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鄂豫陕根据地-红军长征史

从伏牛山进入陕西，必须经过两个隘口，一是朱阳关，一是卢氏县的五里川。蒋介石为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早在红军进入桐柏山之时，就将驻开封的陈沛部第六十师调至卢氏县城以南的朱阳关、五里川一带，控制入陕要道，企图堵歼红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也判断红二十五军有入陕之企图，遂令庞炳勋派步兵两个旅及骑兵第五师跟踪迂回“追剿”；第六十师在卢氏以南地区“堵剿”；第十七路军所属特务第三团在山阳、龙驹寨各驻兵一个营，余驻商县严密布防，并令雒南（今洛南）保安团先行扼要布防。同时强调：“雒南方面有增驻重兵之必要”⁽⁹⁾。敌人在通往入陕的要道上已严密布防。

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的叫河附近，发现敌第六十师已在卢氏县城以南的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构筑工事。显然，红军已不可能从此处入陕。这时，敌“追剿纵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经由信阳、许昌、鲁山等地，也相继跟踪到庙子、栾川一带，红二十五军已处于前堵后追的境地，情况万分危急。军部当即决定改变入陕路线，另择小路，进入陕南。恰在此时，遇到一个叫陈廷献的货郎小贩。据他说，还有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入陕小道。他还告诉军领导人，卢氏城里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可以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插过去。12月5日，红二十五军先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七公里处“号房子”，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在陈廷献的带领下，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隐蔽前进，直插卢氏县城。当晚，红二十五军从卢氏城南经过时，城里的民团十分惊慌，紧闭城门，在城墙上点燃灯笼、火把壮胆，不敢轻举妄动。红军利用城内守敌空虚和秘密狭窄小道，避开了敌人的堵击，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箭杆岭）。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击溃守关民团后，进入陕南。这时，由潼关、华阴仓促调来的陕军冯钦哉部第四十二师第二四八、第二五二团，已进至雒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准备迎面堵截红二十五军。当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与敌第二四八团第三营接触，经过激战，红军全歼该敌。12月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蟒岭，到达雒南县的庾家河宿营。

庾家河地处秦岭山区，地势险峻，是个深山峡谷中的小镇，一条弯曲的小街上，住着三十几户人家，开有几处杂货店铺。这是个南北通商的必经之地，南通商县的龙驹寨（今丹凤县），以至湖北境内；北可抵达西安、华县、潼关等地。许多南来北往的商客，也多在此歇脚住宿。每到一、四、七逢集之日，周围几十公里以内的山民都到此赶集，别有一番山乡风情。

红军到达庾家河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住在小镇拐弯处的一家中药铺子里，店名“春永茂”。当年担任红二十五军第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的郭述申，后来回忆起红军刚到庾家河时发生的一桩有趣的事情：

“春永茂”药铺掌柜杨春荣，在红军进入小镇之前，听信了一些谣言，以为红军都是些“血脸红头发的怪物”，就躲到附近山林里去了，压根就没敢露面。当晚，偏又被红军抓住。此人三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皮帽，身着棉袍，战士们都认定是个“大土豪”，马上就扣押起来。过后经过一番了解，街民们都说：“药铺的杨掌柜，是个大善人，好得很！”这才弄清此人自小在药店当过学徒，懂得一点医道，因为生活所迫，曾挑着一根扁担到潼关等地跑过几年山货买卖，随后在此地开了个中药小铺，为人老实厚道，也没啥政治嫌疑。军政委吴焕先听说这事以后，忍不住呵呵笑道：“开上个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我们就住在人家铺子，还把掌柜的扣留起来，实在不够意思啰，赶快放了，放了，莫把个‘善人’当成大土豪！”马上就叫人为之松绑，并向其作了一番解释，表示歉意。杨春荣对红军有了认识，又出于对红军的感激之情，当时还从家里拿出好几斗包谷，资助远道而来的红军。听说杨春荣随后还掩护红军伤员，配制了专治红伤的药物，为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能把好坏分清，没有冤枉“杨掌柜”！可是，吴焕先心里却感到是个事儿，当晚就跟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进行商量，决定由郑位三起草一份张贴传单，借以安定民心，使群众真正了解红军队伍。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几百字的一页传单，把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都写得一目了然。记得末尾还有两句十分自豪的话：“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好几十万，……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¹⁰⁾

