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庆祝韩国高丽大学校中文系成立20周年学术大会上的讲演

一、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人们一向习惯地称它为“新文学”。这个“新”字的意义是与主要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旧文学”相对而言的，说明它从内容到文字都与过去的文学有了不同的风貌。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为开端的，它是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而“五四”文学革命的中心口号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作者在仁村纪念馆发表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为题的学术报告

正是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号召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之后，中国的新文学作品，才开始出现。1918年，标志着文学革命“实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陆续写出了多篇小说，这就是《呐喊》与《彷徨》。继《狂人日记》之后，又有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和郭沫若的诗《女神》出现。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新文学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在北京，有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有由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冯文炳、孙福熙、顾颉刚、周作人等人组成的语丝社。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人，也组织起了创造社。之后在上海，又有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的民众戏剧社，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组成的湖畔诗社；在武昌，有刘大杰等人组成的艺林社等等。据茅盾在1935年的统计，从1922年至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这些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作品，使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呈现出了一个多彩的局面。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说，只有了解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能了解“新文学”的30年。因此，本文下面将着重探讨“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内涵及由它演化而来的在艺术方面的革新。

二、“五四”文学革命和现代意识

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称谓，除了着眼于时间上的顺序之外，主要还在于标志着渊源于古代文化史中，或明显或潜藏的民主主义思潮在受到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激荡和催化之后，形成了充分贯彻现代意识（modernism）的文学历史阶段。这个短短几十年的文学史，在现代意识的鼓舞之下，使自己于思想与艺术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变革，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辉煌的新篇。

首先从思想方面来说，“五四”前后所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开始时就发出了启蒙主义的呼号，洋溢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反对它的束缚和扼杀人性提倡人的觉醒、尊重和价值，提倡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现代意识是适应于工业社会的一个思想，它的核心是人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派生出多元、独创、开放、高效率和社会责任感等各种先进和合理的意识。当然直至今天为止，平等观念至多是达到了法律地位的表层形式，却还未曾实现在财富占有和权力统治方面全面和彻底的平等。

不过就是稍低层次的现代意识，也都根本区别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成为主导线索的封建专制主义陈旧思想。如果不是彻底地反对这种思想，肯定就谈不上树立现代意识了，对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来说，从明代中叶就开始有了明显的表现，尽管受到维护封建主义秩序的各种统治势力的压迫，也还是在曲曲折折地发展，从李卓吾到黄宗羲，可以说是攀上了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的高峰。经历了清代初期包括“文字狱”在内的残暴统治之后，学术界的这种思潮急剧下降与消失。整个国家出现了封闭和沉寂的状态，清代后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之后，被迫打破了这种萧条的局面，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不断被介绍进来，经过戊戌变法前后维新运动的兴起，以及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爆发，尤其是在建立民国之后，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终于成为合法的社会思潮，虽然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还是相当陌生的词汇和声音，于是就迫切地需要启蒙运动。

由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封建主义腐朽和暴虐的统治依旧改头换面地存在，多数人们的精神世界依旧受到蹂躏和压制，因而引起了部分先进分子的不满与思索，认识到必须彻底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意识，普及和宣传民主主义的真谛，使整个民族都开始觉醒起来，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光明前途，《新青年》杂志就应运而生，这个刊物上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揭开了帷幕，而且逐步增添了反封建要求的强度和深度，成为“五四”整个思想启蒙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这个运动的首创者胡适，在1916年10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陈独秀的信，提出“文学改良”、“须言之有物”等“八事”，随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重复了主要从形式上着眼进行改革的“八事”，提倡“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还进一步主张“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主张“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属于前者的“八事”中，除开“须言之有物”可归入后者外，其余如“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等，较多偏重于语言文字方面曾被前人提出过的历史要求，集中起来说就是：企图将白话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学语言，使文学创作成为真正的“活文学”，这样就不能不涉及到属于后者即内容方面的要求了，像“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事实上已经开了文学研究会主张之先河，无疑是向陈陈相因的旧文学发动了首次明确的宣战。

陈独秀紧接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更为鲜明和激烈地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反对封建主义正统旧文学的民主主义倾向，真是表述得激昂慷慨，气势磅礴。《文学革命论》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它抓住了启蒙主义的关键，认为自己所反对的那三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古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将“革新文学”跟“革新政治”联系起来进行论断，深切地理解如果不通过“革新文学”，达到改造国民性，提高整个民族思想和精神素质的目标，那就既无法“革新文学”，也无法“革新政治”。陈独秀这种立足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观点，与鲁迅的思想极为相似，确实是抓住了中国前进道路上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因而就显得超越了同时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水准。

