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张爱玲小说写作中的女性问题探索

谈论张爱玲小说的人，大都会提到人性。一位研究者说过这样决绝的一句话——“如若苛刻地只允许二个字来包容张爱玲的创作，几乎所有人选择的都会是——人性。”^[1]

之所以如此，浑言之自然因为文学就是人学，人性的关注乃是一切文学的基本课题。具体到小说的创作，一如弗斯特所言：“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把它从小说中祛除或涤尽，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字。”^[2]析言之则在于张爱玲是一位对于人性问题有着非常明确的自主意识的作家，谈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她直言不讳地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由此，她强调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3]。

她的小说就是她的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在给她的第一本小说释名时她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读一读她的小说，我们立刻就会清楚，她的话中的“普通人”是完全可以用“人性”而替换的。

不过，以小说创作为形式，在对人性进行关注探究之时，由于张爱玲特殊的女性视角，加之她独特的人性即是妇人性的观念的内在规范，所以，女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张爱玲的小说较多成功的女性人物形象刻画，曹七巧、白流苏、小艾、曼桢自是不用多提，愫细、葛薇龙、许小寒、言丹珠、娇蕊、烟鹂、玉清以及阿小，等等，也都异彩纷呈，各有特点。这些形象寄寓了张爱玲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因此，分析这些形象，自然也就逼近了张爱玲的思考。

分析张爱玲的女性人物形象，我们有必要提及她曾说过的一段话。1946年她的《传奇》增订本出版之时，解释书的封面，张爱玲曾说，它“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象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对于此封面，研究者杨义也评论说：“这是张爱玲小说世界及其情调、色彩、韵味的极好的象征。”^[5]

张爱玲的话，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她笔下的人物的基本特征和其所处的犯冲着的生活情境。在古与今、华与洋错综交杂的时空里，她的女性人物们为新旧两重束缚所规范，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成为一种悲剧而又尴尬的存在。

她们首先是旧生活的一种奴隶，因循着过往的历史重负，本质上成为一种为男人而将自己失去的存在。

表面上看，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已然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了，物、词语、行为方式等等，使得新生活如《传奇》增订本封面上的现代人形，粗蛮而不可阻拦地逾墙而探了，然而遗憾的是久居于古旧世界中的人们，却又像画面中的那位女主人，兀自沉浸在熟悉的情调之中。老的已趋于僵硬，不愿也不可能再变；小的虽然敏感着新时代的到来，不得不时时迎合新的要求，但是在真实的意愿里，旧的生活却显然是她们所从出因而更为熟悉的生活，这种生活中的旧的物，旧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旧的关系，像一张温柔的网，先在而又全面地规范着她们。

翻阅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看到他的女性们所处的背景几乎是清一色的——没落的旧式家庭。这些家庭像《琉璃瓦》中姚先生的家，《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以及《小艾》中的五太太的住所等等，它们都有着极为相似的性质，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活动的具体生活空间。

无可置疑，这些家庭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期都曾经荣耀过，但是这种荣耀，事实上与女性的关系又不怎么样，除了物质生活的暂时稳定之外，女性作为人的真实内涵其实是很少被顾及的。

在中国极为漫长的历史中，社会一直是男人的社会，女人的活动天地只有自己的家，而且权利极其有限。古训里有“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的纲常规范，《说文解字》中讲的“妇者，服也”的说法，其实是很能代表一班人对于妇女的看法的。这种看法从道德上规范了男人对于女人的绝对主宰权利，男人是女人的天，女人活着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生男人和为男人，男人成了她们做人的基本和根本的内容，而她们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内容则被社会完完全全地所忽视，她们充其量只是一些为男人的人。

旧式女人的这种命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着极为普遍的表现。《琉璃瓦》中的“瓦窑”姚太太，她一生的内容就是生产，作者在对她的身份做介绍时说：“姚先生有一位多产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儿”。《金锁记》里姜公馆中的众媳妇们，无论她们嫁的男人是怎样的靠不住，她们却都得靠着，就像曹七巧，她的男人早已经废了，成了一个活僵尸，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她就得守着，因为守着他，七巧就还是这个大家的媳妇。在所有这类女人中，《小艾》中的五太太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她既无姿色，性情又寡淡无味，所以嫁到席家后便不为五老爷所宠，婚姻形同虚设，在大家庭里只有一个既像弃妇又像寡妇的不确定身份。然而可悲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份她却并没有怎么样的自觉，相反，为了维持住她的正头娘子的地位，她曲意逢迎，忍气吞声，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所应有的尊严。书中有这样一段夫妻见面的描写：