12月10日上午，省委在庾家河的“春永茂”药铺召开了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问题。

本来，省委并未打算在这里开会，因为敌人还在跟踪追击，不允许大家坐下来开会。但是，这天吃完早饭，省委几个人碰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会就开起来了。大家通过交流近几天行军途中的见闻，对鄂豫陕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个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峰峦峻叠，悬崖陡峭，山势比南方险峻，山里交通条件很差，敌军行动困难，统治力量薄弱，便于红军活动；这里的人民深受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山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抓丁、派夫、高利贷盘剥和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强烈；红二十五军到此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这一带有广泛的革命影响。1928年5月，参加渭（南）华（县）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先后两次由此经过。1933年5月，陕北红二十六军南下也到过这里，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应该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和条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就在大家讨论得热烈的时候，突然从庾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并且愈来愈激烈，敌军的机枪子弹和迫击炮弹落到了军部附近。一听枪声，就可判断出是遇上了敌人的精锐部队。原来，敌第六十师突然从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由于过度疲劳，警戒疏忽，发现敌情较迟。因此，战斗一开始，敌第三六〇团就夺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向红军猛烈攻击。省委立即中断会议，进入阵地，指挥战斗。徐海东当即率领第二二三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第二二四团和第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配合第二二三团将敌人的进攻打退。激战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徐海东负重伤。这时，敌第三五五团、第三五七团相继增援上来，再次向红军发起冲击。于是，全线展开了争夺坳口和两侧高地的激烈战斗。一时间，满山遍野，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步枪、机关枪对射，手榴弹轰鸣。在反复冲杀中，程子华也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许多干部、战士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同敌人拼杀时，一条腿被敌人打断，仍坚持指挥战斗。该团第七连一挺机枪在和敌人对射中，第一名射手倒下去，第二名射手接着打，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接着打起来，终于把敌人的火力压倒了。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腭负伤，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土地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颗手榴弹，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最后壮烈牺牲。战斗直至黄昏，红军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打垮。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300余名，红军亦伤亡100余名。

省委庾家河会议，虽然由于敌第六十师的进攻而中断，未能进行充分讨论，但仍及时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确定了建立新区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决议认为，鄂豫陕边界地区存在着敌人力量薄弱，群众生活贫苦，容易发动，能与川陕红军相配合，以及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便于红军开展活动等有利条件，基本符合中共中央1934年2月12日给省委指示信中关于创建新根据地的原则。因此，决定在此地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提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在新的任务与困难面前，既要反对悲观失望、消极退却的右倾思想，又要反对那些“死守”拼命的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其组成人员不变。

庾家河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在雒南蔡家川（亦称蔡川）进行了整编，撤销了第二二四团番号，将人员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军领导人的职务作了个别调整，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此后，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今旬阳）、宁陕、佛坪、洋县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当时，陕西省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矛盾很深。他在1930年10月率领第十七路军入陕后，蒋介石担心他的势力向西发展，占据西北与自己抗衡，因此极力加以控制。此时，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蒋介石因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致使追堵红二十五军的部队，大部没有进入陕西境内。而杨虎城这时又忙于北攻陕北红军，南拒川陕红四方面军，西与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胡宗南等钩心斗角，一时尚未集中更多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这样，就造成了红二十五军开辟根据地的好时机。