正是在这个呼喊“文学革命”的高潮兴起之后，鲁迅的《狂人日记》也于《新青年》上披载。它指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鲁迅将国粹主义者视为至宝，不肯加以丝毫改变的传统思想文化冠之以“吃人”二字，确实是抓住了它蹂躏和扼杀过多少无辜人们的本质，无疑是一种出色的对于实现新文化的建树。可是至今还有鼓吹儒家思想的学者，指责鲁迅的见解过于偏激，这其实是抓住某些枝节，企图全部否定“五四”思想运动实践的一种诡辩术。

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确有其合理的因子，至今仍可于严肃地澄清之后加以发扬。然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尊卑观念和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主导线索，却又仍旧在钳制和毒化着多数人的精神，像《狂人日记》这样大声疾呼去揭示和摒弃它，其实也只能使少数思想敏锐的人受其震荡，开始做出追求人性解放的启蒙主义企图。而如果像在此之前易白沙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孔子平议》，那种冷静的学理批评的写法，无疑就不可能像《狂人日记》这样起到振聋发聩和触发思考的作用。思想史上的多少次实践证明了，当陈腐的思想文化牢固盘踞着人们的头脑时，一种表现得“偏激”的本质上是健康与合理的新思想，对其发动猛烈的冲击和扫荡，尽管在学理上有不完满之处，然而对于推动思想史的大幅度前进，肯定会比一般性的学术探讨产生巨大得多的作用。

鲁迅在抨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封建主义主导线索的弊害时，如果从他未能充分估计其健康和合理的许多支脉这一角度来说，确实存在着某些“偏激”的话，那么从他批判封建主义的这个角度而言，却又存在着只涉及精神活动与伦理观念却没有很好联系封建主义政治制度问题之不足，这是他不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处，然而在心理、精神和伦理观念这些领域内，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却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杰出。如果整个中华民族都能够受到鲁迅这种反封建主义思想荡涤的话，那么许多在心灵深处屈从于封建主义陈腐思想的奴性主义表现，也许就会逐渐地消失，以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就会很好地确立。这就是“五四”新文学为自己民族所开拓的光辉的道路。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革新(www.chuimin.cn)

在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中间，随着一批启蒙主义先驱者们对于现代意识的理解和发扬，相继介绍了更能够契合于现代生活的西方晚近文艺思潮，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也做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重新估价和择取，因此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方面，都出现了与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史迥然不同的情况，这就是充分地发扬了现代意识的一种艺术革新的趋向。

对于以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意识的迫切追求，确实是必然会在这同时出现创作原理与审美标尺上相应的革新。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充分证实了它趋向于这种崭新的现代意识。

在中国历来的小说创作中，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或神仙魔怪（上述三种人的幻化），这些不平常的形象。卑贱的普通人很难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描写的故事也大体上都是经过患难大团圆式的粉饰生活的故事。只有像《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些极为个别的杰出作品，才打破了那些艺术构思的框架，描写了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却又挖掘出其中所包含的悲剧性的深刻含义，鲁迅就举《红楼梦》为例，认为它“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然而《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出现，几乎成了当时大量小说中罕见的例外，未能根本改变阅读风气中陈陈相因的爱看“传奇”的习惯，因而无法形成像它们那样关注普通人命运的文学思潮，这是因为在那种弥漫着尊卑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氛围中，实在太缺乏平等观念了，而却洋溢着奴性主义，所以就不太可能出现契合于它的以普通人为主角的文学思潮。

“五四”前夕启蒙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变化。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描摹普通人的命运，描写比普通人尤为不幸的狂人的命运，让他们成为作品的主角，这在以前的小说创作中是无法想象的，除非是用夸张的笔墨，渲染他有何种可资谈论的传奇性的经历，可是《狂人日记》的立意正好完全与此相悖，集中全力描写一个平常的狂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揭示出无比深广的民族命运与历史悲剧，这些着眼于描写普通人命运的创作原理与审美标尺，从鲁迅的《呐喊》之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强大主潮。

着眼于描写普通的人们，将他们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这确实是平等观念在审美历程中的体现。从符合客观社会现实生活的科学认识论来说，任何人的才智与能力，都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准制约和催化着他们天赋的结果，因此任何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才能都不会是无限的。任何人的伦理道德水准也都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不存在先验的神或魔，而只存在着社会实践中出现的丰富和复杂的人，因此最为准确的写法并不在于渲染曲折离奇的故事，并不在于套上光圈的歌功颂德，而在于挖掘出他们背后社会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根源。

