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1]

前　言

科学地分析陈独秀的思想、正确地评价陈独秀的功过，是我们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问题过去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禁区。陈独秀是对中国近代史和党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他在五四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尊重历史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态度。任何对历史人物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随意褒贬，都不过是一种可耻的自我嘲弄。对于陈独秀的历史作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近乎切合实际的评论。“文化大革命”后，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就再也很难说公道话了。当年，有许多同志就是因为在文章或讲课中谈到陈独秀前期的实际情况而被扣上种种罪名，惨遭打击。因为陈独秀的关系，株连到《新青年》形同禁书，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几同禁语，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打成“叛徒”、“民主派”，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和党史上一出场就很坏，五四时期丰富的革命历史，在他们炮制的“党史”里，只剩下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孤零零的战斗。他们把一些人加以神化，一些人加以鬼化。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猖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应该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去评价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在这方面，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普列汉诺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最初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883年他在日内瓦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以后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1903年以后，他同列宁分裂，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战争和革命等重大问题上，都反对列宁的路线。1917年，他反对在俄国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人物应当怎样评价?看看列宁的论述，对我们评价陈独秀会有很大的启发。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

(一)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对他十分尊重，称赞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并高度评价他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他“对伯恩施坦最时髦的‘批评’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2]。

(二)当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以后，列宁尖锐地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他“为了走进立宪民主党的前厅，只好在全体人民面前背弃自己昨天的声明”。^[3]

(三)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路线错误时，对他在理论上的功绩一直肯定，予以保护，并且热烈赞扬他的一部名著《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4]

(四)列宁不仅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功过采取分析态度，在坚持原则斗争的同时，肯定其历史作用，而且对他的某个阶段，例如1903年至1914年，也采取有区别的分析态度，把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和组织上的错误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5]

(五)列宁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还建议把他的哲学著作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指出:“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6]

显然，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科学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对陈独秀的评价也应该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当然，决不能把陈独秀简单地同普列汉诺夫进行类比。普列汉诺夫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过重大的贡献，陈独秀就没有。陈独秀写的任何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同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相比。但是，陈独秀接受和积极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他主编过《新青年》，而《新青年》影响和培养了中国整整一代新的革命者。就这一点以及他们最后的结局来说，陈独秀和普列汉诺夫确有某些相似之处。既然普列汉诺夫的历史作用不能抹杀，那么，对陈独秀的历史作用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

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当像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那样，作出公正的评价。

当前，党史界对陈独秀早期的评价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大家认为，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主将，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至于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的思想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否由民主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否从进化论和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基本上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许多同志的意见却是不一致的。

一种意见认为，从1920年，特别是从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陈独秀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本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不仅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而且在实际上，也投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了。我是同意这种意见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在思想和理论上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自己并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依然存在，并没有挖掉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根子，他只能算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关于陈独秀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围绕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共产主义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无产阶级是否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陈独秀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的。这就表明，他已经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尽管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意见我也是同意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虽然在早期的革命中起过进步作用，“五四”以后，他的思想也有所前进，但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他虽然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仅仅是宣传而已，并没有实行，所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我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和虚心学习的态度，谈谈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全面评价陈独秀早期历史功绩的基础上，结合上述提出的有关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次空前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7]

这场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和主编《青年杂志》为其开端的。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率领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展开了最猛烈的进攻，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最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战斗口号。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重要文章:《敬告青年》。强调中国需要“改弦更张”，认为中国的封建旧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几千年，已经一文不值。他大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8]号召青年“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9]他希望青年努力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0]他明确指出“科学与人权(按:人权即民主)并重”，^[11]从而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战斗口号。

民主与科学是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对立物。关于民主，陈独秀写道:“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破坏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12]由此而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关于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13]他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按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乎现今社会的，即使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重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4]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当时民主简称德先生，科学叫做赛先生。陈独秀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5]公开声明:“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6]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不可调和的坚决态度。这种勇敢坚定的态度，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也值得称赞。

在民主的旗号下，陈独秀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的专制政治，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他说:“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17]他抨击专制主义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称赞近世国家是“民主国家”，是“真国家。”^[18]他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19]就是说，要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陈独秀在大力宣传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宣传了科学思想，号召人们发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当时，陈独秀致力于打破横亘在人们思想上的两种迷信:一种是破除对宗教鬼神的迷信，一是破除对“圣道”、“名教”的迷信。后者就是反对封建教条，这点将留在后面细谈。前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虽不是论战的主题，但因当时一批地主和神棍，设立“灵学会”，扶乩降坛，假借“神威”，来反对民主与科学，阻止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改革，陈独秀曾为此著文揭穿了神棍们的那些荒诞的无稽之谈。从陈独秀的言论看，当时宣传科学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主张“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释宇宙人生之秘密。“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规”^[20]。(二)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天罚、天幸”的天命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无形无质的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认为宇宙法则有二，一是自然法，一是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通的永久的必然法则:“原子不灭”、“世界无尽”、“历史无尽”，是新陈代谢起作用。而宗教道德和法律等都是人为法，是当然的不是必然的。由于他尊重科学，对那些反科学的算命、卜卦、风水、阴阳五行之类，统统斥之为“一派妖言胡说”。他认为，除了宇宙间物质的生存活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鬼神。(三)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指出:“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21]强调“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22](四)主张坚持真理、破除偶像，指出一切偶像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23]提倡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做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与吾人心坎儿里彻底信仰”的统一。(五)宣传社会进化，反对保守，力求进步。他说:“自宇宙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24]鼓励青年从消极保守退缩中摆脱出来，树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