这时，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因负重伤，都躺在担架上；省委书记徐宝珊由于重病缠身，也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指挥行军打仗、领导开辟新根据地的重任落在了军政委吴焕先的肩上。吴焕先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率领红二十五军，按照庾家河会议精神，采取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先南下郧西，继北返雒南，再东到卢氏，又西进蓝田，纵横驰骋。他一方面调查了解这一地区的地形和社会情况，一方面率部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摧毁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基础；根据广大群众反抗捐税的迫切要求，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2月20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党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同时提出，只没收军阀、官僚、卖国汉奸、民团首领以及反革命分子所开的商店，保证正当经商和行商，对资本在300元以下的小商户实行免税等规定。这些政策，对于开辟新根据地，稳定民心，促进物资交流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省委确定首先在鄂陕边界的镇安、山阳、洵阳、郧西四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一举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大批“抗捐犯”，并缴获了许多布匹和棉花，解决了全军的冬衣问题。同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赶快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生产兴业，造成工农群众自己的镇安县。很快，红军主力部队遍及于镇安、洵阳、郧西、山阳四县边界地区。他们横扫地方民团，广泛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豪绅恶霸，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粮食、财物，使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和住房，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也分得了衣物。在郧西一、二、三天门地区，当地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的有500多户，分得粮食、衣物的有1000多户。少数群众害怕地主报复，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红军就在夜间将粮、物送到他们家里。与此同时，红军还在镇安店垭子对“大刀会”武装进行了团结改造工作，将他们编成抗捐军，并派去红军干部以加强领导。这样，经过努力，红军的各项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镇安县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成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部队还吸收了400余名新战士。到1月底，红二十五军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区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战士又有了“家”。

这时，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两个团开入陕南，驻湖北均县的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旅三个团推进到上津、白河，统由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警卫团对红二十五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企图在红二十五军立足未稳之时加以歼灭。

1月下旬，陕军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逼近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为争取主动，各个击破来犯之敌，遂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再转至凤凰嘴，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敌第一二六旅和警备第二旅急忙掉头尾追，而红二十五军已进至柞水县蔡玉窑。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1月31日，红二十五军以一部兵力袭占柞水县城，吸引敌警二旅西进，分散尾追之敌。2月1日，当敌“围剿”主力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第二五二团单独追到蔡玉窑时，红二十五军主力突然予以打击，击溃敌二个营，歼敌一个多营。

随后，红二十五军向北转移到蓝田葛牌镇。2月5日，敌第一二六旅两个团向葛牌镇进攻。红二十五军得到群众报告，冒雪事先占领了葛牌镇以南的文公岭一带高地。下午2时，敌第二五一团首先向红二十五军发起进攻，被红军阻于阵地前沿。接着，敌第二四八团增援上来，红军集中火力，猛烈压制，阻止了增援的敌人。同时，红二十五军分别由正面和左翼向敌发起猛烈反击，歼敌二个多营，余敌向南溃退。

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敌第一二六旅损失严重，一时不敢再来进攻。红二十五军则就势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界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游击队和抗捐军，并再次发布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在扩大红军的工作中，当地许多贫苦群众踊跃报名参军。红四方面军在两年前转战到陕南时，留在柞水地区的伤员明道和，听说红二十五军到了红岩寺，立即领着十五六个放牛娃，跑来参加红军。这一群可爱的牧童小兄弟，刚好组成一个班，由明道和担任班长，被编到学兵连进行训练。还有山阳县袁家沟口的曾兆文、曾兆祥兄弟二人，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子，全家五口人参加了红军。当时，仅柞水县红岩寺区就有300多人参加红军。红二十五军经过努力工作，先后在蓝田县葛牌镇、柞水县红岩寺、曹家坪、山阳县小河口、袁家沟口、牛耳川、杜家沟等地，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开辟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此后，红二十五军南下郧西地区。

