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供需缺口和通货膨胀

第十二章　总供需缺口和通货膨胀^[1]

前面两章我们分别就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目标选择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一章再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综合为社会总需求并同社会总供给联系起来，探讨总供需缺口和通货膨胀问题。

第一节　总供需缺口的测定

一、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理论和概念

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国外的“短缺经济论”和国内的“紧运行论”都是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缺口难以弥合为立论依据的。但是，如何理解总供给与总需求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计算总供需缺口，中外学者的观点和主张不尽相同，一些方法论和具体测算的问题也没有全部解决，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探讨。

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并不始于凯恩斯，至少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就已采用并构成其理论体系的两个核心内容。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是以物物交换为背景的，后人虽试图将货币引入这一体系，但尚未取得完全成功。这一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一网络中的任何因素，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一体系中，存在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差也是一个函数，称之为超额需求函数。瓦尔拉斯的一个基本理论结论是，在任何一组价格条件下，总供给函数必然等于总需求函数，即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超额需求函数始终为零。这便是著名的瓦尔拉斯定律。但是，这一定律并不保证市场上每一种产品都会结清，即不意味着每一种产品的供给均等于需求，部分产品会出现剩余，部分产品会出现短缺。瓦尔拉斯致力研究的是，是否会存在一组价格，使市场上每一种产品都能结清。瓦尔拉斯称这样的一组价格为均衡价格。因此，在瓦尔拉斯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系统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不成为问题，分产品的均衡才是研究的问题。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代表了总供给、总需求的一种理论模式，它以物物交换为研究对象，以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为基础，以市场结清下的均衡为特征。应该指出的是，在瓦尔拉斯以前，在魁奈、马克思的经济图表中，都可找到论述总供给、总需求的思想。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代表了总供给总需求的另一种理论模式，它以货币交换为研究对象，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基础，以市场剩余下的均衡为特征。这种理论可进一步表述为，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情况下（即在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上），它所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不一定同时均衡，完全可能存在劳动力剩余（即非自愿失业）的情况。凯恩斯的这一理论结论可简要的以图12-1表述。

图12-1

由于凯恩斯的均衡不以市场结清为条件，因此，它与一般均衡理论有着本质区别。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凯恩斯是反对瓦尔拉斯理论的。他极力论证了在现实经济系统中，并不存在总供给必然等于总需求的瓦尔拉斯神话。但是，我们并不能称凯恩斯是非均衡学派。尽管市场上并非每一种商品都能结清，但经济系统的均衡仍然存在，市场结清并不是均衡存在的必然条件，只是一种充分条件。

当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在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体系中，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既然在经济思想史上，已先后出现了瓦尔拉斯的结清均衡、凯恩斯的剩余均衡，那么，短缺均衡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可以说，短缺均衡代表了总供给总需求的第三种理论模式。这一模式以配给交换（即商品交换的数目由计划配给的份额决定）为研究对象，以需求大于总供给为基础，以市场存在短缺下的均衡为特征。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其实也是一种短缺均衡理论，并不是一种反均衡理论。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出现改革浪潮，普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格局。在双重体制下，一方面仍存在计划配给下的交换，即配给交换；另一方面，又存在商品经济下的交换，即货币交换（也包含少量的物物交换，这里舍弃这一交换形态）。此外，还存在一种在配给交换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交换形态，即“灰色交换”。用目前流行的术语表述，灰色交换是一种以“寻租”为特征的交换。在这样一种同时存在商品交换、配给交换、灰色交换的双重经济体制的系统里，在价格信号、短缺信号同时调节经济系统的条件下，如何研究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基本情况，分析市场存在短缺下的均衡，就构成了第四种均衡理论模式。它仍可称之为短缺均衡理论，但与传统计划产品经济条件下的短缺均衡理论比较，又具有若干不同特色。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把前者称之为灰色均衡，后者称之为配给均衡，它们构成了短缺均衡的两个不同分支。

综上所述，我们已在三种不同背景（物物交换经济系统、商品交换经济系统、配给交换经济系统）所对应的三种不同均衡理论（结清均衡、剩余均衡、短缺均衡）的比较分析中，提出了第四种背景（混合交换经济系统）下的均衡理论，即短缺条件下的灰色均衡问题。

虽然存在四种总供给、总需求均衡的理论，但总供给、总需求的概念并不因理论的不同而不同。在这四种理论中，总供给、总需求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理论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因此，总供给总需求的口径也有所不同。

凯恩斯曾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他写道：“令Z为雇用N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Z与N之关系，可写作Z=准（N），称之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用N人所能获得之收益，D与N之关系可写作D=f（N），称之为总需求函数。”^[2]凯恩斯的这一定义，基本上确定了总供给、总需求概念的实质内容，我们可以吸收过来，不必因理论体系不同而另加定义。凯恩斯的定义中，用了两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一个是商品价格；另一个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人数。凯恩斯认为，在不同的N取值下，D和Z取值是不同的。但在某一N值下，D和Z取值相等，并在这一N值下，雇主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值。这时的D值，称为有效需求，也就是我们常称的总需求。凯恩斯的定义中，有一基本特点是使用了预期的概念。这就是说，所谓总供给函数、总需求函数，均不是指事后已实现的量，而是事前估计的量。可以说，预期概念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根本概念。在凯恩斯的定义中，雇主具有二重身份：一方面是生产者；另一方面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他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价格总量代表总供给函数值；作为消费者，他预期取得的收益代表总需求函数值。在凯恩斯的定义中，没有涉及财政、信贷、进出口这些现实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因素。如何在现实经济系统的背景下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还是值得推敲的。

既然总供给函数值是指向市场上提供的所有商品的实际价格总量（不是名义价格总量），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向市场上提供的商品，不仅来自国内所生产的，也来自从国外进口的，因此通常把总供给函数定义为国内提供的商品实际价格总量加进口商品价格总量。此外，一种相应的定义是总供给函数为国内提供的商品实际价格总量加进口商品价格总量减出口商品价格总量。由于前一种定义对应的总需求函数中要加上出口商品价格总量一项，而后一种定义所对应的总需求函数中没有出口商品价格总量一项，所以说这两种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后一种定义更能确切说明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实际价格总量这一概念。

如何在现实经济背景下确定总需求函数的概念，是一个较为困难、争议也较大的问题。从凯恩斯的定义中可以看到，总需求函数由预期收益表示，也就是由预期的收入表示。而凯恩斯所说的这个收入，用我们的术语表示，只是一种初次分配收入，财政、信贷的作用在凯恩斯的定义中已被舍弃掉了。若考虑财政、信贷的作用，那么，收入就不应只仅仅包括初次分配收入，还应考虑再分配收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还应考虑从国外来的净收入。因此，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构成，包括以下诸项内容：

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的支出+出口+外国在本国的投资+本国在外国的收益+本国居民从外国取得的工资收入

以上内容，可用如下英文字母简要表示：

GD=C+I+G+X+IF+RF+WF

总供给=消费+储蓄+政府的收入+进口+本国在外国的投资+外国在本国投资的收益+外国居民在本国得到的工资收入

以上内容，可用如下英文字母简要表示：

GS=C+S+Gt+M+iF+rF+wF

因此，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可表示为：

GD-GS=总供需缺口

=（I-S）+（G-GT）+（X-M）+（IF-iF）

+（RF-rF）+（WF-wF）

若把上式中后三个括号中的内容简记为外国资金的净流入，即用从外国得到的非贸易收入F减去向外国支出后一切非贸易支出f，上式可表述为：

总供需缺口=（I-S）+（G-GT）+（X-M）+（F-f）

上式也可称为四缺口模型。

二、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测定方法

上面几个式子从表面上看，既清楚地说明了总供给、总需求函数的构成，又可以直接统计出来，并且用来说明总供给、总需求是可以的并较为简明。但用它来计算总供给、总需求则有较大困难，这主要表现在怎样计算I和S上，因为投资是一种预期行为，而预期的投资有多大，是不能统计出来的。因此，I和S的缺口有多大，自然也无法确定。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理论中不去直接测量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缺口，而是靠市场价格的变动来间接反映这一缺口。一般来说，总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便说明了缺口（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扩大，而总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则说明缺口在缩小。只是在构造宏观经济模型时，他们为回归出总需求、总供给的行为方程的参数时，才测定历史样本期总供给、总需求的数值，而具体测定方式目前并不统一。

现在转过来看看在我国现行的双重体制下的总供给、总需求概念的确定问题及测定方法问题。在现行经济体制下，由于短缺现象严重，仅用价格变动尚不足以全面说明总供需缺口的变动，而怎样测量短缺，又是经济理论上尚未解决的一个困难问题。因此，通过价格变动，采用间接方法来分析总供需缺口是有困难的，而直接测定又将遇到预期这一难以统计的因素，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探讨。

短缺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而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究竟应当怎样来测度它呢？广义地说，短缺表示有钱买不到东西，而这笔想买又买不到商品的钱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以现金形式保存在手中；另一种则以储蓄形式表现为银行的存款。^[3]后者又称之为强迫储蓄。实际上为方便算，不妨说这两种形式都是一种强迫储蓄。凯恩斯在《通论》中也讨论过强迫储蓄的问题，但他的结论是，如何测定强迫储蓄是困难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也尚未找到一种测量强迫储蓄的可行方法。因此，我们还只能在理论上分析强迫储蓄和价格与总供需缺口的关系。这一关系我们用图12-2表示出来。