总之，陈独秀是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的第一人，是高举这两面旗帜的英勇战士。民主与科学的提出，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探索救国之道所达到的最高成果。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文化思想领域里横扫专制和愚昧的两面光辉旗帜;尽管它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的范围，但它对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在这方面，陈独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站在“打倒孔家店”的前列。

反孔与尊孔是五四前后新旧思想斗争的焦点。孔子学说是两千多年来封建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是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奴役人民的精神支柱，历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而民国以来袁世凯的称帝，康有为的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复古主义者的罪恶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对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班新人物，响亮地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呼声，对孔教儒学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1916年9月，保皇党康有为致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拜尊孔教，写入宪法，极力鼓吹以孔孟之道为立国的精神。陈独秀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彻底驳斥了这班复古分子的反动主张。陈独秀认为帝制与孔教是不能分离的，提倡孔教也就是为了复辟帝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推尊孔教，主张民主国之祀孔，正像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一样的荒唐，所谓“孔教会”，“尊孔会”皆为复辟党。“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25]从而戳穿了尊孔派的反动实质。陈独秀反复论证了儒家三纲的伦理原则同西方自由平等的伦理原则，是绝对相反的东西。他说:“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26]提倡孔教必拱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指出，要“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输入西洋式之“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7]

陈独秀指出了儒家伦理道德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最大的精神枷锁。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己属人之奴隶道德。”^[28]号召人们摆脱奴隶道德，完成个性解放，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陈独秀还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作为立论的中心，进一步鞭挞了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所谓现代生活，包括政治上的立宪，法律上的平等，经济上的财产独立，伦理上的个人自尊及思想自由，文学革新等，孔子之道与这一切生活都是不合的。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的是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的是封建时代之政治，“所心管目注”的“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29]孔子之道，根本“不适于现代生活”，因此，“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30]他坚决主张“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陈独秀这种勇于反孔的战斗精神，不仅是过去新学派中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根本不可比拟的，而且也是当时那些参加了反孔斗争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蔡元培、高一涵、胡适、易白沙等人所不曾具有的。比如蔡元培对复古分子林纾的“复孔孟，铲伦常”的指责极力回避，^[31]而陈独秀对“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直认不讳”。^[32]又如，易白沙在反对儒学定为一尊时，却又赞扬孔学“规模宏远”，“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33]而陈独秀则断定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绝对无法调和，“存其一，必废其一”。^[34]陈独秀这种敢于同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战斗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陈独秀和他的战友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一起进行的反孔斗争，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它打翻了被历代反动派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基础，它冲破了几千年来的思想牢笼，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三，真正树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提倡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又一重大贡献。

文学革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改革。前者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反映，后者则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倡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在文学运动中，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主要是文体改革和白话文，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但正式举起文学革命旗帜的却是陈独秀。1917年2月，他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之后，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著名文章，提出了文学革命的纲领。他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响亮地提出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5]强调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于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6]这样，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就不只限于文体而涉及了文学内容的改革，并把文学革命明确地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联系起来了，因此，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要激进得多。

陈独秀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的态度是坚决彻底的。他主张“革故更新”，反对“朝代鼎替”，认为“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旧文学，与“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式的老八股，“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37]都要统统推倒。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我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8]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这种坚决态度，郑振铎曾作过如下评价:“他是这样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看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文学)革命事业乃是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39]

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真正首倡者，是力图把宣扬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于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新文学的第一人。“当日若没有陈独秀……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40]连最先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也这样说。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抨击封建旧文学的论文，并展开了文学改革的热烈讨论。周扬同志指出:“五四的代表人物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对从前君临一切的封建文学及其表现形式的文言给予了一个致命的打击，而把中国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所排斥的、接近或比较接近人民生活和人民语言的文学作品放到了正宗的地位……这样就使中国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获得了革新而更丰富、更生动了，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成绩。”^[41]文学革命在思想界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它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