……五老爷便在下首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五太太依下侍立在一边。普通夫妻见面都是不打招呼的，完全视若无睹，只当房间里没有这个人，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不过景藩是从从容容的，态度十分自然，五太太却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象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斜伸着一只脚，她是一双大脚，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那双鞋似乎又太小了，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内唧唧的隆起一大块，可不是，又胖了！连鞋都嫌小了。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又疑心头发毛了，可是又不能拿手去掠一掠，那种行动仿佛有点近于搔首弄姿。要想早一点走出去，又觉得他一来了她马上就走了，也不太好，倒象是赌气似的，老太太本来就说景藩不跟她好是因为她脾气不好，这更有的说了。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那里过了半天，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她的手指无意触到面颊上，觉得脸颊滚烫，手指却是冰冷的。

为了一个不肯用正眼瞧瞧自己的丈夫，竟这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旧式女人命运的可怜和心理的卑微，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正如张爱玲惯常所以为的一样，这还没有完。旧时代男人是这样的重要，时代不同了，大多数男人的家都开始破落或者已经破落，窘困于经济上的拮据，许多男人已不似先前那般颐指气使，然而对于和时代背身而坐的女人，一切变化却显得过于细微。男人依旧是生活的中心，嫁人，嫁一个经济上有实力的“好男人”，依旧是张爱玲笔下女性们日常生活所主要考虑的话题，只不过相对于旧时“待字闺中”的从容，她们现在表现得更为迫切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爱玲的小说都是一份真真切切的嫁人录，书中的女性如《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心经》中的段凌卿，《花凋》中的川嫦，《金锁记》中的长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以及《红鸾禧》中的邱玉清，等等，过去它们都应该是大家闺秀，婚姻上一般都有着较为充裕的选择，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了，她们所仰仗的高贵的家庭门第都贬值了，她们的身份因此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她们所精心修习的各种典雅的知识和文化，原本都是为她们的婚姻做准备的，但是现在在时代的蛮力面前，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张爱玲笔下的年轻女性们内心普遍存在一种嫁不出去的危机感受。如《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对于女儿与罗杰·安白登先生的婚姻的无缘无故的担忧，《金锁记》中长安对于童世舫的押宝，《心经》中段凌卿即使没名分也在所不惜的态度，《倾城之恋》中四奶奶一听说相亲，就对女儿宝络的拼命鼓动，以及《年轻的时候》中的那位异国女郎沁西亚“为嫁人而嫁人”的实际，都是对这一点的极好证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对于业已缔结的一份姻缘，书中的女性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视。《第一炉香》中，通过作者的介绍，我们知道乔琪是一个不肯负责任而且可鄙的男人，乔琪自己也这样说自己。然而为了在无着落的生活的海洋中抓住这一块唯一的木板，葛薇龙还是步步退让，清醒着自己的堕落但还是紧紧地依傍着乔琪。葛薇龙如此，白流苏如此，正在体验着结婚的喜悦的邱玉清也是如此。在邱玉清给自己在服装店里挑结婚的衣服时，作者写道：“坐在石鼓上，身子向前倾，一手托着腮抑郁地看着她的两个女傧相，玉清小心地不使她自己露出高兴的神气——为了出嫁而欢欣鼓舞，仿佛坐实了她是个老处女似的”。从自家的出身看，邱玉清的婚姻并不是一桩怎样门当户对的婚姻，然而能够嫁出去，并且对方有一份殷实的家产，这也就足以使她欣奋异常了。

此外，还有《等》中的那些太太们，《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等等，有了一份婚姻，即使这份婚姻如何地名存实亡或使她们遭受侮辱，她们也都毫无例外地迁就着，忍耐着，唯恐因为自己的某种不当而将这一点点的实在也失去。

