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中医研究：嬗变与融通

近代西学东渐，西医相对中医是强势话语，在行医方式及其思想上与中国传统医学实践的差异，使得当时中医人士看到了西式医疗活动方式与中医传统模式上的不同及其可取之处。西医对中国传统中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在中西文化学术不断加深交流的过程中，中医学亦开展了以中为主，参合西医的尝试，如汇通学派，尝试中西医学术汇通的思想和实践。近代温州中医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和演变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宗经前提下提出嬗变，主张温病是伤寒的发展

传统中医理法方药理论体系源于《内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清兴起温病理论，既是对伤寒论的发展也是一大嬗变。之后中医界出现了较多对伤寒的争论。《伤寒论》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继续和发展。就温病学的内容来看，不论在辨证方面，如察神、望舌、察斑疹，以及方剂方面，如银翘散、霍朴夏荃汤、安宫牛黄丸等，确有补前此不足。伤寒学科包括一切外感热病，温病只不过是伤寒学科中的一个病种，也是伤寒学科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伤寒与温病都属于外感热病范畴，即一类疾病中的两类证治，外感热病之热，是以人体阳热之气为其病理基础的。即其阳热之气亢进的，则病从热化；阳热之气衰退的，则从寒化。其寒或热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这是寒温统一理论的实质所在。所以，把寒温统一起来，不仅还其本意，而且赋予新意，更有利于外感热病学科的发展。如温州中医潘澄濂认为，伤寒、温病是一致的，寒、温应该统一。《素问·热论》中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论》也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的论述，古人早已提出寒温的一致性，可见温病是属于伤寒（广义）范畴的另一种证。潘澄濂在《读“中日两国对〈伤寒论〉研究的异同”之管见》一文中说：“《伤寒论》与温病学决不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潘比较认同万友生教授的观点，认为寒温统一论只会加强外感热病学科的系统性，决不会妨碍中医学科的分化发展。

二、传统中医要与西方医学相汇通

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医著不但是临床实录，更是系统地论述六经辨证和施治的医药书库。自然应从各个角度，纵横地作深入研究。面对近代的中西医鸿沟，汇通则是当然之道。如潘澄廉认为有些在中医得不到解释，思想不能解脱的问题，在学习了西医的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等课程后得到了解决。如《伤寒论》桂枝汤证中有关“营弱卫强”、“营卫不和”问题，“营”代表机体产温机能，“卫”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营弱卫强”就是由于产温机能亢进，散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体温调节中枢的机能相对平衡失调所致。又如《伤寒论》是以六经辨证为纲的，中医的诊断就是辨证，与西医的辨病是不同的，但《伤寒论》六经病证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医学颇为近似。如太阳病，可认为是急性热病的前驱期，亦包括了部分呼吸系统急性疾患；阳明病似属急性热病的进行期，为胃肠的热证、实证病变；少阳病是肝、胆、胸膜、胰腺方面的炎症性病变；太阴病是胃肠道虚性、寒性病变：少阴病是循环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病变；厥阴病的特点是寒热错杂、虚实混淆，并认为厥阴病提纲应以《素问·热论》和薛生白《湿热证条辨》等的“舌短囊缩”，“默默不语，神识昏迷”为参考。中医的厥，范围很广，西方医学中的休克、晕厥、昏迷等，都是属于厥证的范畴。无论中医和西医，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努力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结合。正如他在《伤寒论新解》自序中所说：“注释是书，本之于解剖，征之于实验，范围于自然科学之定律，审慎于客观唯物之现象……惟愿吾同道同仁，共登科学领域，作改造的先锋。”这种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伤寒论》，在近代温州中医发展史上是比较少有的前卫观点。仅就近代温州中医学界而言，可能陆渊雷的汇通学说影响最大。下文就一些温州近代的名中医的思想学术作一具体分析，从中可以发现他们医学思想和行医实践都在嬗变与汇通。

（一）《松龄医铎》与徐润之的中医思想

徐润之（1855～1919），字松生，号松龄，平阳县人，金乡徐氏是医学世家，“五世明经四岐黄”。徐润之从小即承继家学，从父习医，读《灵枢》、《素问》等中医经典。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学验俱丰，著有医书《松龄医铎》、《华佗疡科拾遗》、《外科指南》、《新素灵针灸图说》和《黄帝针灸发覆》等，但除《松龄医铎》、《华佗疡科拾遗》外，其余著作均已失佚。

《松龄医铎》内容

《松龄医铎》刊于1912年，据《全书总目》，分为十编。卷首有徐定超、刘绍宽、朱焕奎三序，并徐氏呈《教育司创办中西医学专门学校书》、《述家世示孙习医三十四韵》、《医学源流》，各编自有序、跋、绪论、目录，独立成书，二编《金匮遗珠》序有言：“今观其所著《医学丛书》中有《金匮遗珠》一种”，故《松龄医铎》实为医学丛书。^[5]《松龄医铎》总目题为十编，实有八编。《松龄医铎》各编有序跋十六篇，大体上都署为民国元年，系一次性刊行，而各编成书时间不一，先后约有十年。