2月19日，省委在郧西二天门召开了第二十次常委会议。会议认为，红二十五军入陕两个多月以来，虽然连续开辟了两块根据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着新苏区实际的造成，相差得如何的远”⁽¹¹⁾。因此会议再次提出：要大量地扩大红军；要建立地方武装，大力发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有计划地消灭反动武装，推翻当地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要立刻解决土地问题，把地主豪绅的田地、粮食、物件分配给贫苦群众；要建立赤区，至少建立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要在赤区建立地方党的领导，要以阶级路线做基础，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可以利用的乡绅（不是首领）掩护我们党的秘密工作；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首先做好根据地内回族群众的工作；等等。

会议还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单独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思想斗争。自从庾家河战斗后，省委内部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有少数同志认为，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创建根据地需要有党的、行政的干部，缺乏干部创建不起来，即便是创建起来了也不易坚持。因此，仅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单独创建新根据地有困难，主张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而大多数同志则认为，陕南的敌情、地形、群众条件都适合创造根据地，在陕南可牵制杨虎城，东面对鄂豫皖老区，西南面对川陕苏区，北面与陕甘刘志丹部配合作用大，入川的作用小。但是，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加上春荒的到来，给部队的行动和补给都增添了新的困难，这就更助长了主张入川同志的意见。

为了统一思想，坚定反“围剿”斗争和创建新根据地的决心，会议对创建新根据地存在着畏难情绪的同志给予了批评，仍然坚持庾家河会议决定的方针，并作出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

会后，省委决定建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鄂陕地区的郧西、洵阳、镇安、山阳四县边界地区和陕东南的镇安、山阳、商县、柞水、蓝田五县边界地区的工作。同时，将镇安、郧西、山阳等地的抗捐军和游击队分别编为第五、第六、第七、第九路游击师，将第二二三团第七连扩编为战斗营，坚持对敌斗争。

这时，红二十五军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的消息。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于2月下旬由郧西地区西进，一路上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3月8日，进到洋县华阳镇。此时，由郧西尾追而来的陕军警备第二旅也追到华阳镇以东地区。3月10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石塔寺附近设伏，将敌警二旅二个团全部击溃，毙伤敌200余名，俘敌团长以下400余名。敌旅长张飞生亦被击伤，藏匿在敌尸堆里装死，后乘夜逃走。

此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在华阳地区发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将60户地主恶霸的3200多亩土地，分给1000多户农民，将没收地主的900多石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七个乡的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红军还派出几十名干部战士到地方工作，组建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数百人的抗捐军。至此，红二十五军建立了第三块革命根据地。当时，群众高兴地唱道：

二月初六⁽¹²⁾炮声响，
警备二旅垮个光；
华阳建起苏维埃，
土豪恶霸一扫光；
分田分地又分粮，
穷人开始把家当；
吃饭莫忘红廿五，
翻身全靠共产党。

华阳，位于汉中以北地区，周围群山环抱，地形很好，便于小部队开展游击活动。华阳根据地的建立，不仅扩大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的回旋区域，而且有利于发展汉中以北、太白山以南山区的游击战争。但是，与华阳邻近的汉中地区，敌人的兵力较强大，而华阳地区又人烟稀少，物资、粮食十分缺乏，不便于大部队活动。因此，省委认为红军主力还是应以陕东南地区为中心，向豫西、鄂西北发展为好。于是决定留下游击队坚持华阳地区斗争，主力返回东部地区活动。(www.chuimin.cn)

3月下旬，红军东返葛牌镇。陕军警备第三旅一直紧追不舍。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将敌警备第三旅大部歼灭。至此，红二十五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九间房战斗后，临近的鄂陕与豫陕几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红二十五军以袁家沟口、红岩寺为中心，建立了中共五星县委和两个区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4月中旬，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对主张入川的少数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进一步坚定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会议改选了省委，新的省委由11人组成，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会后，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4月18日傍晚，一举攻克雒南县城。随后，进入豫陕边的雒南、商县、商南、卢氏四县边界地区，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先后在孙家山、北宽坪、桃坪、峦庄、庾家河、留仙坪、灰池子、七盘磨、刘家花屋、梨园岔、腰庄等地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地方武装，创建了第四块革命根据地。5月初，省委为巩固和发展豫陕边根据地，决定建立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统一领导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红二十五军人陕五个多月来，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军已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成立了鄂陕边、豫陕边二个特委和五个县工委，还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二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一个拥有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的鄂豫陕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二十五军的胜利，震动了蒋介石。4月20日，蒋介石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由杨虎城指挥，向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并限令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将红二十五军全部消灭。