在这样的生活中，女人还能够是女人自己吗？张爱玲不止一次地对这一问题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过追问和反省。还在中学时代，在《霸王别姬》一文中，借助女主人公虞姬的口，她就讲：“——啊，假如他成功了，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所。她将穿上宫装，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为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他一个‘端庄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名16岁的女中学生说的话，人生华美的袍子里所包裹的空洞苍凉的生命本质，竟是如此的真确！然而就此舍弃吗？似乎又不能。因此在与三少爷分手后，曹七巧情不自禁地就有了这样一段反省：“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戳穿之后什么就没有了，所以女人一生的时光就只好是等和忍。女人的这种遭遇，傅雷先生当年名之曰“无名的浪费”和“人的压瘪”，^[6]张爱玲自己在《茉莉香片》一文中形象描述说：“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锈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字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便是老旧的生活在灵与肉两个方面对于女人的深层规范，它们不仅消解了女人之为女人的独立性，而且也在原始的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动物这一点上，使女人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从而成了一种远离具体的人所存活的时代氛围、让动也动不了的真正意义上的行尸走肉。套用张爱玲自己的话，就是她们都成了一些“精致的废物”或“精神上的废物”。

旧式人物总是千方百计地固持着旧式的威严，但是时间的流逝，旧式的威严毕竟已经成了过时的威严，他们的节目演完了，他们不可能站在舞台的中心而永不谢幕。新的生活于是在张爱玲的笔下渐次走来，就像前面提到的《传奇》增订本封面上的现代人形，他爬过栏杆的脸面和身子，在窗子里是越来越探得深了。

女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先是服饰，“民国初年的时候，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形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和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睛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般”^[7]。然后是各种家用摆设和日用品，钢琴、留声机、电话等开始有了。再然后就是日常接触的人也开始变着，暴发户，留洋学生，南洋华侨甚至各式各样的外国人等等，都是以前的闺阁生活所不能想象的。身处于这样的环境，强硬如曹七巧般的旧式人物也不能不感受到自己的衰老。《琉璃瓦》中好面子的郑先生在饱受儿女的折磨之后黯然地想，自己恐怕是活不长了。张爱玲的这种写法，是深藏着某种象征的意味的。(www.chuimin.cn)

如此这般的情境，种种束缚女性的旧规范便不能不有所松动。和先前的女人相比较，新时代的女性似乎有着更多的自由度。她们可以穿突出自己身体的衣服，可以走出家门去看电影，去跳舞，甚至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像孟烟鹂、邱玉清、许小寒、姜长安一样地去上学或走进社会去自谋职业。严格地讲，这种变化自然是极其有限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它们都远未臻至较为充分的地步。但是这业已出现的变化，却也给人许多的信心，使人容易产生这样的幻想，从“五四”初期就提出的女性解放问题，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种解决的契机？

背向我们的期望，张爱玲的回答是否定的。她敏感到了女性们的变迁，但在同时，通过对身边鲜活事例的考察，特别是经历了香港战乱时许多女孩子不顾一切地寻找嫁人的机会的事后，张爱玲便清楚了新时代女性们的变化，实际上是有着极为鲜明的被动性的。

这种被动性有着诸多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她们的走出家门——上学或者谋求职业，首先大都是由父母决定的。父母让上了就上，不让上了，随时就可能结束，就像郑川嫦和姜长安，她们没有自己的意愿或需求，一切尽凭他人安排。因此，即使半途而废了，多半也没有强烈的反应。

此外，这种被动性还体现在她们趋新适时的外表下，包裹着的往往依旧是一颗古旧的心。

翻阅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生活固然在外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但是这种变化却实实在在只是外部的，对于书中的女主角们，这种变化却还不足以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生活观念或意识，使她们对以前的生活产生一种清醒的反省和检讨，以期让自己的生活产生某种实质性的变化。

从根本上讲，她的女性们多半只是一些习惯于低头走路的女人，生活的变迁并未能改变她们所走的路，她们只是感到不安，感到时代背景下旧式生活不能再继的生存的种种“惘惘的威胁”。所以，她们的努力是极其有限的，外在的种种变化并未能使她们成为一种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醒的主宰意识的人，新的生活中，她们依然延续着女人们在千百年历史中不变的课题——那就是嫁人。