初编，以“医术参酌东西洋”的思想，介绍西医解剖学，对中医经典有关生理、解剖的条文，引证西医观点予以评说。该书可谓“博采群言，详为评定，兼集欧美医家言，以资参考，以见学无止境，识务旁通。苟能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则舍己从人，其裨益医学前途者不少也”，^[6]就当时而言，不拘门户，融通中西，实多创新之意。二编，《新金匮遗珠》发明《金匮要略》各编主旨，以阐述杂病证治。全编以风、痨、蛊、膈四大证为纲，分为四门，而余病附；三编，《最新灵素热论篇》和《新三字温热篇》。全编立足于王孟英《温热经纬》，以阐发、注释叶天士《温热论》，是综合温病名家之精华，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四、五编《最新三字达生篇》及续篇属妇科。六、七、八三编是《小儿范》三卷，重外感疾病，温热、痉厥、麻疹其中心内容。

《松龄医铎》是中医教材，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更易诵记。如徐氏所言：“博采往哲时贤之所长，不拘于古，亦不鹜于今，掇精撷华，分时而程课之，然卷帙浩瀚，学者记忆力或不逮，而解人终难索也。因仿陈氏修园之意，编为三字经。”^[7]

徐润之的医学思想

徐润之毕生从医，他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临床服务，不迷信经典，更不尚玄谈。他的医学思想体现在他的书和临床实践之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注重中医经典《内经》和《金匮要略》，由此立论阐发各科证。徐润之一生探索《内经》极为精勤，以为此书是“中医学理论之根本”。“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探本求源，无不出于《内经》”。徐氏“探索《内经》数十寒暑”（《医铎·龙湾居土题》），对《内经》深有研究，推崇甚高。他认为《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之根本，教育学生应“以《内经》为医学根柢”，认为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探讨，探本求源，无不发创于《内经》，因此，如要掌握各家学说，应首先学习和联系《内经》。他曾言道“欲达温热病证治之目的，必须发明四千年前灵素热论、五脏刺热、评热病论诸篇……使读叶氏之书者饮水知源焉”（《医铎·温热篇》）。先生所著《温热篇》，首先引用《内经》中有关温热病论述十四则，并加阐明。先生在《医铎·小儿范》中指出：“乃有黄帝不知幼儿之妄谈，殊不知《内经》通评虚实论有乳子病热、乳子病风热脉证之辨；刺论有婴儿肉脆、血少、气弱、毫针之传。经虽三章，而脉症治疗，井然有据。”先生不同意认为《内经》未有论及儿科的说法，明确地指出《内经》有关儿科的论述虽简，但已概括儿科脉症辨治之大略。

2．倡言新旧结合，兼通中西，中西医汇通。早年，徐润之就以治愈御史徐定超的水肿病而扬名温州。刘绍宽以为“先生一生尤擅长于温病，其心得之著亦以《温热篇》最佳”。徐润之对中医学术上“伤寒”、“温病”两大派的看法是：“旁涉百家，参稽众说，再核以临床经验，而知伤寒治法，首推长沙；而温症一门，实为仲景之一缺点。”“叶天士著《医学存真》、《指南医案》、《温热论》……不独为医学指南，且足补仲景之残缺。”认为温病学说补充了伤寒学说的不足之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种见解在先生的主要著述中亦得到明确体现。如在《医铎·金匮遗珠》、《达生篇》均以发挥《金瓯要略》的论述为主；《温热篇》则多采入温病各大家之言，但又采入不少经方用以治疗温热病。在治疗上，他认为“伤寒以救阳为主，温病以救阴为主……此古今金石语也”。还强调温病救阴之重要性，说：“热病未有不耗阴者……故实其阴而补不足为治温热第一要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认为“逐秽为（治温病）第一要义”，治疗温病“当开气机，渐入中、下二焦为顺……温邪不外解，渐入营分是为逆传心包，必致神昏谵语，手足发痉，当用至宝丹、紫雪丹、神犀散，重用犀角，从营分开展，转入气分，使温邪秽毒从至下达而解也”。可见徐润之不拘温病伤寒之门户，经方时方之藩篱。已故温州名医方鼎如受其熏陶，治疗热病时亦常经方、时方结合使用，如治疗温热病初起下肢不温者，常用桑菊饮酌加桂枝尖；治疗温邪缠绵，体温留恋不退者，常用达原饮合白虎汤，疗效显著。

徐氏不但接受了现代西医的解剖生理学知识，还勇敢地对中医视为经典的《内经》、《难经》提出批评，《松龄医铎》首编即《医界通邮》，意在中西医之间建立联系，以很大的勇气“摘《素问》、《灵枢》、《难经》二十一节，证以泰西之医说，非敢薄古人也，意谓岐黄卢扁乃中医之圣，及读其书，参以质家之言，犹不尽符合”。囿于原有的知识结构，他无法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西医知识。^[8]徐氏不迷信经典的勇气也属难得，也是毕生医疗实践的切身体会，不盲从，有主见，敢于言其所言，是有其深刻的实践底蕴的。他的医学著作，通俗普及，细致详尽，虽少创见，却都是切切实实的临床经验。徐润之以“医术参酌东西洋”的思想，介绍西医解剖学，对中医经典有关生理、解剖的条文，引证西医观点予以评说。徐定超称其“博采群言，详为评定，兼集欧美医家言，以资参考，以见学无止境，识务旁通。苟能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则舍己从人，其裨益医学前途者不少也”，就当时而言，不拘门户，融通中西，实多创新之意。