当然，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有它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缺点。第—，陈独秀和他的战友借以向封建堡垒开火的武器，还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器库搬来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来说，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第二，陈独秀虽然基本上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但面对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流派，不免表现得无所适从，而企图兼容并蓄。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进化论，在世界观上还是二元论。第三，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42]对外国文化是肯定一切，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却是否定一切。第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最初曾经回避了当时反对军阀政治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这样，就使这一文化运动没有和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因而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第五，这个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没有把运动及时地推向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也就大大缩小了它的战斗的威力。以上这种状况是同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缺点不仅是属于它的首倡者陈独秀一个人的，也是属于五四时期的一代人的，这种状况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为着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全力进行的反封建主义和争取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斗争，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的革命意义。概括起来说，就是:第一，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并不是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回光返照的灯花，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已点燃了的引线。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它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掀起了现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恩格斯在论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写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穷的批判。”^[43]陈独秀就是发动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人物之一。郭沫若同志曾指出:“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44]陈独秀则是发布这个动员令的总司令。第二，陈独秀和《新青年》影响和培养了中国整整一代革命家。陈独秀被历史地看成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是完全合理的，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思想影响了五四时期的整个青年一代;当时的广大读者，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称之为“良师益友”、“青年界之名声”、“青年界之指针”、“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神经感奋”等，也恐怕不是过分夸张。1927年9月22日，新民学会会员张昆第同志记述了在蔡和森同志家中，他同毛泽东、蔡和森同志的深夜畅谈。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45]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6月，同斯诺谈到新民学会和当时的其他进步社团如觉悟社、利群书社时，指出“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46]在一师时，他每天除上课、阅报外，看书、谈话、思考几乎都是《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和朋友们对陈独秀深表敬佩。周恩来同志也和斯诺谈道:在赴法国之前，他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他本人亦见过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朱德同志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也谈到过《新青年》对自己的影响。据史沫特莱的记述:他的朋友孙炳文曾介绍了一本杂志《新青年》给他看，他回顾《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呼声的心情时，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忘、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由此可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第三，陈独秀和《新青年》，不仅唤起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培养了五四一代革命家，而且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向往未来的热情，在思想上准备了迎受十月革命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从五四运动起，以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真正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

以上这些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陈独秀的重大贡献。

但是，多年来在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下，对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的历史作用，过去总是从“左”的方面加以否定的多。

有的说，陈独秀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思想，要求仿效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不能给中国革命指出正确的道路。根据这种说法，当然陈独秀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分析五四前的陈独秀呢?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总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范围之内，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榨，曾经激起人们对它的极大的憎恨，但正是奴隶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封建制已经作为历史的陈迹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它取代奴隶制，却是历史上的一大飞跃。同样地，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没落了，民主和科学已经不再是革命的精神武器，而是维护资本统治和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再发现”，仍具有十分革命的意义。它在西方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东西，在中国却还很新鲜。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已经几十年，但认真请德赛二先生到中国来，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则是陈独秀和《新青年》。他们正是用这两个精神武器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掀起了思想革命的巨浪。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依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7]陈独秀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正是提出了较之辛亥革命远为彻底的政治主张。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对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年的精神枷锁——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毁灭性的反击。因此，较之戊戌维新运动中那种思想上的改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陈独秀正是在这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成为勇猛的斗士和带头人。也有的人不敢正视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从而否定陈独秀的历史作用。他们认定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属于资产阶级的旧文化革命的范畴，不能予以称赞。他们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历史割裂开来，简单用“无产阶级范畴”或“资产阶级范畴”予以概括。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如前所述，正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所展开的对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的热潮，这就在思想上准备了迅速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前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愈有保证”。^[48]因而，那种不敢正视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从而否定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歪曲历史，把陈独秀在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归于别人，以表示“立场坚定”和“叛徒划清界限”，这是过去评陈问题上的另一种恶劣倾向。这种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在林彪、“四人帮”的历史“研究”中，已经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在“四人帮”的“党史”中曾经这样写道:“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第一声春雷，它不仅第一次用创作的实践推动了真正的文学革命运动，而且揭开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斗争，引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子思想的迷信。这个口号变成群众革命的口号，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从此才真正高举起来。”^[49]鲁迅参加了五四文化运动，并且是一名勇敢的战士，这是谁都承认的。《狂人日记》和以后发表的白话文小说，确实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里程碑。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一生也做过崇高而科学的评价。但把《狂人日记》说成是“反封建斗争的第一声春雷”，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到1918年才由鲁迅“真正高举起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鲁迅“引出来的”等，如果不是诸如“四人帮”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狂人”，谁能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呢?这是歌颂鲁迅?还是糟踏鲁迅?这是写历史，还是伪造历史?这种移花接木的恶劣的做法，不仅把党史研究引上邪路，而且也败坏了党史的声誉。如果鲁迅先生当今还在世的话，他会第一个站起来痛斥和反对“四人帮”这种恶劣做法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鲁迅曾说:“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是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工作中，最惹他注意的人中就有陈独秀，历史表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倡导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二、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当时陈独秀的思想来看，他应属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列。历史的事实证明了他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并在这次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深入开展起着指导作用。《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的。虽然，从1917年夏开始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人轮流编辑，但负主要责任的仍是陈独秀。1918年12月，陈独秀又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他又是这个刊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陈独秀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不少战斗性很强的、发人深省的政论和短文，在五四运动中成为鼓舞人民群众去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坚决斗争的思想武器。陈独秀猛烈地抨击官僚、政客和军阀统治下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动军阀卖国的罪行。1919年初，他提出了反对军阀、官僚、政客的“除三害”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曾以《除三害》为题，指出，“中国若不除去军阀、官僚、政客，国内政治永无澄清之日”。他还说:“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与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50]他在《两团政治》的短文中强调指出:“野蛮的军火、腐败的官僚，都是国民之仇敌”，他们“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中国人民必须觉悟起来，推倒军阀政权。这和他在前一时期中一度提出要求由北洋军阀，进步党和国民党三派“平分政权”的错误主张相比较，显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反军阀斗争的开展。