图12-2

在图12-2中，纵轴可视为需求，横轴可视为供给，45°线H表示供需均衡，GD1表示总收入（不含重复计算的中间转移收入），总收入中减去自愿储蓄部分（自愿的存款加上自愿的手持现金数量），余下的便是总需求GD。GS表示总供给。从图12-2可看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为（Y1-Y3）。在市场经济中，GS的名义值将扩大，变为GS2。这表示价格上涨为（X3-X1）。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一个均衡点C，这是商品交换假设下的结清均衡，其均衡价格为结清均衡价格。A点是配给交换假设下的均衡。这个均衡是一个充分的短缺均衡，完全没有价格调节（短缺下没有价格效应），即均衡由配给交换即通常所说的政府定量配给来实现。因此，这时的价格是典型意义上的短缺均衡价格。在双重体制下，由于价格上涨受到限定，GS的名义值假定只能变到GS1，此时价格上涨为（X2-X1）。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余下部分（Y1-Y4）则表现为短缺，它等于（X3-X2）。这里也形成了一个均衡点B。不过，这是一种由混合调节即商品交换（市场）和配给交换（政府）共同调节下形成的不充分短缺均衡，其特征是同时存在不完全价格调节和不完全配额调节。在双重调节下形成的均衡价格是一个混合均衡价格。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提出的是总供给、总需求函数，而在图12-2中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实际上取的是总供给、总需求函数中的某一数值。但是，这对说明问题的实质关系没有影响，特别是在讨论历史样本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具体数值时就更是如此，因为历史样本期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数值总是其总供给、总需求函数所取的一个值。

从图12-2中可以看到自愿储蓄（Y2-Y1）等于（X4-X3），而（X4-X2）表示的是所有新增储蓄（手持现金总量加银行存款总量）。短缺的变动，即强迫性储蓄的变动，只能在（X4-X2）范围内。而短缺的变动，正是受到投资预期大小的作用。因此，尽管预期不可捉摸、难以统计，但现在我们毕竟可找到其一个间接的变动区间，即（X4-X2）。因此，我们便得到了一个测量总需求、总供给的理论依据。由于它考虑了预期因素，从而是一个事前指标。

由上可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是一个受预期因素影响而具有弹性的值，我们可根据图12-2用所有储蓄加价格上涨部分把其测量出来。价格上涨部分（X2-X1）可用总物价指数表示，短缺量（X3-X2）则用一个包含它的区间（X4-X2）表示。由于（X2-X1）和（X4-X2）都可具体测定，并已有现成统计指标表示，故这种方法具有现实可行性。但是采用这种方法，由于是用所有储蓄区间来包含强迫性储蓄部分，因此，它把自愿储蓄也包括在内，从而实际上是一种口径较宽的总需求指标。若要测定不包含自愿储蓄的总需求指标，其主要困难是如何分离自愿储蓄与强迫储蓄。有人试图用边际储蓄倾向来计算自愿储蓄，这在实际上是难以行得通的。就算边际储蓄倾向从长期看是趋于稳定的，但在短期内则可以有较大变动，例如1988年我国有一段时间储蓄额出现了绝对下降的情况，若采用边际储蓄倾向，便不可能解决问题。何况在计算边际储蓄倾向的方法上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尚无成熟方法可用。总之，采用我们的办法作为测量总供需缺口的基本依据，虽包含自愿性储蓄这一因素在内，但只要每年的统计中都采用同一方法，那么，从总供给、总需求的相对增长速度上讲，它与不包含自愿储蓄的总供给、总需求指标相比，区别是不大的。特别是采用这一方法，有利于建立和分析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行为方程，有利于利用这一套行为方程分析价格变动。采用这一方式，价格变动情况可用如下行为方程描述：

P=f（L、SD、R）

式中，P为价格变动率；L为手持现金；SD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该缺口采用上述方法计算；R为实际利率。由于缺口用所有储蓄来测定，缺口导致的价格上涨部分，可由手持现金数量抵消一部分，并由实际利率吸引的储蓄抵消一部分，这三部分的代数和就是价格的最终变动率。这里，L、SD、R都是可测定的因素，都可由现行统计指标计算出来。我们用此行为方程，用我国自1977～1986年这一段时间作为样本区间，所得的回归方程如下：

从这些性能指标来看，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当然，以上述理论指导总需求、总供给的测量还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核算统计技术上去。

三、关于总供给总需求的测定

上面，我们已从理论上对总供给、总需求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这为从统计角度对总供给总需求指标进行测定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实际测定这两个指标时，还有一些技术性问题有待解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从经济理论上看，总供给、总需求指标均是事前指标。前面曾提供了测定预期的基本思路，即用所有储蓄区间既包含强迫储蓄区间，也包括自愿储蓄区间来反映短缺，因此，这一总需求的口径较宽。如果把历年积累的储蓄都全部列为总需求，会带来不少问题，对此，我们拟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专节论述。而与总需求口径相对应的总供给口径，怎样反映出事前的总供给状况，还有待研究。

2.在开放经济系统中，进出口因素及利用外资等因素都影响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形成。前面提到的四缺口模型中的进出口缺口和外资流进流出缺口，如何反映到总供给总需求的口径中来，也是要研究的。

3.在再分配过程中，财政、信贷部门对总需求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可在缺口模型中的前两个缺口上反映出来。（I-S）及（G-GT）这两个缺口，均综合反映了财政部门的作用。这里要指出的是，并不是（IS）缺口单独反映银行的信贷差额，（G-GT）缺口单独反映财政的收支差额。如在I中，也包括有财政支出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何况I还是一种预期投资，与实际投资额也是有区别的。当然，预期投资也必须有资金作保证，即有收入作为约束条件，或者说有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作为约束条件。当希望用于投资的资金中只有部分实际用于投资时，余下部分就转为强迫性储蓄，即反映为短缺。

4.总供给与总需求都是流量指标，但它们又都与存量指标有密切的联系。正确区分存量与流量，是测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个关键问题。

下面，我们在具体构造总供给、总需求指标时，不但以前述理论作为依据，还要在选择统计指标时考虑到是否能全面反映出上面所讲的四个问题。我们先来看总供给的口径确定问题。

总供给表示向市场提供商品的实际价格总量，它分为两个部分，即国内提供的商品实际价格总量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价格总量，而前者又可分为本期内国内生产的和从库存中取出的两个部分。由于库存调节部分不大，测定总供给时可舍弃。至于国内生产的部分，则可用国民收入生产额表示（也可用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不过总需求口径也要相应扩大。要遵循生产劳动界限划到什么地方，供给也就算到什么地方，原始收入和派生收入就在什么地方分界的原则。这里，由于我国统计指标体系仍然以国民收入为核心，故采用国民收入生产额指标）。此外，我们这里也舍弃了已计入国民收入生产额中的不能当年使用的部分，如尚未成材的育林的增加值等。问题是，怎样把国民收入生产额的实际价格总量反映出来，即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由于总供给是一个流量指标，它是在一个时期（如一年）内产生的，因此，扣除价格因素可用上期（上年）的不变价表示。用上年不变价表示的国民收入生产额，可根据国民收入生产额的发展速度值推算出来。于是，可以用总供给等于上年不变价计算的国民收入生产额加进口总额减出口总额这样的算式来确定总供给。

确定总需求指标的口径，相对来说要困难些。我们首先来看总需求中已经实现的部分。根据总供给口径的确定，总需求中已经实现的部分应是国民收入使用额。总需求除初次分配收入外，还包含有再分配收入中的扩张部分，以及国外取得的净收入部分，这些收入都可用来购买总供给。购买总供给余下的部分，则构成储蓄，它又可分解为手持现金增加部分和存款增加部分。我们着重谈到了总需求是一种预期需求，当预期需求只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后，余下的部分就转为强迫性储蓄。因此，从理论上看，总需求表现为预期的总需求，它应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加强迫储蓄。

但是，由于强迫性储蓄难以测量，就用所有储蓄来包含强迫性储蓄，这是一种较宽的总需求口径，它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加所有储蓄。

如果价格不受限制，不存在短缺的话，那么，总需求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

比较这三个总需求口径，不难看到，关键在于判断强迫性储蓄到底有多大，从而便可判断采用哪一个总需求口径好。按第一种总需求口径，符合理论要求，但因强迫储蓄无法计算，难以操作。由于我们国家短缺还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能不考虑短缺，不能采用第三种总需求口径。采用第三种总需求口径，在存在强制性储蓄的情况下，抹杀了总需求的预期性质，从而丧失了总需求的基本属性，不可作事前指标来使用。采用第二种总需求口径，其最大优点，是保留了总需求概念的预期性质，可作为事前指标来使用；其最大缺陷是把所有储蓄都作为需求，口径宽泛，这样会人为地夸大总供需缺口，对此，我们在下一节专门加以论述。

第二节　储蓄的个人动产性质及计算总供需缺口时的对待

一、把储蓄当作结余购买力的误解

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把历年来积存的个人储蓄额当作结余购买力，并且有的把它视为未实现的需求计算入总需求及总供需缺口之中。这从理论上说是对流量和存量的混淆。

我们认为，把个人储蓄当作结余购买力并计算在总需求之内，是对于现阶段个人储蓄性质的误解。到1989年年末，个人储蓄（包括各种存款和手持现金）总共已达到7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3倍多，比当年国民收入总额的一半还多。把这样一笔巨额的资金继续当作结余购买力来看待，便会有芒刺在背、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而且个人储蓄还在不断增长，把历年积存的个人储蓄都称作结余购买力而算入总供需缺口之中，总需求将永远大于总供给。这不仅不能解释在1989年为什么会出现市场销售的疲软，而且怎样方能实现宽松的目标也成了疑问。我们是主张形成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经济，但我们不赞成把个人储蓄称作结余购买力而在理论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心态。