对于人和客观社会以及自然界实质关系的深刻认识，对于人的整体价值和内心世界的深刻认识，是现代意识开始出现和逐渐普及之后的结果，这对于创作原理和审美标尺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再去对个人的才智和道德水准进行正负两个侧面无限的夸大，而是探究它们背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相应思潮的制约与催化作用；不再去呆板或机械地渲染圣贤或巨奸（或神与魔）这两极化的顶端，而是多色调地描绘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不再去单线条地涂抹外部的动作，而是深层次地展示内心的波涛，写出心灵丰富和性格复杂的人物来，这正是从现代意识进行观摩和思索的过程，是对于社会人生得出深刻认识的艺术折光。

正因为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不少启蒙主义先驱者都很自觉地将其开始确立的现代意识，向创作原理与审美标尺方面进行辐射，因此就十分主动地关心文学思潮问题，从而触发了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起。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提倡“写实主义文学”，却又表示“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充分表现出确立了现代意识的开放与宽容态度，同时也申明“文学研究会多数会员具有一点‘为人生的艺术’的倾向，却是事实”（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许地山、庐隐、鲁彦、郑振铎、茅盾等人的作品，就是对茅盾“宣言”的最好注解。

创造社就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郭沫若：《（〈创造〉季刊）编辑余谈》]，“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郭沫若：《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以强烈地表现自我和追求理想的方式，倾注着他们对于社会和时代的热忱的关心，郭沫若的《女神》和郁达夫的《沉沦》，正是代表这种浪漫主义艺术思潮的典型之作。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文学思潮及其创作原理与审美标尺，几乎囊括了“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之后的全部创作趋势，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广泛的探索，沈雁冰认为“现代的社会人生的迷溺，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须并时走几条路”，“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对于表象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究竟应该如何“调剂”，此文并未做出阐述，不过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注意发挥象征主义创作原理的功能，这确乎是艺术探索中比较开放的现代意识的表现。

鲁迅在文学创作中也始终进行着全面的探索，《呐喊》和《彷徨》的基调无疑是现实主义的，却也在有些篇章中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蕴含着象征主义的氛围，更不用说《野草》中极为充分的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方法了。沈雁冰早就指出《呐喊》“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读〈呐喊〉》）。这也充分证明了只有开放的现代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艺术上的广泛探索。

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是在西方社会首先流行起来的，由于文化水准和思维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必然会强烈地要求认识与表现自己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追求独立个性的倾向，还由于那些作家敏锐地感觉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种种危机，因而也产生了悲观遁世的情绪，表现在艺术上往往是追求晦涩和朦胧的手法，较为常见的是象征、隐喻、暗示、幻化、变形等艺术技巧的重叠，这样就出现了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正是基于这样广泛运用各种创作原理的认识，鲁迅主张“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暗淡的烟雾里〉译者附记》），在吸收和发挥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手段之后，确实有可能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生命力。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这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文学上的反映，它所包含的成分可以说是复杂多样的。

1927年以后，新文学阵营开始分化。

193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写出过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的青年作家柔石，和写出过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青年作家胡也频，还有青年诗人殷夫，都是左翼作家联盟的盟员，他们于1931年2月，同时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龙华秘密地杀害。

在此前后，埋头写作的茅盾，先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统称为《蚀》；接着，他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比他年轻几岁的巴金，写出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老舍写出了《骆驼祥子》。张天翼、沙汀、艾芜、沈从文、萧红、萧军、丁玲、叶紫等人，也都写出了风格各异的小说。

在诗界，1928年《新月》月刊出版，徐志摩、饶孟侃、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登上诗坛。继他们之后，又出现了现代派诗人戴望舒。1932年，由穆木天、杨骚、蒲风、任钧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又涌现出了以《七月》杂志为园地的七月派诗人胡风、绿原、亦门等人。以上种种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运用现代意识进行启蒙主义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澄清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有选择地吸取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许多长处，这样就使中国文学走向了广阔的世界，像这种充满了反思精神和开放心态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对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具有不朽的意义。尽管在充满艰辛的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了种种的挫折和回旋，但是它始终在照耀着中国文学，鼓舞和指引着我们前进。

[1992年10月写于韩国汉城市（现首尔市）的高丽大学校外国教授宿舍，原载高丽大学校中国语文研究会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国语文论丛》第5辑，署名赵凤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