陈独秀在斗争中也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美、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分赃会议。中国也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了会议。陈独秀揭露了巴黎和会的本质，启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的幻想，以为通过巴黎和会就可以取消外国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废除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陈独秀也曾这样幻想过，他不仅把美国总统威尔逊捧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而且认为和会如能通过一个“人类平等一律不得歧视”的方案，各国不平等的待遇和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本上消灭了”，^[51]但在帝国主义的教训下，他很快就认识到了巴黎和会的反动本质，他在《关门开会》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巴黎和会是一个“分赃会议”。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里，他又进一步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52]“直接解决”，就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个响亮口号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他大声疾呼:日本侵占山东的问题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问题”，要“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53]不能“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还要有“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意见”，“应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54]在五四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就是用“强力”取得了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陈独秀在1919年6月被捕入狱前，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号召革命青年要树立为真理而战的革命理想，指出:“我们青年要立志走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55]这种为真理不怕坐牢的革命战斗精神，对当时寻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是个很大的鼓舞，“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成为启蒙时代革命者的一句名言。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身体力行。6月11日，他亲自上街散布自己起草和印刷的《北京市民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以下六条最低要求:一、取消欧战内一切中日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职务，并即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及警备总司令。四、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组织。五、促进南北议和。六、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和自由权。显而易见，这个宣言锋芒直指段祺瑞政府。陈独秀曾因此而被捕，坐牢83天。后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才获释。陈独秀出狱后说:他不受压力与威胁，仍然继续战斗。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写了一批初步分析中国社会、研究工人、劳动、青年、人口等社会问题的文章。陈独秀已经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五四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的实际领导人的重要原因。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得到了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许多人的高度赞扬。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立即撰文营救，他热情的称赞“陈独秀是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为思想界的明星”，^[56]指出“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独秀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毛泽东同志畅怀激情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57]李大钊同志也专门为陈写了《谁夺了我们的光明》的短文和《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他写道:“他们的政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从前我们的‘双眼’(陈的笔名——作者注)忽然丧失，我们的报纸缺乏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双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这首诗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

正是由于以上缘故，所以，我们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和参与主编的《每周评论》等杂志上，亲自撰写和连续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所刊载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通讯、报道共有137篇之多，在《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只用六个月的时间，就为它写了165篇文章，其中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大多数是1920年以后写的。他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和热烈拥护者，也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是在五四前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他揭露、批判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诬蔑、攻击，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58]他满怀喜悦地说:“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59]他指出: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60]他还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他说:“十八世纪以来，德莫克拉西，是被那征服的新兴财产的工商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61]他还驳斥了所谓“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的谬论，指出:“不能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因而提出劳动问题、贫民问题决不是无中生有。”^[62]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给以明确的否定，指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63]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影响，陈独秀在世界观上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到一定的克服。他出狱后，有人曾写诗称他是“救济人类的福星”，他在答诗中说:“我不会做屋，我的弟兄们造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姐妹们做的，我不会种田，弟兄们做来给我吃”，“倘若没有他们，我要受何等苦况”。陈独秀表示，人民在受苦，“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64]当时，他对劳动人民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和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五四初期的陈独秀，仅仅是开始重新观察问题、提出问题，还带有很大的启蒙色彩，还存在着不少旧的东西。如一方面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时候又“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65]一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应该抛弃，有时候又对英美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尽管如此，综观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言行，应该说是突破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旧壳，新的东西逐渐增多，并在出狱后占了主导地位，陈独秀已经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