我们认为，把多年积存下来的城乡居民个人储蓄看作个人动产比看作结余购买力更能反映其内在性质，更有利于政策选择。将城乡居民个人储蓄看作个人动产是有依据的。我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城乡居民拥有个人财产，房屋等是不动产，个人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是动产。但过去由于长期实行“勒紧裤带搞建设”的方针，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吃用之后很少余钱，消费函数接近于1。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1978年年末，经历29个年头之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不过210亿元，加上流通中货币总共不过400亿元，平均到每人仅50元左右，每人每年增长额只有2元左右，把它看作是个人动产显然是不适当的，而且当时城乡居民中不少人还谈不上温饱，个人消费需求远未满足，个人储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短缺而被迫储存的属于储币待购或者持币待购性质。因此，在那时把个人储蓄不看作个人动产而看作未实现的结余购买力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很猛，吃过用过之后还有余钱可供积攒，城镇每百元工资吸储率1988年近30%，1989年则近40%，消费函数由接近1降为0．95、0．9、0．85，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每年都以20%～30%的速度增加。1989年，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增加1334亿元，总余额达5100多亿元。这时再把它继续看作是未能实现而被迫储蓄下来的结余购买力，就很不合适了。这会让人们对个人储蓄的持续增长感到畏惧，心里不踏实，虽然天下本来无事，但在某些人心目中会有一种坐在越添越旺的炭火盆上的心态，总是希望减弱其增长势头，希望能把它消化掉。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议论过用币制改革的办法，在发新币换旧币时对于大额储蓄用低得多的兑换率来冲销多年结存的储蓄余额。这种对储蓄畏之如蛇蝎的心态，正是由于把储蓄看作是结余购买力，是笼中虎，总认为不消化掉它便难以使购买力与社会商品供应量相适应，却没有认识到这乃是误解。

二、已转化为投资的储蓄，不应视为结余购买力

还应当指出的是，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这本来是经济学的常识，只不过我国过去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投资，个人储蓄为数甚微，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社会总需求的计算上，往往把财政安排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拨款加上银行提供的贷款作为投资需求，把财政安排的集团消费基金和由个人可支配收入形成的个人消费基金作为消费需求。因此，在过去的计算中，就已经存在着重复计算：一方面把个人的可支配收入都看作是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把收入减消费而形成的储蓄存款，又通过银行信贷渠道算作投资需求。只不过那时消费函数接近于1，重复计算对计算结果影响不大。如今消费函数在0．85左右，对计算结果影响便相当大，若再把历年积存的储蓄都算作未实现购买力，把资金存量也算作资金流量，对社会总需求的计算误差便更大了。

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政府积累型转化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积累型，个人储蓄已经在投资形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时，再把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消费基金等量齐观，便往往会引起错觉并导致决策失误。尤其是历年积存的个人储蓄更不能作为结余购买力看待，它作为购买力并未结余下来。这是因为，历年积存的储蓄存款余额和历年滞留在个人手中的流通中货币，都早已由银行作为历年的信贷资金来源贷放给生产和建设单位。它或者是作为流动资金贷款由工商企业所占用，或者是作为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用于生产建设项目，它作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并未“结余”下来，这个存量早已经通过储蓄——投资的渠道被使用了。

正因为这样，个人储蓄在性质上已经从个人收入转化为个人动产，它不能再作为结余购买力被动用。如果一旦发生挤提存款风潮而动用这笔资金，就会出现“一女二嫁”的现象，或者由此而导致流通中货币过多，刺激物价上涨，或者因储蓄存款减少而相应减少贷款发放，影响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占用，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由于个人储蓄已经是我国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当年储蓄率下降就会影响当年的投资和影响总供需平衡，若再出现储蓄存款余额下降，哪怕下降1%，都会形成对市场的强烈冲击。因而对于储蓄存款务必使其稳定增长，不能把它当作结余购买力而总是想去消化它和减少它。

三、对个人储蓄要作强迫储蓄和自愿储蓄的区分

个人储蓄属于个人动产还是结余购买力，当然并不在于人们如何看待，而在于它本身具有的性质。因为从储蓄存款来说，它既可以稳定不提取而构成个人动产，又可以随时提取作为购买商品的支付手段。活期存款只要填一张取款单便可以变为现金，它和现金只是“一纸之隔”；至于定期存款只要肯承受一些利息损失，也随时能转化为现金，因而从微观的个人的角度看，储蓄存款的可变动性是相当大的；然而，从宏观的总量的角度看，储蓄存款有提取也有存入，当储蓄存款主要是自愿储蓄时其稳定性比较大，当储蓄存款主要是强迫储蓄时则变动性比较强。对于储蓄中强迫储蓄和自愿储蓄的比重是很不容易测度的，各地银行虽然作过多次问卷调查，由于被调查者对问卷持有不同看法也不易准确。一般而言，在温饱尚未满足而且处于商品匮乏的配给供应状况下，个人储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迫储蓄，在相当大程度上属于未实现的购买力；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而且处于有钱能买到商品的市场状况下，个人储蓄在相当大程度上已属于自愿储蓄，不能够再作为未实现购买力看待。所以，当多数消费品是市场能够供给时，个人储蓄存款增长应大体上看作是自愿储蓄增长，个人有存有取后在总量上将表现为储蓄存量的稳定增长，只要没有大的意外，它不会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冲击市场，没有必要高喊“狼来了”警吓自己。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大的意外，使得本属自愿的储蓄下降呢？从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只有在货币迅速贬值、储蓄存款利率远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时，城乡居民才会急于取出储蓄存款连同手持现金去抢购。但由此形成的需求并不是一般的消费需求，因为一般的消费需求通常可以由当年形成的收入求得满足，动用历年积蓄抢购的往往是被认为可以保值的商品，如黄金、外币、珠宝、耐用消费品等，对于这种特殊的需求可以称作“保值需求”，因而在实质上它是个人财产形式的转换，或者从动产转化为不动产，或者从储蓄形式的动产转换成黄金、外币等形式的动产。然而，对个人来说最方便灵活的毕竟仍是储蓄存款，只要储蓄存款利率能够保值乃至增值，就没有必要挤提存款去抢购保值商品，也就不会形成现实的购买力去冲击市场了。可见，“狼”是要防备的，但防“狼”的主要措施乃是遏制通货膨胀和实行正确的利率政策，至于对储蓄存款的增长则不应该人为地制造紧张，不应该把历年积存的储蓄存款都作为结余购买力计算入总供需缺口。

四、结余购买力仍存在，安排当年总供需时不应忽略

当然，我们在作上述分析时，并不是说历年积存的个人储蓄存款中并无强迫储蓄的成分，并不是说城乡居民手持现金中并无超过正常需要量的部分。这些部分无疑都是存在的，它仍旧是未实现的结余购买力，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成为现实的购买力投向市场。

我们认为，这一因素需要在安排当年总供需流量时重视考虑。在每一年度里，既会有历年储蓄中被迫储蓄部分提取现金购买商品，又会有当年新增加的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年末的新增储蓄余额便是这种有取有存的结果。因此，并不需要另外计算一笔历年储蓄余额的动用额，在年初预测年末储蓄存款增长额时重视考虑这一因素，便不至于有大的出入。与此同时，对于城乡居民手持现金超过正常需要量的部分，也不需要另外计算一笔，只要在计算当年新增货币流量时重视考虑这一因素，上年超发货币过多时当年少增加些，上年货币流通正常时当年按正常增发量计算。

所以，我们认为历年积存的个人储蓄中有结余购买力的因素，其中有在当年使用的即期购买力，也有在未来年度中使用的未来购买力。但我们认为，由此并不需要另外计算一笔，另外计算一笔有可能导致重复计算，高估预期总需求，乃至采取一些过于谨慎的措施，使经济发展低谷过低，同样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当然，不另外计算一笔，不等于在计算当年总供需及其缺口时可以不考虑历年积存的个人储蓄中作为当年购买力使用的因素，如果因未重视而未加以考虑，有可能低估预期总需求，实际执行中有可能因为原来估计不足而导致总需求过旺，使经济发展出现不正常的高峰。

由此而涉及到的是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理论及其度量的问题。我们和我国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我国多年来存在着国民收入的超分配，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起伏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安排当年总供需时避免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大量的关于超分配的理论和度量的文章里，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在这些文章中往往把个人收入全部算作个人消费基金，又把由银行贷款提供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算作积累基金，没有计算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消费形成个人储蓄又通过银行贷放形成投资的过程，从而因重复计算高估了超分配的数额。我们认为，只要消费函数不大于1，那么，当投资=储蓄（政府储蓄+个人储蓄）时，表明国民收入分配正常；当投资＞储蓄时，表明出现了国民收入超分配；当投资＜储蓄时，表明国民收入分配不足。至于个人收入增加过猛，形成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方向倾斜，是另一个问题；由政府积累型向政府和社会共同积累型转化是否合理、是否应予鼓励，是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不应和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等同起来。其二是在这些文章中往往把多年的国民收入超分配额加以累计，以强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认为，国民收入超分配虽然是存在的、是需要重视的，但历年的超分配额并不能累加计算。因为在分配过程中虽然超额了，但从实际执行结果来说，国民收入使用额总是和创造额相等的（舍象掉国际收支因素），超分配引发了经济运行中一系列问题，但超分配额并不会积存下来。因此，我们组织经济运行所要重视的是在当年分配中避免出现超分配，而不是想方设法“消化”过去的超分配。

五、总供需缺口的测算

总结上面所讲，我们可以简化成下列算式来测算总供给与总需求：

总供给=上年不变价计算的国民收入生产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

总需求=当年现价计算的国民收入使用额+当年手持现金增加额+当年存款增加额

存款增加额和手持现金增加额，从理论上应分为两部分：国内存款和国内现金；外汇存款和外汇储备。外汇存款和外汇储备都应折算成人民币，这就涉及汇率问题。折算高了，将夸大总需求；折算低了，又会缩小总需求。鉴于外汇存款和外汇储备一般不存在强迫储蓄的问题，因此在实际计算时，也可不计入总需求。