为了做好反“围剿”的准备，省委决定利用敌人第二次“围剿”尚未到来的间隙，抓紧时间进行战备整训。5月4日，整训开始。在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各部队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战术训练，还结合总结工作，整顿支部，改进作风，进一步加强了连队和机关建设。通过整训，增强了战胜敌人、夺取新胜利的信心。

就在这时，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因患肺病，于5月9日在龙驹寨逝世。

徐宝珊是湖北省汉川县许家村人。1929年被党组织派到鄂豫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共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特委和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书记，鄂豫陕省委书记。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豫陕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领导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从鄂豫皖到鄂豫陕，病情加剧，病体难支，但始终与同志们相依为伍，纵横千里，坚持斗争。他的逝世，使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徐宝珊逝世后，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由吴焕先代理。

此时，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开始了。原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和驻郑州的唐俊德部第九十五师，开入雒南城以东以北地区，由北向南进攻，萧之楚部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由郧西县的上津向北进攻；庞炳勋部第四十军和陕军第三十八军各一部，配置于安康、镇安、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以形成分进合击之势，企图聚歼红二十五军于商雒地区。红二十五军觉察敌人的动向后，于5月11日结束整训，南下郧西地区。

5月下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军长程子华因伤势较重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将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及一些战例，在会前向吴焕先作了介绍。会上，徐海东提出了“先疲后打”作战方针的建议。省委经过充分讨论，认为陕南山大沟深，又无公路，人口也少，敌军后方补给困难，必然采取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于是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二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6月初，红二十五军由郧西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4日夜和5日晨，先后在商县的商雒镇附近，与敌第一一〇师、第一二九师遭遇，毙伤敌团长以下200余人，并缴获部分武器。随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直插敌第六十七军背后，敌第一一〇师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拟在苍龙岭伏击该敌，因被敌发觉，遂东转庾家河地区。红二十五军向北跳到外线后，敌原来部署的北面敌军向南、南面敌军向北合击红军的矛头，不得不改为都向北。敌第一〇七师由商县迂回到雒南县城东南，迎头堵击红军；第一一〇师和第一二九师跟踪尾追；第四十四师由山阳继续北上。红军见各路敌军密集，决心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掉头向东南大踏步前进，继续在外线活动，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人，创造战机。

6月10日，红二十五军从庾家河出发奔向东南。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打下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第四十四师营长以下官兵170多人。红二十五军这一突然行动，使北顾商县、雒南之敌又被牵向东南，纷纷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向东南行动，远程奔袭荆紫关。

荆紫关为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有敌第四十四师后方临时补给站，守敌比较薄弱。为出敌不意，红二十五军以手枪团化装成敌四十四师的部队，于6月15日下午4时出发，急行军65公里，16日逼近荆紫关。敌人外围警戒分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列队迎接。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解除了该敌武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警戒线，迅速逼近城下。城中守敌发觉，立即关闭城门，向红军开火。这时，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跑步赶到，搭人梯强行登城，占领了全城，残敌向东南逃去。

荆紫关战斗，红军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其中有很多白面、猪肉、白糖，还有弹药、军衣、鞋子、绑腿，等等，仅上等布料就有3000多匹。

这场战斗结束后，敌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警一旅等部，闻悉又向荆紫关蜂拥而来。此时，敌军的部署已被红军全部打乱，部队也被拖得相当疲惫，士无斗志，锐气大减。敌第四十四师因疾病和逃亡，多数连队已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红二十五军为了继续分散和疲劳敌人，决定挥师西进，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区域，选择有利战场，歼其一股。