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从1920年春末夏初起，陈独秀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他不仅接受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着手观察、考虑乃至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首先具体表现为下列三篇文章:

一是，1920年3月，陈独秀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的问题》。这篇文章，虽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仍然采取保留的态度，但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揭露了这种反动理论掩盖下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许多事实，指出它的实质就是“掩盖资本家的偏见”。^[66]此外，还论证了私有财产制度的不合理和科学的不发达，乃是产生人口过剩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改造社会制度和发展科学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陈独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二是，同年5月1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和劳动人民应是社会的主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他一开头就指出:“世界上是些甚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67]为什么呢?他说，“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68]他认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三是，和上篇演说的同一天，他又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长篇文章。该文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出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以“红利”的名义抢夺去了。他认为，资本家抢去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反过来还要审问被抢者的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不可赦的罪恶”。^[69]他指出，一切不劳而获的人都是寄生虫，“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像靠田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70]他还指出:“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71]号召工人阶级要为争得政治上的管理权而斗争。

由上可知，陈独秀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在1920年春末夏初这个期间，显然是跨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但陈独秀并没有就此止步，仍在继续前进。他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继续前进的过程，也就是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反对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陈独秀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他终于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作为李大钊同志的援军，对胡适改良主义进行了再批判。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李大钊同志当即坚决批驳了胡适的谬论，这是众所周知的，陈独秀在1920年9月至12月所写的《谈政治》和《答费哲民》、《答郑贤宗》以及《国庆纪念的价值》、《主义与努力》等文章和通信中也对胡适改良主义进行了再批判。他扼要地阐明了办实事和主义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驳斥了胡适的所谓“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论调。他指出，现在有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其实“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都是不可知的”。所以，“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72]他宣传了暴力革命的观点，指出，要解决妇女、青年、劳动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一点一滴的改良办法是不行的，“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73]他告诫人们切切“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因为从革命发生起，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都“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中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的可能”。^[74]

在社会革命问题上，陈独秀不仅批判了胡适改良派，而且也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所谓“普通选举”和“议会政治”的修正派观点，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武器”。^[75]他坚决反对修正派的议会主义政策，认为加入议会，就是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和资产阶级同化”，“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他强调说:“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作前车之鉴。”^[76]他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翻身求解放，只有自己造成新的强力，“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用阶级战争……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77]这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光辉思想。

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的论战中，陈独秀实际上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梁启超、张东荪一方面把自己伪装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虚伪地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又宣称中国今后国家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那是非常遥远的事。陈独秀同李达等人一道，坚决驳斥了梁启超、张东荪的种种谬论。为了发动对假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将当时正反两方面的文章、信件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4号上。在这些文章中，他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强调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揭露张东荪等人“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78]陈独秀戳穿了张东荪的所谓“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谎言，指出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79]后来，他在《社会主义批评》等文中，更是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80]由此而引起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二是生产无政府状态、“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81]因而“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82]三是“资本制度‘必将引起’国际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就必然大大动摇和削弱国际资本阶级的基础。于是陈独秀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83]他不仅从社会经济制度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而且还从国家政治制度上阐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治必不可免地也要被社会主义政治所代替。他说:“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照新陈代谢底公例，都不可逃的命运”，^[84]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专政必将要被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这是谁也违背不了的历史规律。

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也是由陈独秀发起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否认一切权力，反对建立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反对建立一个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陈独秀和李达同志等一起同无政府主义作了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和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明确表示:“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85]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86]我们决不能像无政府主义那样反对一切强权，“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比如，“此时的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87]陈独秀还认为，中国的劳动者要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要反对分散主义，要实行集权制。他说:“权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必要条件”，因为“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权利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而且要中资产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88]陈独秀痛斥了所谓“绝对自由”的论调。他指出: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绝对自由，凡事要“人人同意”，“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吗?”^[89]显然，在这种情形下，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叫“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若是说到整个社会，所谓“人人同意”，则更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乃是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团体内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90]陈独秀由此而得出结论说:“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91]他深刻指出:无政府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由上可知，陈独秀在三次论战中，尽管还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但他同当年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一道，基本上坚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因而，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的，他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他观察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作为李大钊同志的援军而展开的对胡适改良主义的再批判，特别是他发动、组织的反对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通过三次论战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要不要主义?即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论争的结果是要，解决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二，中国要走什么道路?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论争的结果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三，要不要政党，要什么样的政党?是要建立一个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的党?论争的结果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样，通过三次论战，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也促进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陈独秀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他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革命青年，帮助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下，就很快发展，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对于这方面的兴趣和发展，陈独秀的助力也不小。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我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们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陈的坚持信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转变时期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更大”。^[92]二是陈独秀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基本上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他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人不承认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其重要论据之一，是说他始终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的，陈独秀的英雄史观是比较突出的，但从他的全部言论来看，我们认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陈独秀基本上树立了唯物史观的观点。他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如前所述，都有过较精辟的论述。而且，他还运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就这点来说，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在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时，首先论述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在介绍价值、劳动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时说:“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93]他指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94]他还论述了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的问题。