在分别计算出总供给与总需求后，总供需缺口就容易算出了。

我们采用上述方法，对我国1982年以来的总供给、总需求及缺口的数值，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性的测算，结果如表12-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计算的口径和方法不同，最后所得出的总供需缺

表12-1

口数量和社会总供需差率也不会相同。我们见到的有关数字彼此很不一致，但缺口值和供需差率似乎我们的计算结果比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报告，对1988年的预计是：社会总需求比1987年增长22．1%，总供给增长19．3%，供需差率1987年为13．6%，1988年为16．2%。^[4]表12-1中的数字，1988年比1987年总需求增长21．9%，总供给增长20．3%，前者比统计局预计数字低0．2个百分点，后者则高1个百分点，但供需差率1987年、1988年都明显高于统计局数字。对此，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第三节　总供需—缺口——货币过量供给——通货膨胀

一、总量失衡、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之间的一般关系

上一节讲到，按我们的口径计算，近些年总供需缺口数量相当可观，从1984年开始超过1000亿元，1987年又超过2000亿元。这么大的缺口，同货币供给、通货膨胀是怎样一种关系？

先看一看总供需缺口与货币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

由于总需求是通过有货币支付能力来体现的，因此总需求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货币支付能力的增加，从而要求货币供给量随之增多。那么，货币供给量的多少，是不是仅仅决定于总需求的多少呢？这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通常，人们把货币供给量模型表述为：M=g×B。其中，M代表货币供给量，g代表货币乘数，B代表基础货币。它表明，货币供给量取决于两个基本变量：一是货币乘数；二是基础货币。这里首先就碰到货币的含义问题。过去人们在考察货币流通时，往往只限于现金部分而忽视非现金（转账结算）部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货币。从流通的灵活程度这一角度而论，最高层次的货币是现金，通常用M表示；第二层次的货币是居民活期存款和企事业单位各项存款，通常用M1（包括M0，M0占M1的比重在20%左右）表示；第三层次的货币是居民定期储蓄存款，通常用M2（包括M1）表示。这样，货币供应量也就产生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别。按流行的观点，狭义货币供应量是由流通中的现金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构成的，亦即M1。M1是对我国市场供求状况影响最大的货币总量。广义货币供应量是由M1加上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构成的，亦即M2（广义货币供应量分类指标多少，依金融不同发展时期会有变化，也不限于M2，还可有M3、M4……）。所谓“基础货币”，是指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与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和。所谓“货币乘数”就是指辗转存贷、派生存款扩张，商业银行体系所能创造的货币量就是中央银行所发行的基础货币量的若干倍，也就是g×B。有的同志推算我国专业银行体系创造货币的能力，亦即货币乘数为5。^[5]有的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我国通过现金管制，现金流通和转账货币流通不允许自由兑换，这就破坏了基础货币与派生货币（银行存款）自由兑换的要求，并且国家统计的现金流通量是指银行体系以外的现金量，不为专业银行持有，不能作为创造货币的基础，因此，提出我国货币量（广义概念）的供给模型应表述为：

MS=C+S

或

MS=f（W）+f（L）

式中，MS代表广义货币量，C代表现金量，S代表转账货币，W代表居民个人货币收入，L代表专业银行贷款。他们通过回归分析，说明这一模型是成立的，即货币存量（亦即货币供应量）分别是由居民个人收入和专业银行贷款这两部分决定的。^[6]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更符合中国实际的。

既然货币供给量决定于居民个人收入和专业银行贷款，那么，为了弄清总供需缺口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缺口与居民个人收入、缺口与专业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

居民个人收入主要是工资、奖金、劳务收入、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这些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要求现金投放的总额就越多。以1988年为例，仅职工工资（2316.2亿元，比上年增长23．1%）和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2860亿元，比上年增长26．5%）两项就达5176．2亿元，如加上其他形式的居民个人收入，总计8878．7亿元，比上年增长27．4%。居民个人收入数额这么巨大，增长速度这么快，其中大部分是合理的，例如标准工资、随生产力发展而相应提高的收入、农民因出售更多的农副产品而增加的收入等，与这部分收入对应的现金投放是正常的。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例如侵蚀利润的那部分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增加的那部分工资以及超过消费品供给和劳务供给的其他货币收入部分，大体属于需求膨胀的组成部分，与这部分收入对应的现金投放，可以算作是货币过量供给的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1）现金投放量不等于现金发行量，现金发行量系指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现金投放量与现金回笼量的差额。（2）现金发行量（现金增量）不完全取决于居民个人收入，现金发行量=存贷差额+财政借款+储备账户+国际账户-资金账户-其他。（3）但可以肯定，居民个人货币收入多寡乃是现金流通量和现金发行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的同志利用1952～1985年的个人货币收入和现金流通量的数据经回归运算，R2=0．9827，t=42．5758，证实个人货币收入对现金流通量有着很强的说明力。①(www.chuimin.cn)

广义的货币除现金外，还包括转账货币。企业、机关、团体相互之间发生的较大额的经济来往都通过这一形式进行结算，即必须使用转账货币来实现购买意愿，不能自由支取现金。由于国家对现金实行严格管制，尽量缩小现金数额，尽量扩大非现金结算领域，因此企事业单位持有的现金所占比重很少，例如1986年底现金流通量1200亿元左右，其中国营单位持有的现金仅200亿元左右，所占比重不过16．7%。从1952～1986年，转账货币在货币供给量中占74．4%，表明控制转账货币供给量对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胜过现金部分。影响转账货币存量（供应量）的决定性因素是专业银行贷款。贷款数量越大，需要的转账货币数量也越大。而企事业单位从银行那里得到的贷款规模扩大，标志着需求规模扩大。如果是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那就体现着投资需求。这种需求若超过了投资品供给能力，即构成需求膨胀或缺口，而与之对应的转账货币便成为过量供给。这种转账货币的过量供给比现金的过量供给，在测度上和控制上要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在允许专业银行存款挂钩的条件下，存款越多可以贷款就越多，形成不断循环和自我无限膨胀，银行贷款实际成了转账货币的发行手段。这样，就使得总供需缺口要求转账货币过量供给，转账货币过量供给又进一步刺激需求膨胀，变得难以抑制。

再看一看由总供需缺口引起的货币过量供给与通货膨胀的一般关系。

通货膨胀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就其直接结果而言，是购买力下降；就其反映的实质内容而言，是指商品货币关系处于非均衡状态，表明商品供求数量及其结构存在矛盾。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它都与总供需缺口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用价格上涨来反映需求膨胀或供需缺口是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方法。我国目前大部分商品价格已放开，某些重要商品虽仍有计划价格，但也存在议价。这种价格双轨制与市场供需情况有着密切联系：供大于需，虽计划价格不动，但其议价会下降；需大于供，虽计划价格不动，但其现价将提高。从总体来考察，价格的波动已能反映供需的缺口态势。上面提到，缺口导致货币过量供给，实际上货币过量供给就意味着至少是孕育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需求增长与货币购买力增长具有相同的含义。货币形态的需求超过实物形态的供给，其后果或是超过部分的货币购买力实现不了，有钱买不到物，或是购买与以前相同数量、相同功能的物品却要付出更多的货币，或是付出与以前相同数量的货币却只能买到更少、更差的物品，亦即实际购买力下降了。其实，货币购买力实现不了具有暂时性，作为消费者总是或迟或早地要使自己拥有的货币购买力得以实现的，而在商品可供量满足不了现有的货币支付能力时，在市场供求规律的支配下，生产者要高价出卖，消费者只好忍痛高价购买，这样，暂时未得到实现的货币购买力，最后要通过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的形式来实现。

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在物价每年平均上涨2．5%以上并持续一段时期以后，才会发生通货膨胀。我国从1984年以来，全国零售物价连续以高出2．5%的幅度上涨。由此可以断定，物价上涨已导致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率到底有多高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公式：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张卓元计算过我国年末货币（现金）流通量比上年增加率减去年经济增长率（以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代表）得出的差额为：1984年为36，1985年为12．4，1986年为15．9，1987年为10．1。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套用这一公式。即使撇开货币供应增长中的货币是指M0还是M1或M2不说，还要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由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阶段，要求货币一定程度超前供应，在年经济增长率保持8%～9%时，年货币供应增长的正常率在13%～15%之间，亦即要在年经济增长率8%～9%之外，加上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要求货币增发年率2%～3%，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对原来扭曲的价格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求货币增长年率2%～3%。这样估计下来，到1987年底，我国积存的通货膨胀压力在20%左右。^[7]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部分，不能简单地等同为通货膨胀的部分，但是由于货币超量供给导致通货膨胀，这一内在联系是确定无疑的。

二、我国从供需缺口——通货膨胀的过程

供需缺口主要是由需求膨胀造成的。需求膨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萌发，在再分配中形成，通过银行多发货币来填补赤字的途径输送到市场上来，最终形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我们知道，企业初次分配中，企业的收入一定，其初次分配的界线也就定了下来，奖金、实物等发多少，一般仍在这条界线内，不能超过界线发放。但投资情况要更复杂。因此，这里着重讲一下投资需求膨胀过程。

从宏观层次上考察，投资需求膨胀是经过财政和信贷这两个系统发展起来的。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由于重消费、轻积累，导致投资资金不足。财政为了保证人民的长远利益，必须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础性、战略性工程项目投资，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此外，为了支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财政也将扩大对其他行业的投资。而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过大时，财政收入便相应减少，于是就难以避免财政支大于收的局面，赤字也就应运而生了。在财政赤字不能靠借债弥补的情况下，势必向银行透支。其次，银行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也将不断满足企业的扩大贷款的要求，当贷款额大于存款额时，只能靠发行货币来弥补。一旦为银行信贷收支平衡而创造出过量的货币时，投资膨胀也就形成现实，并通过货币的发放而与消费需求膨胀一道输送到市场上来，形成通货膨胀。

