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打下了群众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广东省南路抗日游击队第一团（即老一团）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转入越南休整。通过越南党组织，从1946年春起我与“老一团”建立了工作关系。当时，为了排除各种政治力量从中国边境组织入越的武装对华侨的不良影响，动员华侨支持越南独立解放战争，保护华侨的正当利益，经与越南党协商，决定协助当地华侨领袖赖积臣组织“北江省华侨自卫团”。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我从“老一团”要了一批干部到这个自卫团工作。

1946年8月，上级派周楠同志来越南主管中国共产党在越南的华侨工作。经越南党中央组织的介绍，我在河内见了周楠同志。为了统一我党在华侨的工作，周楠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把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党组织在越南华侨工作的负责同志共同组织中共越南华侨工作委员会。周楠任书记，成员有饶华（广东）、林中（广西）、朱同（云南）等同志。同时，为了使广西地下党在越南工作的同志能更集中力量于越桂边境地区工作，为迎接今后新的斗争做好准备，共同商定，我把河内、海防的城市工作交给华侨工委在越南河内、海防的党组织领导。同时，又从“老一团”抽调干部进一步加强北江省华侨自卫团的工作，为后来将这支部队改组为党领导的“北越华侨独立中团”打下基础。这样，桂越边临时工委保持了与华侨工委的工作关系，并逐步把自己在华侨工作的力量转移到越南谅山省、高平省沿广西边境地区的圩镇农村开展工作。把丘冰、陈惠英调到谅山的驻骡开盐店，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站；陈玉同志到谅山的那岑华侨小学教书；丘柳松、陈炽荣、陈煦云等同志到高平省的高平、吭急等地教书。1946年冬，当我们从党中央延安广播电台播出国民党顽固派在东北占领长春，宣告全面内战爆发已发展到了顶点的广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我们地区已具备的条件，临时工委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并决定我立即赶回广西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汇报我们地区的工作情况，听取上级对新形势下斗争任务的指示。于是，1947年4月初，我从越南回到广西横县向党的上级组织汇报工作。当时，中共广西省工委正在横县召开全省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会后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向我传达了省工委会议精神，详细分析了桂越边境地区的形势和我党的工作基础。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决定将中共桂越边境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左江工作委员会，派黄嘉同志担任工委书记，我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邓心洋为组织部长，梁游为民运部长，莫一凡为军事部长。明确任务后，黄嘉同志同我立即赶回边境地区。5月初在越南的高平省召开第一次工委会议，全面部署准备武装起义，并决定爱店特支改组为思明特支。左江工委成立之后，全党立即投入武装起义紧张的准备工作。两个多月后，左江工委在越南高平省吭急召开第二次会议，全面部署准备武装起义，并决定爱店特支改组为思明特支。左江工委成立后，全党立即投入武装起义紧张的准备工作。两个多月，左江工委在越南高平省吭急召开第二次会议，全面检查各地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把思明特支改组为中共思明工委，由黄友生任书记，黄明任副书记，郭钦纲为组织部长，施芝华为军事部长，赵明坚为群运部长。会议认为经过全党同志的紧张努力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决定于农历中元节（七月十四日）前后在靖镇、龙津、思明三个地区发动武装起义。思明工委于1947年8月在越南板乐村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爱店武装起义的具体实施方案。8月25日，爱店起义成功，成立思明游击大队，施芝华任大队长，黄友生任大队政委。至此，爱店的党组织结束了长达6年之久的地下斗争，公开领导思明地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文原刊于《左江游击斗争》第2辑）

作者简介：

林中（1921～　　）　广西岑溪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爱店特支书记，中共桂越边工委书记，中共粤桂边左江工委副书记，中共十万大山地委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龙州（崇左）地委组织部部长，广西省供销社副主任，自治区商业厅副厅长，梧州地委、钦州地委财贸书记、专员，区科技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玉林地委书记、专员，区财贸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顾委会常委等职。著有《关于思明地下党发展和活动情况的回忆》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