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剥削造成了工人的贫困。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论述，概念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论述是比较精辟的，陈独秀是掌握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精髓。

陈独秀在论述唯物史观的时候指出，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其一是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当旧社会制度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溃，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它的崩溃亦复如此。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溃。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产生。^[95]

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武器，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溃，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96]陈独秀还指出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的关系。他写道:“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斗争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空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97]这些论述说明:陈独秀对于唯物史观学说的概括和把握是科学的、正确的。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陈独秀并不是抱着唯心史观不放，而是接受了唯物史观的观点，他不是历史唯心论者，而是历史唯物论者，他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也有人往往抓住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而否定陈独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确，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有许多模糊不清、自相矛盾以至曲解的地方，在他当时的文章中可以找到人性论、改良主义、历史唯心论的痕迹。比如，他分不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可以并行不悖，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说什么“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98];他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截然分开，错误的主张中国民主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事情，在民主革命中，“社会主义者除要求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立法之外别无希望”^[99]，他在哲学思想和宗教观上也表现了唯心主义倾向，1920年初，他说过“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100]并对他过去进行的反宗教作了一个“自我批评”等。我们认为像陈独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深的人，在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带有这样或那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既有当时的历史特点，也有转变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因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诸如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蜂拥而来。罗素甚至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而来的，杜威有时也标榜“社会主义”。当时，很多人不但区分不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思想，区分不出各派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连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也分辨不清。这种情况毫不奇怪。因为落后的中国要在几年内走完欧洲从文艺复兴起到十月革命止的这几百年间思想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很短促的。急于救国救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几乎是贪婪地抓住这几百年内产生过的一切先进思想或近乎先进的思想，试图从中汲取进步成分或可利用的因素，来探讨中国的出路，表达改造社会的愿望，因而形成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想的局面。当中国先进分子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被这种复杂的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搞得眼花缭乱，真伪莫辨了。同时，由于当时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不多，再加上旧思想的影响，就使得他们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严格地划清楚，因而当时先进分子，在一些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有时也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就不难理解了。比如，在这个时期，李大钊同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也曾有过欠妥的地方。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虽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但也有划不清界限的地方，他曾说“马氏学说……唯物史观与竞争说的矛盾冲突”是“受人非难的地方”，“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三个连续的法则，补足阶级斗争的法则”，他还赞赏了英国的工联主义;又如蔡和森同志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通信中曾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论”。他们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尚且如此，何况陈独秀呢?总之，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都不高，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单独的苛求陈独秀一个人。同时，我们在分析五四后陈独秀的思想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时，一定要看到他的主流和主导方面，不能孤立地看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夹杂着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断定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时最有声望最有影响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同志一样，则是这两者结合的桥梁，为党的建立作了重要准备，成为党的创始人。

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基本上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比较多的注意到了实际斗争，并逐渐懂得了工人阶级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他说:“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斗争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来掠夺的好机会……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101]以后他又更明确地说:“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102]因此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任务，就提到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就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后，《新青年》杂志社随之迁往，不久陈独秀等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海参威分局派维经斯基及库兹涅作娃，萨赫雅诺娃、马马耶夫并带翻译俄籍华人扬明斋来中国(具有俄共党籍)，首先到了北京。通过北大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首先与李大钊晤谈，后经李大钊介绍，于4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人会谈过程中，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5月间(也有说7、8月间，现多数倾向前说)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七人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一个简单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统一大家的思想。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和工人李中等人加入了党组织。

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但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而且它对于创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也起了非常重要的发起和组织作用，实际上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各地建党工作，几乎都是由上海党组织陈独秀等人负责规划的。除了法国留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外，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的是由上海党组织派生出去的。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立即发信给李大钊，相约北京也同时发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湖北的“共产党支部”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同志，要他在武汉筹建党的组织。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并要他到武汉筹建党的组织，大家经过多次商谈后，建立起来的。湖南的建党则有两种说法，一说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后立即建立了党组织，另一说则是陈约毛泽东先建立青年团(据易礼容回忆1920年10月，陈独秀曾给毛泽东同志寄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章，据张文亮1920年12月2日的日记内称:“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大会”)，湖南党的组织则是“一大”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沙才创建的。广东“共产党支部”，是陈独秀1920年底到广州后，亲自找了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正式组织建立起来的。日本东京小组是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去日本找了周佛海建立的。山东“共产党小组”则是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派人去帮助成立的。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建党思想，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自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这期间，发表了列宁的某些著作的译文和关于列宁生平的介绍，《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同年11月7日，陈独秀又委托李达同志主编出版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刊。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共产党》第一号《短言》(即宣言)他在《短言》中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这个《短言》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的雏形。《共产党》月刊，着重宣传了关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知识，介绍了俄国共产党建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刊登了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的资料，并译载了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共产党》月刊以各种方式发行各地，成为各地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的基本材料，对于提高他们对共产党性质的认识，统一建党思想，加强各地组织的联系，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共产党》月刊，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红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因此，它博得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热烈赞扬;当时，毛泽东就高度评价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103]