下面我们把需求膨胀的过程用图12-3表示出来，以形成一种总需求形成过程的行为模型。为了便于分析，在图12-3中我们抽象掉社会性消费部分，即抽象掉非生产性的事业单位的收支内容。

图12-3中，OC为企业的净收入，OA表示企业净收入中的留存份额，AC表示企业上缴财政的份额，OI表示企业留存额中用于职工收入部分，IA表示企业留存中用于生产积累部分。

现在，我们通过45°线的方式，把IA和AC即企业投资和财政投资两个部分转换到横轴的左半部财政投资安排规模上来。由图12-3可知，AC=OB=EF，IA=OD=OE。即OE表示企业投资部分，EF表示财政的实际投资能力部分，如果OE和EF即OF部分不能满足财政上考虑国民经济长远利益的需求和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那么财政将采用赤字预算的方式扩大投资。设赤字为F1F，则财政安排的投资规模为EF1，全社会总投资规模OH中余下的另一个缺口F1H将靠银行贷款给企业加以弥补。

图12-3

从图12-3中不难看出，在社会总投资OH一定的条件下，投资缺口FH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企业留存占企业净收入的比重即OA/OC；另一个是企业留存中用于职工收入的份额占企业留存的比重即OI/OA。若OA/OC减小，则AC扩大，相应EF就扩大，而OH不变，因此投资缺口FH将减小。同理，若OF/OA减小，则IA扩大，相应OE扩大，同样导致FH减小。

上面我们通过图形，说明了微观层次中的两个比重OA/OC及OI/OA对投资缺口的影响及财政赤字弥补缺口之一部分的过程。下面，我们进一步考虑在银行系统的作用下，缺口的另一部分由银行贷款弥补的过程，以及货币发行和其他非正常货币发行是怎样转换为价格上涨和短缺的，即怎样转换为总供需缺口的。

图12-4中，OJ表示实际发行的货币量，OK表示正常只应该发行的货币量（即所谓经济性货币发行量），KQ表示为弥补财政透支而发行的财政性货币发行量，QJ表示银行的其他非经济性货币发行量，OR线为货币流通速度转换率。如果OK通过OR线转换为OM（还有KQ转换为MP、QJ转换为PN等），表示OK的货币完成交换的商品总值为OM（若抽象掉实物交换和自留实物等非货币交换部分，则OM代表总供给）。如果没有财政赤字FF1，就没有财政性货币发行KQ，也没有PM的存在。同时，如果没有企业投资缺口F1H，也就没有其他非经济货币发行量QJ，自然也不会有PN的存在。这时，OM表示总商品量的实际交换值，即总供给的实际值，由于存在两个缺口FF1和F1H，银行不得不多发行货币量KQ和QJ，于是银行实际发行的货币量将为OJ。若在取消价格限制的条件下，则总供给的实际值将由OM扩大到ON，MN表示了价格上涨的部分。若在存在价格限制的条件下，OM将扩大到OT，余下的TN将表现为短缺，它所对应的货币量SJ将转换为强迫储蓄。

图12-4

从图12-3和图12-4所表示的投资双缺口模型（财政投资缺口和企业投资缺口）所形成的过程可看到，消费需求膨胀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总供需缺口的出现，但它为总供需缺口的出现准备了一个适宜的条件，而投资的双缺口，才是总供需缺口的直接成因。消费需求膨胀，则是一种间接成因。事实上，在初次分配中，企业的收入是确定的。在企业自负盈亏、政府不予补贴的情况下，职工收入虽然过大（即消费需求膨胀，这里舍弃了社会性消费部分），但它仍有实物保证，不会导致总供需缺口，只会导致企业发展缺乏后劲从而长远利益受损的局面。要控制投资缺口的出现，还需从控制消费需求着手，即从控制OA/OC及OI/OA两个比例着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上述分析，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了OA/OC及OI/OA这两个比例怎样演化为总供需缺口MN的过程，即所谓的转导过程。

从上面转导过程分析中，我们还可看到，总需求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总供给的实际值OM；另一部分是总供需缺口MN，总需求等于OM 加MN，即为ON。而MN部分虽是由财政投资缺口和企业投资缺口两个部分所造成的，但它最终要通过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KJ转换为市场上现实的总供需缺口。因此，我们可用总供给和银行货币发行的增加额两项作为总需求的解释变量。事实上，我们只能测定OJ，不能测定OK和KJ，即我们难以分清正常货币发行量和非正常货币发行量。国内虽有人采用剑桥方程式来测定OK和KJ，但这并不是一种成熟可行的办法，如其中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测定问题等，都影响到对OK和KJ的测定。而怎样判断货币流通速度是否正常，如同判断自愿储蓄一样，目前都无成熟的方法。银行货币发行的增加额，其中已包含有非经济性货币发行KJ部分，我们用一个可测定的量来包含一个不可测定的量，然后用这个可测定的量去解释总需求。由此，我们得到总需求的行为方程如下：

GD=f（GS，NB）

其中，GD为总需求，GS为总供给，NB为银行货币发行的增加额。这里，货币不仅仅指现金，还包括用于交易的银行存款。

在实际分析工作中，为了排除进出口因素对模型的扰动作用，我们可用国民收入生产额NIS（按上年不变价计算）来代替总供给作为总需求的解释变量。此时，有

GD=f（NIS，NB）

上式对1977～1986年这段时期的回归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总需求行为方程可以看到，国民收入生产额和银行货币发行增加额都是导致总需求扩大的因素。其中，NIS和NB每增加1个单位，将使GD增加2.3551个单位；NIS增加1个单位，GD也大致增加1个单位。

总之，需求膨胀引起财政赤字，导致多发货币。同时，居民手中握有货币但买不到商品，不得不把钱存入银行，形成强制性储蓄。银行把这笔钱又贷放出去，形成了货币的增殖，便导致信用膨胀。货币流通量增加，而商品劳务没有相应增加，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积久的综合症

长期流传的观点是，由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可以按比例协调发展，不会发生以商品货币关系处于非均衡状态为标志的通货膨胀。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历史和现实却否定了这种观点。

西方国家出现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以及结构型通货膨胀，在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发生了。以零售价格涨幅为主要标志的通货膨胀率，南斯拉夫1985年为76%，1988年达250%；匈牙利1981～ 1986年年均6.5%，1988年为16%；波兰1985年为15%，1988年达74%左右。我国1979～1983年年均2．7%，1984～1988年年均升至8．6%，呈累进加速趋势：1984年为2.8%，1985年跃升至8.8%，1986年（6%）和1987年（7.3%）虽略有下降，但1988年又剧增到18．5%。就我国的通货膨胀状态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加以强调：

（一）不可忽视的惯性通货膨胀

上面我们对总供需缺口导致通货膨胀的过程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已说明了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的形成问题。1984年以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双膨胀所聚成的复合拉力是非常巨大的。但不能把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需求膨胀，也不能把通货膨胀率仅仅归为新货币的创造率，因为即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货币供给量基本适度，由于供给和结构方面的原因，也可能促使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中外不少学者认为，在经济过程中，即使不出现需求过剩，由于经济活动的成本增加，物价也会上涨，从而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成本推动中，工资率提高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增长也是繁荣时期，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工资却没有下降的灵活性。所以，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巴伊特说：“看来价格刚性的主要原因是刚性工资。”^[8]我国近年来的工资增长速度很高，从1984～1988年，除1987年增长速度较低（13．5%）以外，其余几年都在20%以上，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促使成本大幅度提高。我国产品成本费用构成中，工资大体占10%左右，比重最大的部分是原材料，约占70%～80%，因此，除工资外，在成本推动中，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我国原材料的价格长期偏低，适当提高是应当的。但是，原材料价格提高，势必加大产品成本，在使用原材料的加工企业消化不了或不愿降低成本利润的情况下，就会造成产品普遍涨价，否则企业将面临上下双重压力：减少上缴利税，国家财政不依；减少工资、福利开支，职工不依。除工资和原材料外，还有管理费用，在成本费用中约占10%以上。这部分成本费用上升得很快，比重提高。总之，我国近年产品成本各项费用同时迅猛上升。可以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比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更难治理，从而变成更主要的一种通货膨胀形式。

即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如经济结构失衡也会引起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按照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科洛西希的看法，价格上涨趋势的长期原因在于结构的变化。他说：“一个不发达的经济在力求现代化自身的结构时，它比发达经济更易于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何况在当前，就是发达的经济也很难避免结构型的通货膨胀。”^[9]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我国当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几乎所有的农业原材料供应都很紧张，高价抢购“大战”不断迭起，愈演愈烈，而农产品价格被哄抬起来之后，势必推动整个物价上涨。矿产原料也异常缺乏，由于严重供不应求也要被迫涨价。上游产品价格一提，下游产品价格也要想方设法跟着上浮。煤炭、石油、电力紧张，企业为了使生产活动不致中断，不惜高价购买，导致价格不断上涨。运力与运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要求提高运价呼声很高，虽然由于国家管制公开运价受到抑制，但隐蔽的涨价势不可遏，事情发展到一定地步，也不得不考虑公开提价。当对结构中的薄弱环节、稀缺部分采取提高价格措施加以刺激时，无疑会使物价上涨，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会引起连锁反应，结构中的超强环节、过剩部分也跟着涨价，于是便加剧了通货膨胀。