6月17日，红二十五军离开荆紫关，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急速西进。敌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四师和警一旅急忙掉头追踪，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进到漫川关、上津一带，迎头堵截。

6月的天气，说变就变。部队在行进中，不是烈日当头，就是暴雨淋身，路途极为艰难。但是，为了调动和拖垮敌人，红军指战员们不怕山高路险，不顾日晒雨淋，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吃口干粮，靠两条腿，日夜兼程，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6月22日，红军在山阳县姚家湾击退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一部的阻拦，而后冒着大雨由西岔河转向西北，25日回到根据地边沿的商县黑山街。这时，各路敌人均被甩在后面，距红军最近的陕军警一旅，也有四天的路程。红二十五军决定以伏击战消灭敌人，初步选定山阳县小河口为战场，并提出：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29日，敌警一旅追到黑山街附近，红二十五军为了诱敌深入，稍与之接触后，即向小河口撤退，当即发现该地区地形较开阔，不便伏击，遂向西退到袁家沟口。

从袁家沟口往西到桃园岭一带，有一条长约十几里的深山沟。沟两旁，高山入云，杂草丛生，栗树成林。沟心，一条小路，伴着一条小河，蜿蜒而行。小河里，流水潺潺，清澈见底。从山顶上看下去，整个山沟如同一条长长的口袋，摆在万山丛中。这里还是开辟较早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军领导立即决定以这里为战场，作为埋葬敌人的坟墓。

6月30日，敌警一旅追到小河口。红二十五军为诱敌进入预设的伏击战场，佯进柞水县红岩寺。7月1日，敌警一旅追到袁家沟口，红军连夜循来路返回桃园岭，布置好兵力，等待敌人自投罗网。陈先瑞后来对这场战斗作了如下描述：

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后；天已经亮了。清晨，大雾弥漫，敌人正在袁家沟口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军领导立即发出攻击命令。冲锋号一响，我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我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群，敌人慌忙向西逃跑，又遇我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打击。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我军战士像一把把尖刀插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缴械。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我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路游击师阻击，便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我军多次猛攻，残敌全部被歼。这一仗，毙伤敌300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各种枪千余支。这是一次极为出色的歼灭战，充分反映出红二十五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战略和战术运用上的成熟和提高。

战后，主力部队进行休整，游击师打扫战场，附近各村的群众，敲锣打鼓把猪羊送到军政治部，热情慰劳红军。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还召开了祝捷大会，军民共庆袁家沟口战斗的巨大胜利。⁽¹³⁾

此战后，为继续掌握主动，把敌人调出根据地，寻机歼敌，同时补充兵员和物资，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再次转到外线作战，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当年流传在长安县引驾回等地区的一句民谣。农历六月十三，正是公历7月13日。这天，恰是蓝田县焦岱、长安县引驾回两地逢集之日。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提篮的，挑担的，推着小车的，一路上络绎不绝，潮水般地涌向集镇。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也就在这一天，活跃在商雒山中的红二十五军及第四路游击师，以极其突然的行动，经由商县杨家斜、蓝田县石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横扫蓝田县焦岱和长安县引驾回两地民团，前锋直抵西安城南十余公里的韦曲、杜曲，威逼西安。当地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眼啦。”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终南山附近的村庄暂时住下，军部设在终南山下子午峪北口的子午镇。这个拥有百十户商号的峪口乡镇，又是进出终南山的必经之地，许多南来北往的商客，也多在此住宿。红二十五军立即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贫苦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动员青壮年参军。

红二十五军这一出敌不意的行动，使省城西安大为震动。谁也想象不到，这支刚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歼灭陕军警一旅的红军部队，置30多个团的“围剿”兵力于商雒山中，此时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出终南山，直抵西安近郊。这时，城内的敌人惶惶不安，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被迫停止了行动。至此，蒋介石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红二十五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打破了敌人的两次“围剿”，鄂豫陕根据地已初具规模。随后，红二十五军又在省委的领导下向着新的目标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