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陈独秀的领导下，党组织的一些成员还深入到学校中去，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为了组织党的后备军，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为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培养党的干部，又开办了外国语学校，俄籍联共党员扬明斋应邀讲授俄文。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又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出版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以工人群众为对象的通俗的马列主义宣传刊物。它创刊于1920年8月，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阐明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解释剩余价值的原理，揭露资本家剥削的实质，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工人解放的道路，因而它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工人给陈独秀来信说:“陈独秀先生……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过去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福星呵!”^[104]这种通俗刊物是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极好工具。

二是创办工人夜校。为了使共产主义者与工人打成一片，直接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培养工运骨干，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委派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直接结合的有效形式。

三是召开“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1920年，陈独秀、沈雁冰等人，联合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共同发起，召开了“五一”节纪念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十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陈独秀是筹备会的顾问。纪念大会虽遭反动军警的镇压，几易会场，到会仍有千余人，高呼“劳工万岁”、“八小时工作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会上通过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宣称为了“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社会”，一定与俄国工农“通力合作”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四是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扩大党的影响。1920年6月，上海扬树浦日本资本家开设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要求资方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陈独秀领导上海党组织的一些成员、组织募捐，援助支持了工人罢工，结果罢工获胜。1921年夏历新年，还铅印了数万张贺年片，正面印上“恭贺新喜”四个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向工人区的工人和市民分送和散发，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五是组织工会。经过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迅速提高，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正如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在给《劳动界》周刊所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中所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它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它变个工人的世界。”又说:“我可爱可亲的工人呀!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但是我们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105]他最后呼吁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这就深刻表明，工人阶级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会迅速脱离自在阶段的状态，向着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自为阶级转变。于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便在1920年11月21日，领导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在工会筹备过程中，陈独秀和工人一起，商订《机器工会章程》，在筹备会召开时，他又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殷切地希望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他说:“我听说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是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106]陈独秀的讲话，给工人群众很大鼓舞。工人们聘请他为工会名誉会员，还推选他为筹备会经募处主任，负责筹备成立大会工作。在陈独秀的亲自关怀、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了。工会开始有300多会员，出版了《机器工人》。同年12月，上海又成立了印刷工会，共有1 600会员，并出版了《友世画报》。工会的成立，给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开拓了一块前进的新阵地。

随着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陈独秀又及时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7月，他说:“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107]

那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呢?是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后尘，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陈独秀所主张要建立的共产党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对当时世界上两个最有影响的政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作了详细的分析比较，他得出结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挂着马格斯派招牌的修正派”^[108]“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109]他明确提出，中国要建立共产党，就不能学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要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则是:要使“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110];“共产党要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111];要“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112]，要“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113]此外，还要积极参加实际斗争^[114]，要实行委员制(集体领导)、反对党魁制个人独裁^[115]，实行集权制，反对无组织、无纪律。陈独秀所提出的这些主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的，对党的成立和建设是有指导作用的。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由于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13人(一说12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

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被选为中央局的书记。陈独秀为什么能当书记呢?有两种说法:

按照过去《毛泽东选集》的题解，通常的公认的说法是，“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声名以及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

按照最近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讲解词的说法“由于他是党的创建人之一，以及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被选为中央局的书记”。

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陈独秀当时的历史实际，而前一种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应予以纠正。因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声名”，是由他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决定的。把他的“声名”同党“初创时期的幼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由于党“初创时期的幼稚”，慕名而选，以致选错了人。我们认为，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的书记，主要是由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巨大作用的结果。至于说党初创时期是幼稚的，那也是客观事实。当时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全党更为不足，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革命的道路问题，全党都还没有解决，党还是处于幼年的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选举谁做书记，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是因为他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为人们所承认。不能因为陈独秀后来犯了严重错误，就说“一大”选举不当而苛求于前人。就是一个成熟的党，也并不能保证它选出的领导集团中，绝对不出坏人。我们党的“九大”选了林彪当接班人，“十大”又选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但是，谁也不会说，选出的领导人中出了坏人，这个党就是“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了。在宁“左”勿右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总感到，好像如实说出历史的真相，就有美化陈独秀之嫌，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1921年，“我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116]后来他再一次指出: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共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惊醒的人后期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他的影响很大，可以说由他集合起来成立了党。这就明确的告诉我们: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既然担任了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主角，是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在五四运动时期，又是最有声望很有影响的思想领袖，那么，他当选为党中央局的书记也就是必然的了。过去，由于全盘否定了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回答陈独秀能够当选为党中央的书记的问题，最后只好归处于“党的幼稚”，是党找错了人。这种解释，显然是不符合当时陈独秀的历史实际的，必须予以纠正。