更值得注意的是，结构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再加上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轮番涨价，形成一种惯性通货膨胀。近几年，东欧一些国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例如：南斯拉夫陷入工资—物价螺旋；匈牙利陷入通货膨胀—增加工资和补贴—增加税收的“百慕大三角”；波兰陷入提高价格—增加工资和补贴—加大赤字—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这种连环锁解不开，惯性通货膨胀就难以有效抑制。我国的情况虽然没有如此严重，但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类似问题，不能不引以为戒。

（二）隐蔽的通货膨胀与公开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是要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尽管物价对供需非均衡状态往往要经过一段时滞才有反映，但这种被压抑的形态是短暂的。但是在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国家对物价进行严格控制，即使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也可以冻结物价，这样，通货膨胀的压力常常被隐蔽起来。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既不会像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完全公开化，也不会像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全部隐蔽化，而是公开的通货膨胀和隐蔽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

所谓隐蔽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基于短缺而呈现出的隐蔽的涨价或者说变相涨价。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乏其例的。诸如：在不增加成本的条件下，通过产品改型便可按新型号商品高价出售，从而获得涨价收益；虽然原产品型号、价格都不变，但可采用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这样就可用更少的成本取得隐蔽提价收益；不是简单地改变型号，也不是降低产品质量，而是一种新产品，但它可以比替代的旧产品高得多的价格出售，这样虽然旧产品价格不变，然而通过高价出售新产品（新旧产品价格差额不在价格指数上反映）也可获得涨价收益；虽然国家规定有牌价，但在牌价不变的情况下，还可通过议价上涨，或通过黑市活动卖高价，或通过短斤少两、强行搭售等形式变相涨价。实践证明，长期固定产品价格，虽可抑制通货膨胀公开化，但却会使过度需求逐年累积起来，形成隐蔽的通货膨胀。

在我国双重体制下，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一部分商品放开了价格，允许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从而使通货膨胀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对相当一部分重要产品的价格，国家还是加以严格控制的，价格刚性与过度需求同时并存，致使通货膨胀没有完全公开暴露出来。因此，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既存在着传统经济体制下出现的隐蔽的通货膨胀，又存在着公开的通货膨胀。在我们考察和判断现实通货膨胀的态势时，不能只注意公开的通货膨胀，还要顾及隐蔽的通货膨胀。由于隐蔽的通货膨胀具有不可测度性，所以要很好地掌握它、控制它、消除它，难度要更大，这就更应引起格外重视。

（三）与短缺紧密联系的抑制型通货膨胀

匈牙利经济学家奇柯什一纳吉把隐蔽型通货膨胀直接和价格联系起来，而科尔内则把抑制型通货膨胀和非价格信号即短缺信号联系起来。他说：“伴随短缺的现象之一（也许还是一个促进因素）可能是抑制型通货膨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经济的某些部门中存在抑制型通货膨胀。短缺可能与抑制型通货膨胀相联系，但并不必然如此。”^[10]在科尔内把短缺与抑制型通货膨胀相联系的时候，他是同经济体制特征紧密结合的。由于社会主义现行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货币化体制，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企业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灵敏度较弱，相当严重的短缺已成为正常状态并且买者行为已能适应，因此，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抑制型通货膨胀。诸如：定量配给、排队或等待、搜寻、强制替代、强制储蓄等短缺信号，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转变成为价格信号，因而通货膨胀也就可以被抑制起来。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现象在逐渐减少，抑制型通货膨胀的成分也随之减少，但并未消除。在我们考察我国通货膨胀问题时，应当从更深层次上，联系到计划者行为机制、企业行为机制、劳动者行为机制、消费者行为机制等体制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只有这样，才能对通货膨胀的病因作出更准确的诊断，开出更有效的药方。

第四节　控制通货膨胀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一、通货膨胀是否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我国积40年经济建设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今后必须坚决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途径。前两章所讲投资需求目标选择和消费需求目标选择，也都是力求符合和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那么，通货膨胀是否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呢？

有些同志着重论述和分析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和负效应。^[11]一般来说，不少中外学者承认这两方面的作用都存在，但认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条件下，这两种作用发挥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从理论上讲，如果产品过剩、需求疲软，适度通货膨胀可加大边际消费倾向，刺激需求，启动闲置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在通货膨胀中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慢于物价的增长，可通过物价上涨“增加”的资金被用于扩大投资，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产业结构中的薄弱环节，通过通货膨胀，因相对价格提高的幅度大于其他行业而得到增强和更快发展，致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从而也可促进经济增长。从实际情况来看，个别国家和地区，例如巴西、南朝鲜曾出现过短期的高通货膨胀伴随着高经济增长的“双高”现象。这说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但是，更多的学者，所要侧重阐述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诸如：通货膨胀助长抢购、囤积及投机活动，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由于价格信号迅速老化，易使经济主体决策失误，或贻误增加有效供给，或导致无效增长，或加大决策成本；利率增长赶不上物价增长，刺激企业争先贷款，盲目投资，导致资源浪费；如果工资及非工资收入增长过分快于物价上涨，形成过度消费，会相对减少积累，影响生产发展后劲；等等。从世界范围考察，取得正效应的国家和地区要显著少于得到负效应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学者伍斯·江和珀同·马歇尔，对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9个工业国家，3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50～1980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相关检验，得出的结论是：38个国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中性的，16个国家是有害的（扭曲或降低效率），2个国家（埃及和乌拉圭）有刺激作用。也就是说，显示中性作用的国家所占比重最大，占67．8%；显示有害作用的国家所占比重达28．6%，远远超过显示有刺激作用的国家所占的比重（3．6%）。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通过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

关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分析，基本上回答了通货膨胀是否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问题。由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比单纯地保持经济增长要具备更多、更严苛的条件，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固然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即使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也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1．经济的持续发展是相对于经济的间歇式发展而言的。它要求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经常保持着为未来经济不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后劲。这需要每个时期都要保证一定数量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然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很难实现。原因在于，为了避免货币贬值的损失，货币持有者宁愿把资金投向黄金、古玩、房地产等上面，而不愿用于可能承受风险的扩大生产要素上面；即使用于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往往因投资品价格上涨，预算不断被突破，在资金筹措遇到困难时，势必影响建设工期，不能及时交付使用；仅从投资额考察，可能具有相当规模和增长速度，但因建筑材料及有关的消费资料价格水平提高，实际的建设规模和速度要打很大折扣，甚至会出现名义投资增长而实际投资下降的情况，这就无法保证生产发展后劲。即使通货膨胀短时间刺激了经济增长，也难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2．经济的稳定发展是相对于大起大落而言的。这要求在时序上使生产要素的投入稳步递增。以价格连续上涨为标志的通货膨胀，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一是物价上涨幅度难以准确预测；二是价格扭曲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主体的决策难免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出现大的摇摆，消费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支配自己的消费行为，由此造成的市场供求变化难免起伏不定，从而也会影响到生产活动的稳定性。这样，就会在切实把握经济稳步发展赖以支撑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强固方面，增加了复杂性和调控的难度。

3．经济的协调发展是相对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而言的。从宏观上来讲，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方面，通货膨胀所起的消极甚至是破坏作用是最突出的。前面已经提到，由于需求膨胀所造成的供需缺口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性原因。然而，反过来，通货膨胀又进一步加剧总量失衡。这表现在：①物价上涨引起广大群众不满情绪，削弱信心，产生不稳定感，增加疑虑，从而会挫伤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直接影响到总供给的增加，导致供需缺口扩大。②如果社会上形成一种要涨价的紧张气氛，潜在的购买力就会大量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加剧供不应求状况，而越是供不应求，供者越是惜售，求者越是抢购，这都会进一步抬高物价，使供求矛盾更加尖锐。③通货膨胀往往促使生产者过度存货，商品积压，资金呆滞，消费者过度购买，超前消费，甚至造成浪费，这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供给和需求，人为地助长了供需缺口的拉大。④为了制止通货膨胀，需要把稀缺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入吸收通货膨胀领域，这不仅浪费资源，也不利于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也影响了总量均衡。总之，通货膨胀不是有利于而是有害于经济协调发展的。

为了切实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下决心控制通货膨胀。

二、控制通货膨胀的基本思路

当前，如何控制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极为关注通货膨胀问题，共同的态度是力求遏制，而且有不少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例如，瑞典的通货膨胀率，1976～1982年年均为10．5%。社会民主党1982年重新执政后，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其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压缩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减少财政赤字，扩大税源，提高税收，增加政府收入；严格控制名义工资的增长幅度，最高限额为5%，1987年又提出为4%；抑制国内消费需求，实行企业投资基金制，提高财产税，确定每人每月可将800克朗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免税；将克朗贬值，扩大国外市场需求；先后五次全面冻结物价，每次冻结都在半年以上；调整国家的借款方向和借款方式，减少货币发行等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1983年为9%，1984年为8%，1985年为7%，1986年为4%。又如，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1987年高达159．2%，而到1988年则逐月下降，1月份为15．5%，5月份即降至1．9%。它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①调整预算，增收节支。冻结一切公共部门的预算拨款，政府机关大力削减专车、专机，对非战略性和非优先发展的国营企业，尤其是那些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的国营企业，一律关、停、并、转、售。②紧缩货币供应。③稳定汇率。④减免进口商品税，实行全面开放贸易。实行减免税后，进口货大批涌入，从而迫使国内企业降低利润率，压价同外国商品竞争，抑制物价上涨。⑤稳定物价。国营企业产品一次性涨价80%后即冻结。⑥有控制地增加工资。1987年下半年实际工资下降了24%，1988年1月份最低工资和合同工资增加20%，3月份再增加3%。^[12]控制价格已成为许多大国考虑的主要问题。由于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适当调整利率，减少工资对成本的推动等，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将受到抑制。

各国情况的差异性决定了外国治理通货膨胀措施对我国适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也仍然很有借鉴意义。参照国外有关经验，根据我国本身条件和积累的经验教训，我们拟就如何控制通货膨胀问题概括地提出以下想法：

