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生活之劳动改造与思想汇报

2024-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牛棚”中所有房间的门窗都加上了钢条，出去买饭、劳动或被拉出去批斗必须整队，由专政人员前引后押。“牛棚”生活主要是劳动改造、写交代资料、早晚集合听训话和请罪、写思想汇报，问题严重的或认罪态度不好的有时会被拉到大会上批斗。关押“牛棚”期间，陆婉珍白天去参加建食堂及毛主席塑像的劳动，晚间写思想汇报材料，被迫交待她的“历史问题”。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发表的还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1966年6月初，石油科学研究院开始出现大字报，随后越来越多，先头是声讨“三家村”、“黑帮”，之后则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矛头对着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和“老总”（总工程师）们，以及一些所谓的“牛鬼蛇神”^[1]。由于陆婉珍早期“反右”时的言论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等原因，免不了旧事重提，受到大字报、小字报的围攻和漫画诬蔑。很快，陆婉珍这些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靠边站了，坚持科研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停了下来。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的领导。1966年7月，石油科学研究院也出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在附近大学红卫兵的策动和直接参与下产生了若干个所谓的群众组织，其首要行动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以铲除“封资修”的腐朽文化为名，大搞抄家活动。陆婉珍一家在国外工作过，又是出身旧资本家的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有纪念意义的金银首饰、亲朋好友赠送的字画、有价值的外文书籍、存折和现金等，均在查抄之列，所抄之物在院里举办了展览会，名为“进行资产阶级教育”^[2]。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在落实政策清退查抄物品时，诸如出国前祖母送给陆婉珍的金戒指、结婚戒指等一些贵重物品都找了回来。但遗憾的是，这期间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陆婉珍和闵恩泽烧掉了大量有价值的照片、外文资料和书籍，其中包括中央大学毕业证、国外硕士和博士学位证书，以及学位论文等，因为这些东西在红卫兵眼里极有可能变成“罪证”。

“破四旧”之后不久，红卫兵开始对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逐一展开“内查外调”。在“内查外调”过程中，不但个人历史上有问题会遭到批斗，任何一个亲戚，尤其是亲属被批斗或有什么政治问题，甚至出身不好，也会成为被批斗的重要根据。陆婉珍是被“内查外调”的对象，同时也有不少“外调”的人来找她，大都是其大学和中学同学的单位，他们询问的问题及态度让陆婉珍意识到，事态正朝着极其恐怖的方向发展。

1966年末，陆婉珍被派到研究院的一个基建工作小组去劳动，该小组由一位年轻师傅领队，队员中还有更年轻的女同志，每天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杂活，例如清理下水道入口、搬水泥袋和木材等。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陆婉珍还是自由的。她可以到隔壁石油学院去看大字报。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进言，因为这是“反右倾”运动的起点，与陆婉珍有不少关系，所以她看得格外认真仔细，看完后她对身旁的工友说：“这封信没有问题啊！”此人马上善意地提醒陆婉珍，千万不能再发表这种言论了！^[3]

1967年1月，王洪文等造反派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这个被称为“一月风暴”的事件，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石油科学研究院的党政大权随即也被剥夺，侯祥麟等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挂上大牌子，写着污蔑性的称呼，进行游街和批斗。这期间，社会上出现了武斗，石油科学研究院与全国一样也出现了一些打人的现象，陆婉珍的额头在遭批斗中被人打伤，留下永久的疤痕。(www.chuimin.cn)

1968年在全国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目的是“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清队”高潮中，几乎天天有人被揪出来，早上还是革命群众，晚上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高音喇叭一广播：“勒令×××立即……”，许多人，包括家属中的老老少少，都心惊胆颤，整个石油科学研究院都处在惶恐之中，几乎人人自危。这年9月的一天，陆婉珍被造反派的大喇叭叫去，关进了地质楼的“牛棚”（即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施以“无产阶级专政”，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行”。进了“牛棚”，就没有任何的行动自由，也没有通信自由，与家人的来往物件必须由红卫兵拆阅。“牛棚”中所有房间的门窗都加上了钢条，出去买饭、劳动或被拉出去批斗必须整队，由专政人员前引后押。“牛棚”生活主要是劳动改造、写交代资料、早晚集合听训话和请罪、写思想汇报，问题严重的或认罪态度不好的有时会被拉到大会上批斗。

关押“牛棚”期间，陆婉珍白天去参加建食堂及毛主席塑像的劳动，晚间写思想汇报材料，被迫交待她的“历史问题”。陆婉珍曾在南开中学集体填表参加过三青团，这在1968年的时候成为重要“罪恶”。除了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外，还被强迫“揭发”以前同学和同事的“历史问题”。陆婉珍自1968年9月被关进“牛棚”，直到1969年5月才被放出来，在“牛棚”里度过了最苦不堪言、最难熬的一段人生岁月。

在“牛棚”里，陆婉珍手写的思想汇报和交待材料有300多页，10万余字，尽管她挨批斗的次数不算多，本身的性格也比较温和，总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但当时的状况也让她觉得很难熬，巨大的精神折磨使她几近崩溃。“文革”结束后，她曾跟学生说，当年躺在“牛棚”地板上的时候，把一切都想透了，人生最差也不过如此，还能怎样呢？

牛棚生活之劳动改造与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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