结束语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这样的结论: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革命对党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而且还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此，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接受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但在思想上还存留着某些旧民主主义的观点，例如:他认为“中国目前工业不发达，工人觉悟不高”，不能“要求管理政治”，认为“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117]这样就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了，是他后来的“二次革命论”的萌芽;虽然他也曾主张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但并未始终如一地认真付诸行动，更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没有注意在斗争中自觉彻底改造世界观，不断克服与改正自己思想上的缺点、错误;虽然他口头上也承认“劳工伟大”，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漠视群众的英雄历史观。例如，他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118]“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19]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便成了他以后走向右倾机会主义道路和跌入取消主义泥坑的思想根源。

当然，在当时陈独秀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苛求于他和过多的责备他。何况他变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派，毕竟又是以后的事情。我们认为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能用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原载《中共党史专题选辑》(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1980年编印)

【注释】

[1]*这篇文稿是以我和马建离同志合写的《评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见1979年第6期《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文为基础，并参考了其他同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写的。特此致谢。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3]《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4]《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7页。

[5]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360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8]《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15页。

[9]《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6页。(www.chuimin.cn)

[1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10页。

[11]《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页。

[12]《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页。

[13]《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页。

[14]《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3页。

[15]《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3页。

[16]《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3页。

[17]《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3页。

[18]《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3页。

[19]《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54页。

[2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29页。

[21]《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0页。

[22]《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7页。

[23]《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30页。

[24]《新青年》第1卷第1号。

[25]《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67页。

[26]《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62页。

[27]《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11～112页。

[28]《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5页。

[29]《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21页。

[30]《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7～48页。

[31]参看《蔡元培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32]易白沙:《孔子评议》，《新青年》第2卷第1号。

[33]易白沙:《孔子评议》，《新青年》第2卷第1号。

[34]《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3～134页。

[35]《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6页。

[36]《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9页。

[37]《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38页。

[38]《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89～90页。

[39]郑振铎:《新文学大系序集导言》，《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38页。

[40]《胡适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198页。

[41]周扬:《发扬五四文化革命传统的战斗精神》，《人民日报》1954年5月4日。

[4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44]郭沫若:《文化革命之回顾》，《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26页。

[45]转引自李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46]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47]《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4页。

[4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49]《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页。

[5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91页。

[51]《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与要求》，《每周评论》第2号。

[52]《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9页。

[53]《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每周评论》第22号。

[54]《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

[55]《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

[56]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57]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58]《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9页。

[59]《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2页。

[6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613～614页。

[61]《告北方劳动界》，《北京晨报》1919年12月1日。

[62]《告北方劳动界》，《北京晨报》1919年12月1日。

[63]《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365页。

[64]《答半农的D一诗》，《新青年》第7卷第1号。

[65]《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66]《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42页。

[67]《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450页。

[68]《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6页。

[69]《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6页。

[70]《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7页。

[71]《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31页。

[72]《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06页。

[73]《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24页。

[74]《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261页。

[75]《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5页。

[76]《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3页。

[77]《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47页。

[78]《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35页。

[79]《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66页。

[80]《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76页。

[81]《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76页。

[82]《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82页。

[83]《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85页。

[84]《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9页。

[85]《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6页。

[86]《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49页。

[87]《独秀文存》卷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49页。

[88]《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94页。

[89]《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49页。

[90]《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90页。

[91]《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46页。

[92]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93]《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61页。

[94]《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62页。

[95]参看《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64～165页。

[96]《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65页。

[97]《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65～166页。

[98]《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50页。

[99]《革命与作乱》，《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00]《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101]《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69～70页。

[102]《通信》、《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第9卷第6号。

[103]毛泽东:《给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新民学会通讯集》第3集。

[104]转引自《建党初期的陈独秀》，《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27页。

[105]《一个工人的宣言》，《劳动界》第7册。

[106]《上海机器工会发启会纪要》，《劳动界》第9册。

[10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卷第2篇第1章，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10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卷第2篇第1章，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109]《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7页。

[110]《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6页。

[111]《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28页。

[112]《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97页。

[113]《通信》《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第9卷第6号。

[114]《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56页。

[1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卷第2篇第1章，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116]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117]《革命与作乱》，《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18]《独秀文存》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25页。

[119]《社会主义讨论集》，上海新时代丛书社1921年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