（一）通货膨胀既然是积久的综合症，就应当采用逐渐见效的综合疗法

我国近年曾出现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是过去多年积累而成的，如果就隐蔽的、抑制型的通货膨胀而言，其形成和存在的时间要更久远。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认为通货膨胀无害，显然是不对的；但想下一两剂猛药，药到病除，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要考虑到，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需要付出代价，甚至要作出牺牲。例如，为了使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要压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砍掉某些在建项目，控制资金和实物发放等，总要触及企业、个人利益；经济增长速度要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要随之下降，而必要的财政支出又不能减少，必然增加财政上的困难，紧缩财政信贷，提高贷款利率，迫使一部分企业停产，待业率提高，增加了就业难度；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放慢经济发展步伐，扩大失业队伍，群众实际收入受到影响甚至下降，处理不妥会引起社会动荡。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在治理通货膨胀步骤上不能过急。有的同志设想，1990～1993年，每年因释放前期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物价上涨幅度应降至3%左右，每年结构性物价上涨率在7%左右，加在一起，物价上涨率可控制在10%左右。只要把存款利息率提到年率10%或略多一点，加上在工资方面采取若干补偿措施，可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从1994年或1995年起，消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年物价上涨率降到3%左右，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价格改革成果。^[13]尽管具体的数量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然而这种分步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为了采用逐渐见效的综合疗法，还必须注意各种政策措施的配套性和适度性。

所以强调各种措施的配套性，这是因为：①单项措施难以奏效。包括单一的财政政策、单一的货币政策、单一的收入分配政策等，虽然都很重要，都有很大作用，但如果只是孤立地实施，往往收效不明显。②各项措施的作用方向不尽一致。有些措施对遏制通货膨胀有正效应，如紧的财政政策、紧的货币政策、紧的工资政策、紧的价格政策等，都有助于制止物价上涨，但是为了微观搞活，赋予地方、企业一定的产品自销权、定价权、工资改革权、投资决策权等，这些扩大下面自主权的措施往往不利于稳定物价。这种对通货膨胀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两类措施，如何协调、配合，是需要全面考虑的。遏制通货膨胀具有正效应的措施，其作用状况也有区别：有些是直接起作用的，有些则是间接起作用的；有些是长期起作用的，有些则是短期起作用的；有些措施其长期作用和短期作用的效应是互逆的，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需要从不同角度、通盘地加以分析研究，以求各种措施的优化搭配，才有可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还需说明的是，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仅限于从压缩需求方面采取措施，同时还要从增加供给方面采取措施，而这两方面措施的作用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发生矛盾，或相互排斥，或相互抵消，这也是需要正确加以处理的。

所以强调各项措施的适度性，是因为任何一项有利于制止通货膨胀的改革措施，如果乏力固然不能起到应有作用，但如果过头也会从另外方面产生负作用。例如，严格控制货币发行，这是公认的一项制止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如果货币发行量控制得不够，仍然超过货币实际需要量，那么至多也不过缓和一下通货膨胀的程度，但不能消除通货膨胀；可是，如果对货币发行量压缩过度，就会造成资金紧缺，生产滑坡，供给减少，拉大缺口，最终还是不利于制止通货膨胀。再如，控制工资肯定有助于克服通货膨胀，控制不力起不到这种作用，这是无需多加论证的；然而工资率压得过低，超过劳动者心理上和实际生活上的承受能力，也可能引起很多不良后果，甚至引起社会动荡，最终也仍然不利于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其他政策和措施也大致存在着相类似的情形。因此，掌握各项政策措施的适度性，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主张不要轻易下猛药，而求逐渐见效的重要理由。

（二）要把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途径

对是不是存在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人们的看法有分歧。持否定观点的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讲，国民收入超分配是一个不太科学、不太严格的概念，它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分配能“创造”国民收入，实际上，除了统计上的误差以外，国民收入分配额一般应等于国民收入生产额。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这样讲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只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才可能分配，生产出来多少产品才可能分配多少产品，如果本来就没有生产出来那么多的物品，怎么会分配出去那么多物品呢？从这一角度而言，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提法是欠妥的。但从现实生活情况观察，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现象确实存在。它主要表现在：货币形态的国民收入分配额超过了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生产额。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民收入分配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如果进口大于出口，或动用上年储备用于本年积累和消费，或动用补偿基金充作积累基金等，都会使国民收入使用额大于国民收入生产额。另一方面是货币形态的国民收入大于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诸如：本来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生产额没有预计那么多，却按预计的数量安排各项用途；本来不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产品也计入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总量中派用场；本来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都有一定限度，但工资、奖金、福利等实际支出却超出有相应实物保证的限度；以及财政虚收实支、信贷虚存实贷、银行增加财政性发行、因物价上涨财政补贴造成赤字、国际贸易出现逆差等，都可导致货币形态的国民收入超出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14]有的同志计算，1979～1983年，国民收入生产与使用之间基本上是平衡的，5年超分配428亿元，平均每年只有85．6亿元，差率为2．2%。1984～1988年，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突出，5年超分配4926亿元，平均每年985亿元，差率为12．8%，比前5年提高10.6个百分点。^[15]这说明，国民收入超分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宜简单地否定它。

问题在于，这种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现象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什么联系？既然国民收入超分配意味着货币形态的国民收入分配额大于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生产额，那么，这一差额如何弥补呢？如果价值运动与使用价值运动一致，前者反映后者，一定数量的货币代表一定数量的实物没有发生量的变化，那么，物价也将是稳定的。如果超分配的差额，能够全部依靠进口弥补，使货币形态与实物形态保持均衡状态，那么，物价也将是稳定的。但是，如果不是上面所讲的情况，超分配的差额不能依靠从国外进口物资来弥补，或不能完全通过多进口来弥补，那就势必依靠涨价来抵消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10年情况，也大体证实了物价随国民收入超分配而上涨，超分配差额越大、物价上涨越多这种内在联系。1979～1983年平均超分配差率为2．2%，零售物价上涨2．7%；1984～1988年平均超分配差率为12．8%，零售物价上涨8．6%。由于国民收入超分配和物价上涨各有自己的取决因素，不可能完全对应，但两者的依存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从两个5年两者的变化动态的较高的一致性上可以得到证明；如果没有对外经济关系因素的影响，两者一致性的程度要更高。

正因为国民收入超分配对通货膨胀有着直接的、巨大的决定作用，同时，通过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还可解决影响通货膨胀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所以，应当把解决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途径。

（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力求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

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产生的；但是，就某种具体经济体制而言，由于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若干弊端，又使通货膨胀的产生具有较深层次的原因。科尔内就是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同短缺体制及与之和谐共存的决策者行为规律联系起来说明问题的。他着重分析了巴罗—格罗斯曼学派所提出的抑制型通货膨胀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吸纳体制之间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过热状态下，也仍是一种货币化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是半货币化经济。在前者情况下，作为货币持有者的企业，在支出货币时会立即遇到自己的硬预算约束；在后者情况下，企业预算约束是软的，瓦尔拉斯定律无效。在前者情况下，价格高低对企业至关重要；在后者情况下，不论价格固定还是可变，企业对它们的反应小得多。在前者情况下，无法支出的货币会在货币持有者手中积累起来，因他们不习惯于短缺；在后者情况下，短缺已成常态，买者行为（时常通过强制替代和强制支出）已适应短缺。因此，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应从长期短缺，吸纳和资源约束型体制的运行这一角度，进行较深层次的剖析。^[16]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通货膨胀的体制原因和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来消除通货膨胀呢？对此，中外学者看法不尽一致。大体上有这样几种观点：①企业刺激体制论。例如波兰经济学家贝克西亚克和李布拉就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不在于货币供给本身和计划本身，而在于约束企业行为的刺激体制。①②计划财政体制论。泽林斯基认为：“不能把企业刺激体制和成功指标的总产出—收益形式看成是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这种压力的主要原因是财政体制而不是刺激体制，就是说，在于按计划任务筹措资金的原则而不是企业行为。”因为企业行为实际上是受计划管理体制限制的，在直接计划体制下，无论经济机制怎样，都不可能否定紧计划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传统的计划体制经济政策决定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不能摆脱“指标法则”和“棘轮法则”（今年计划完成得好，明年制定计划时就把指标定高一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而这两条法则正是迫使经济始终逃不脱通货膨胀压力的因素。因此，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直接产生于计划体制本身。^[18]③银行体制论。我国有些同志认为，我国银行体制不是建立在银行准备制基础之上的。由于现金管制和信贷集中计划体制人为地割断和扼杀了基础货币、银行准备、货币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使我国专业银行实际上具有无限的扩张能力。银行贷款已成为转账货币的发行手段。^[19]④价格管理体制论。我国长时期以来，对于物价实行统一集中控制。国家固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人为地抑制社会总需求，维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但实际上这只是使总供求失衡的矛盾不断积累起来，使物价上涨的压力不断加剧而已。这种压制性通货膨胀最终还是要转化为公开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过度需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而过度需求逐年累积起来，则同我们长期实行稳定价格的政策有关。^[20]⑤二元主权机制论。有的同志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存在着计划者主权机制和劳动者主权机制，因此便产生两种偏好、两种积累倾向。计划者（国家）追求高速增长，消费者（劳动者）追求高消费，两者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相互冲突、相互抵触，于是呈现出摩擦性通货膨胀。^[21]从体制角度分析通货膨胀成因的观点还有很多，比如分配体制论、投资决策体制论等，难以尽述。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确实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是，究竟哪些具体体制对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在何种程度上起着影响作用，这需要有更多的实证材料才能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拿物价上涨这一尺度来衡量，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总的来说并不明显。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波特斯提供的材料，1955～1975年这20年中，东欧七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率：民主德国-0．41%；罗马尼亚-0．20%；保加利亚0．44%；捷克斯洛伐克0．41%；匈牙利0．97%；波兰1．55%；南斯拉夫11．4%。^[22]按物价上涨2．5%以上才算通货膨胀，除南斯拉夫外，其余几国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根据波兰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克列夫斯基提供的材料，1971～1980年这10年中，东欧六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民主德国-1%；罗马尼亚8%；捷克斯洛伐克11%；保加利亚23%；波兰57%；匈牙利59%。^[23]这一期间，除民主德国外，其余几国物价上涨幅变都较大幅度地超过前一时期，波、匈的物价上涨率在50%以上，通货膨胀症状明显显露出来。根据1989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材料，1980年以来东欧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率：民主德国3%（到1985年）；保加利亚8%（到1986年）；捷克斯洛伐克11%（到1987年）；匈牙利59．2%（到1987年）；波兰827．5%；南斯拉夫2791．2%（到1987年）。^[24]可以看到，近些年，这些东欧国家物价上升幅度比80年代以前又有扩大，不过情况很不相同：民主德国基本稳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低度上升，匈牙利中度上升，波兰、南斯拉夫则是急剧上升。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仅就公开的通货膨胀而言，五六十年代，除南斯拉夫外，其他东欧国家的物价很稳定；70年代大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80年代，这种现象不仅更普遍了，而且更突出了。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程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物价上涨的幅度也是高低悬殊。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它与经济体制的关联度到底如何？这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只能作出这样大体的判断：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可以抑制公开的通货膨胀的。这种体制框架一旦被突破，公开的通货膨胀就将会显露出来。突破的程度越大，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导致公开的通货膨胀会越来越严重。南斯拉夫可作为突出例证。因为这里包含着由长期隐蔽的通货膨胀向公开的通货膨胀转化的因素。在传统的产品计划体制下，虽然可抑制公开的通货膨胀，但却不能排除隐蔽的通货膨胀。而隐蔽的通货膨胀累积的时间越久，蕴含的爆发力越强，一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价格放开，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来势凶猛地冲击过来。这种看法，用我国的情况也可得到证明。

