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奇迹：解析与相关问题

2023-12-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钱颖一等的解释特别关注于制度安排。双轨制这一制度在价格、区域发展和不同所有制部门发展中的贯彻，可以看作解除管制逐步实现的明证，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过渡。此外，体制外经济增量对一些国有企业的最终产品部门也形成竞争压力，硬化其预算约束，缓解其内在的激励问题。

一、关于“中国奇迹”的解释与相关问题

对于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已有不少经济学家进行了解释。其理论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

资源配置的思路以萨克斯、林毅夫等人为代表。萨克斯等人（Sachs ＆ Wang，1994）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改革开放的初始状态中，中国通过户籍制度储备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一旦借由改革的契机获得一定程度的流动性，便大量地转移到非国有、非农业的生产部门，这意味着大批量的劳动力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转移到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实现优化配置的结果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这一点有赖于中国改革启动时独特的初始状态，并非所有国家均能仿效，因而其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

林毅夫等（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则更强调发展战略调整的作用和普遍有效性，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时的初始状态同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一样，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主导的，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路中摆脱出来，采取与中国的资源禀赋相匹配的重视轻工业的发展战略。作为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放权让利入手，以改进激励机制、提高微观效率为目标。这种改革抓住了重要环节，逐步破坏了原有体制内部的一致性，即以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

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钱颖一等的解释特别关注于制度安排。（Y.Qian ＆ Gerard Roland，1998）虽然都强调放权让利，但与林毅夫等强调微观经营机制不同，他们认为政府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形成了联邦主义效应，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两方面效果：一是竞争效应，即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会增加地方政府扮演救济者的机会成本；二是货币集权与财政分权会导致利益冲突，因此能够硬化预算约束并降低通货膨胀。白重恩等强调“存款匿名制”的制度安排形成的信息分散化也产生了类似效果：这是一个有效的承诺，可以限制政府的攫取能力，使得政府无法瞄准某一特定个体高额征税，因而形成了对私人的激励；当然与之相应，政府限制利率和私营金融活动的“金融压抑”安排，则使得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和管制利率来获得一定的准财政收入。（C.Bai，D.Li，Y.Qian ＆ Y.Wang，1999）

苏力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谈起，追溯了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制度化的过程，即从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向日益强调经济手段的中国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转变的过程，与钱颖一等一样，他也承认：“允许地方自治或在治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具有一种激励制度创新的功能和制度竞争的功能。”（苏力，2004：43页）(www.chuimin.cn)

对于钱颖一等关于中央地方财政分权形成联邦主义效应的看法，杨开忠等人指出，中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联邦主义，中央并不受其与地方既定的财政关系契约安排的约束，在整个财政体制安排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多少谈判能力”（杨开忠、陶然、刘明兴，2003：10页）——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一有机会就要从地方政府身上“攫取”更多。而正是由于分权，地方政府出于税源的考虑，倾向于封闭市场、重复建设，区域间的竞争效应自然也就不会发挥什么作用。至于存款匿名制，在杨开忠等看来，“可能只是信息分散化中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中国市场化轨道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本身是信息分散化的主要力量”（同上：10页）。此外，在因果链条上，杨开忠等倾向于认为信息分散化乃至财政分权或集权都内生于中国经济转轨和增长的路径中，换而言之，前者可能是果，后者可能是因，或者它们均由第三种因素决定，至少不像是两者颠倒过来的因果关系。

杨开忠等比较青睐第三种因素，那就是解除管制。无论是大家认同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乡镇企业，还是广东和其他一些沿海省份经济起飞的关键之举“三来一补”贸易，无不与解除管制有着本质的联系。此外，要做到解除管制，就短期甚至中期而言，并不一定非要像钱颖一等所说的那样实行或者模拟“联邦主义体制”。一个非联邦主义的体制出于税源和合法性的考虑，也完全可能通过解除管制来促进经济发展。

所谓解除管制，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因素，从而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杨开忠、陶然、刘明光，2003：13页）。双轨制这一制度在价格、区域发展和不同所有制部门发展中的贯彻，可以看作解除管制逐步实现的明证，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过渡。在杨开忠等看来，理解转轨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平稳过渡，最关键的是要理解为什么中国不像俄罗斯那样经历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和破产，相反中国“国有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带来生产力改进，至少要比大规模破产好得多”（同上：14页）。对这一关键变量的解释，杨开忠等认为，是因为解除管制下体制外的经济增量更多集结于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它们与上游重化工业部门（通常是体制内部门）之间存在广泛的产业乃至人员联系，在下游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对上游产业中间产品的市场需求也会相应扩大，从而促使国有重工业规模经济和技术优势得以发挥。此外，体制外经济增量对一些国有企业的最终产品部门也形成竞争压力，硬化其预算约束，缓解其内在的激励问题。

这一解除管制的现象及其结果在社会学研究者那里得到一定的印证，并且研究得更加细致入微，主要体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相继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地方政府即厂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村镇政府即公司”和“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等观点。这些观点大多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乡镇等基层政权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间，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丘海雄、徐建牛，2004）。张闫龙（2006）利用文献材料，将研究对象锁定在省以下政府间的关系上，展开了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他强调，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决策过程日益以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为主导，一方面勇于跟上级讨价还价，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下级和作为其重要财源的辖区内各种经济体的发展。他表示赞同戴慕珍的观点，即地方官员在这一体制环境下，不仅是动机良好的企业家，而且是社区福祉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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