不过，正如前面所言，在这一重意义上她们所面对的情况似乎比原来还要糟糕。沧海桑田，她们先前可以仰仗的家庭已不足为凭了，式微的式微，破落的破落，她们少了一份先前“待字闺中”的从容，相反却多了一份先前不曾有过的紧迫感。所以，在嫁人的问题上，她们便大都较先前主动，上学堂，谋职业，在社会上抛头露面，表面上看有了许多的解放和自由，但其实质，却正如书中人物所言，学校只是“新娘学校”，女店员，女打字员，都是“女结婚员”，“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因着这一目的，所以嫁不了人的，如川嫦，如《封锁》中的翠远，《倾城之恋》中的三奶奶四奶奶的女儿等，自然便都感到了一种作为女人活人的不自在。侥幸能够嫁人的如葛薇龙，如邱玉清、白流苏以及《“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等，也都不得不付出女性作为人的许多尊严。

除此而外，起于对战争年代动荡生活的深刻感知，张爱玲还从整体上对于即将到来和正在到来的新生活给予决然的否定。她不止一次地讲，“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8]在时代的这种整体的破坏中，女性作为社会中最弱的一种角色，危巢之下，要求得以完卵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女性们来说，张爱玲的笔下便充满着时代的种种不友好。待在家中的妇女，丈夫往往看不起，她必须平心静气地承受丈夫在外边的胡作非为，譬之如《心经》中的许小寒的母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等》中的那帮太太；出去做职业妇女吧，“又要管家，又要做事，又要打扮”，^[9]辛苦不算，还往往要经受丈夫被别人夺去的危险。

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因此很难做人。守旧吧，不愿也不可能了。响应新生活的召唤，走进吧，新生活整体的破坏属性却又使她们心存种种的恐惧。就像葛薇龙，在时代的感染之下，她已经能够被父母送进学堂读书了。读了些书，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她开始有了独立的做人标准。她的家从香港搬往上海时，她自己做出了决定，毅然向一直和父亲合不来的姑姑梁太太求取经济上的支援，并且自信自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好好读书，以其将来能够自立。

她的理想并不怎样高，充其量只是一个女孩子一份极为现实的打算。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份不算过分的人生期望却一点一点地破灭了，小说的结尾，作者写道“她已经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了，生活对于一个本来自信的女孩给予了苍凉之极的嘲讽。由想念书到想嫁人，由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到抓住乔琪这个唯一可能的机会，由想与乔琪结婚到只能做他的情人，由情人再到发现乔琪的不忠而仍然嫁给他，直至死了心为梁太太弄人、为乔琪弄钱，葛薇龙可以说是一步步地看着自己等而下之地坠到生活的泥潭的。在她失败的途径上，每一次的退让都不是先前她所能欲想的，然而不容她准备，生活很快就给了她答案，她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只好睁着眼看着自己走到自己所期望的对立面，一步一步接受无可奈何的命运。

与完全沉浸在旧式生活中的女性相比较，葛薇龙无疑有着较新的面貌，对于新生活的向往，使她对于旧式女性的悲剧性命运有了较为清楚的省察，所以她努力着挣扎着，极力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自主之路，但不期结果却比旧式的女性更为不幸。她的遭遇一如自己所言：“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太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她曾经想回到自己的过去，但是她的姑母正告她：“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

旧的生活虽然不好，但是遵从旧的规范，女人们多少还有些安全感，而新生活的破坏性则从根本上抽去了女人们求取人生稳定的现实基础，在更多也更重的生活的压力之下，她们虽然被新生活拨开了眼睛，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活的苦难将自己淹没。张爱玲由此清楚了新生活给女人所带来的更为深重的灾难，所以她笔下的女性们或是像《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阿小一样，对于自由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和不安，或是像白流苏、孟烟鹂等一样，在解放之后又自觉地回返到旧的生活之中。

张爱玲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临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个例外。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清晰，亲切。于是她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10]这段话很好地证明了在对女性问题进行思考时张爱玲远较当时其他女作家深刻的一面：她既注意到了旧的生活的不合理，同时又没有轻易地相信新的时代的到来就必然意味着女人幸福世界来临的天真梦想；她既揭示了旧的规范之下女性天生为奴的可悲命运，同时又充分展示了新生活中女性重新为奴的悲剧，从而在新旧世界畸形荒诞的杂揉中，给读者形象地描绘了女性不得不失去自己的种种无奈和悲苦。

张爱玲的作品因此具有了别的女作家的作品所不具备的复杂和深刻，她关于女性所说的话，现在我们想一想，也还是不乏多样的启示意味。

[1] 张洪：《无奈与悲哀》，《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2] 弗斯特：《小说面面观》中译本，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4] 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6]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页。

[7] 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8]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9] 《苏青与张爱玲对话录》，《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10]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