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78年底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止，共26年。在这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如以上年为100，下降的年份共有9年，占34．6%；上升不到1个百分点的年份也有9年，占34．6%；上升2．5个百分点以下的年份有4年，占15．4%；上升超过2．5个百分点的年份只有4年，占15．4%。下降的年份，集中在1963～1972年，这与经济调整、严格控制物价是密不可分的。上升超过2．5个百分点的年份，是1953、1960、1961、1962年，特别是1961年，物价上涨16．2%，这与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消费品十分紧缺密切相关。总的来讲，物价是长期稳定的，基本上不存在公开的通货膨胀。这从体制因素分析，只能认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严格进行现金管理和物价管理，对抑制公开的通货膨胀起了决定性作用。但隐蔽的通货膨胀压力则是一直存在的，粮、棉、油、布、肉、蛋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长期实行定量供应、凭票购买、排队、强制替代、物物交换、黑市高价交易等现象都说明抑制型通货膨胀的存在。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10年间，零售物价指数有4年（1979年、1981年、1982年、1983年）上升幅度未超过2．5%，其余几年都超过了2．5%，而且近三四年来上涨幅度愈来愈大。这与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有密切关系。对此，有的同志提出二元主权机制导致摩擦型通货膨胀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笼统地用计划财政体制来解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是欠妥的，至少是不明确的，因为计划财政体制并不必然促使通货膨胀发生，相反，它对公开的通货膨胀还有抑制作用。至于说传统经济体制是隐蔽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成因，那是可以成立的。同样，企业刺激体制，银行体制、价格管理体制等因素，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和在改革后出现的新的经济体制下，对公开的通货膨胀与对隐蔽的通货膨胀所起的抑制作用和助长作用也是不同的，需要具体分析。

第二，中外学者所提到的体制因素，对公开的通货膨胀或对隐蔽的通货膨胀，都程度不同地起着抑制或促进的影响作用，这是不应当否定的。但它们都不是孤立地起影响作用的，往往是聚合或叠加在一起产生复合效应。因此，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种体制因素而排斥另外一些体制因素所起的影响作用并不恰当。例如，企业刺激体制，确实在刺激投资需求乃至消费需求方面有明显作用，从而往往导致过度需求，造成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没有计划财政体制的制约，不向企业下达高速增长的计划指标和上缴国家财政的利税指标，企业刺激体制的作用也难以形成巨大影响。其实，企业刺激体制是侧重微观基础方面，计划财政体制是侧重宏观调控方面，两者并不是互不相容、有此无彼的关系，而往往是相互推动，彼此制约的关系，离开一方，难以说清另一方。再有，计划财政体制和银行体制、价格管理体制也是相互联系的。我国流行的“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说法，比较通俗形象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需要补充的是，银行多发了票子，自然就要影响到价格上涨，以致酿成通货膨胀。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一种体制作用的结果，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产物。例如，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过热，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在总需求中，投资需求又起着关键性作用。而投资需求之所以常常过度：（1）同计划决策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投资意愿有关；（2）同地方和企业具有争取更多投资的内在冲动有关；（3）同没有代价和风险的投资需求形成条件有关；（4）同财政可向银行透支，银行可不受准备金限制而发放货币有关。这些都是同整个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从经济体制上分析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必须具有整体的观点、相互联系的观点，这样才便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有效治理通货膨胀。

第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应当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总目标指导下，寻求计划经济中有利于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制度因素和市场调节中有利于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调节手段，以及两者结合的优化点和优化度。

从有利于总需求总供给平衡的体制因素这一角度考虑，计划体制应强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功能。国家计委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参谋部，把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为最高任务，采取各种必要手段求得总量均衡，这就为治理通货膨胀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鉴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计划不宜过全、过细，但关系到总量平衡的重大指标和措施，应牢牢掌握住。鉴于改革以来曾出现宏观调控乏力的情况，在运用计划调节手段上，不应削弱，而应加强。鉴于现在的计划体制已不是建立在过去产品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因此，在计划制度、方法等方面，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财政体制在对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方面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由于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加上中央财政体制正在改革中，适当加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必要的。银行职能也有大大强化的必要。过去财政随意向银行透支、银行随意发放货币的状况应加以改变。银行要建立、健全准备金制度。在货币发行上，要有严格的约束机制。价格管理体制和价格体系改革，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价格关系不理顺，通货膨胀问题就难以解决。存在于企业和职工中的“投资饥饿症”和“消费饥饿症”，是产生总需求过度的基础，也需要从企业行为机制和个人行为机制上，从投资决策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上，逐步加以解决。

从有利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市场调节手段这一角度考虑，也存在大量问题有待解决。诸如：价格扭曲，企业对价格变动反应迟钝，因此价格这一重要杠杆不能起到有利于总量均衡和结构合理的调节作用；利率，在市场经济中，对调节投资需求，对影响消费倾向，对缓解供需矛盾，都有明显作用。在我国经济中，这些方面的作用显得很微弱；税率，如果运用得好，也能在缓解总量和结构矛盾中起很大作用，比如投资方向调节税运用得好，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会有引导和制约作用，个人收入调节税运用得好，对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基于攀比而刺激消费需求过度等，也将有明显作用，遗憾的是，目前做得还很不理想；汇率，这对外贸和进出口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在开放的世界中，封闭环境解决不了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对外经济交往来缓解。总之，有很多市场调节手段，是应当使用的，也是可能使用的，但我们目前还没有使用好。这当然与我国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市场发育状况有关，也与我们积累经验的丰富程度和干部的素质状况有关。但是，既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不能不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市场调节来服务于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

有利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体制因素和有利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市场调节手段，两者在实现的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从理论上讲，两者相辅相成，可以很好结合。但是，在实践上，要真正使两者结合得好，并非易事，例如，在当前治理整顿期间，从宏观角度看，大力压缩投资规模是实现总量平衡所必需的，然而预算外投资的数量越来越多，尽管计委下达压缩投资的具体指标，但预算外这部分不一定照办，按现行体制无法直接去管，按现在运用市场调节手段的水平产生不了强有力的影响作用，这就是难点。我们提出要寻求两者结合的优化点和优化度，可以作为一个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借助行政的、法律的以及政治教育等手段的综合配合。这有待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去探讨、去解决。

【注释】

[1]本章有一部分是李拉亚同志参与起草初稿。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3]这里不是说所有手持货币和银行存款都是由于短缺的存在，而是说短缺可以以手持货币和银行存款的流量增长表现出来。

[4]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1月19日。

[5]参见符钢战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页。

[6]参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 200页。

[7]参见张卓元：《中国价格改革的困难与出路》，《广州经济》1989年第1期。

[8]巴伊特：《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机制》，《世界经济译丛》1987年第6期。

[9]科洛西希：《反通货膨胀政策》，萨格莱布1980年版，第12页；转引自陈东琪《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页。

[10]［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11]参见张曙光、杨仲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人民日报》1989年3月10日。

[12]参见万家：《墨西哥控制通货膨胀见成效》，《人民日报》1988年7月15日。

[13]参见张卓元：《中国价格改革的困难与出路》，《广州经济》1989年第1期。

[14]参见田江海：《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重要性》，《光明日报》1985年10月26日。

[15]参见邱晓华：《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亟待解决》，《经济日报》1989年10月18日。

[16]参见［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271页。

[18]参见陈东琪：《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45页。

[19]参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0]参见符钢战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21]参见樊纲：《改革、调整、增长与摩擦性通货膨胀》，《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

[22]参见伦敦经济政治科学院《经济学》第44卷，1977年5月，第174期，第111页。

[23]参见《东欧经济学》1986年夏季号。

[24]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9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