3．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摄精取华，融会贯通。行医数十年，临床经验相当丰富，尤擅长于温病。徐润之综合温病各大家之精华，结合自己数十年临床心得著成《温热篇》。是书宗《内经》之旨，据叶天士《温热论》之说，采吴鞠通《温病条辨》之论，又集王孟英、吴又可诸家之言，赞同杨栗山《寒温条辨》中的见解，认为“伤寒风从寒化，温病风从热化，以其同为外感，故证状似而邪之寒温不同，治法迥异，岂可混哉”。认为《内经》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言伏气温病中之实证；“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为言伏气温病中之虚证。《平阳县志》亦载：“先生一生尤擅长于温病，其心得之著亦以《温热篇》最佳。”^[9]徐润之同时也精于妇科、儿科及外科，并有专门的著作。对于儿科诊治，先生认为“留心小儿痉厥诸症，凡三十年，颇觉此理明彻，尝谓六气明而痉病少”，“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皆能伤阴发痉”，力辟“惊风”之说为“误人甚众”。在治疗上，认为“治疗小儿之热，切审其本之虚实，察其外邪轻重，或阴或阳，或表或里，但是彻其外邪表出，不当因邪入里也”（《医铎·小儿范》）。对于麻疹的治疗，认为应当“以肺为主……研究五脏六腑之见证”外，还要注意“审察四时间气（不正之气）之分晰”，做到“辨明诊治，此中奥妙得有把握”则“麻科全无蕴矣”（同上）。对于妇科，在《医铎·达生篇》序中云：“虽本达生篇，而于胎前、临产后，了如指掌，实为怀妊家不可少之书”，表明先生对妇科诊治之道，亦为精深。先生在该篇中针对当时难产所造成死亡甚众的情况，特别提出了“勿临盆”之说，以告诫时人切不可过早褥，以免徒费精神造成气血耗损而致难产。而治疗上，则主要遵《金匮》妇人篇之旨，汲取以后各家之说，并相当重视妇人产后饮食宜忌，多有心得之论。

徐润之作为中医教育家，曾上书浙江省政府教育司《呈送创办中西医专门学校书》，要求在全国“务须各省创办中西医学专门学校”，提出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教育与临床事业的主张，并就学校经费、学生、教员、中西课本、实验实习、毕业升学、奖励等陈述其办学大端及具体方法。提出“将古今医书及中译西籍，再加研究，编为课本”，“中西医籍，浩如烟海，欲编课本，必自讲求入门之法”。请中西医学博士研究中医理想、西医实验两种门径者，分类编辑，并购备《内经》、《金匮》、《伤寒》、《温热》、针灸各书及新出卫生、生理、理化、解剖各种医器之精本，以资参考；言教师：“延订教习必以兼通中西医籍，于西法实有经验，或中医具有专长者。请西医教员须求学问博雅，并能通中国语言文字者”；言教学临床基地：“应在各省、县遍设中西医院”，以利学生实习与群众就医之需要。

（二）徐定超的中西并蓄

徐定超（1845～1918），字超伯，一字班侯，永嘉县枫林人，人称永嘉先生。徐氏受塾师李廷材之影响爱上医学，李氏精通古典医著，教书之余，常为人治病，他高尚之医德风范，在徐氏幼小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徐氏在《伤寒论讲义·序》中自谓：“定超少多病，喜阅方书，迄无所得。壬寅春，病下痢赤白，一药而愈。嗣以食复屡发，延至癸巳秋间，病重几殆，一老妪与以汗药数片以痊。”从此以后，中医药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乃知此事之无穷，遂发愤求之于古，稍稍能通其扃钥得其肯綮矣。”于是致力“读其书，穷其理，习其事”。

徐定超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历任山东、湖北、河南、江西道监察御史和京畿道掌印御史；宣统年间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曾任民国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于京师大学堂下创办医学馆，经黄绍箕推荐，管学大臣孙家鼐延聘徐定超为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理医局大臣陆润庠创设施医局，复延徐定超为医局司诊；次年，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徐定超再次出任教员，按章程兼任管理官。

徐定超供职之余，博览群书，尤嗜医籍。他身为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教员兼管理官，有条件与中外医士朝夕共事，研讨医理经义，接触西医知识，他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研究新问题。他懂得希腊海普瑞（希波克拉底）、英之质那尔（琴纳）、法之巴司夺（巴斯德）、德之廓荷（郭霍）的业绩，钦佩西医“剖解之工，疡科之效，器具之精良，全体之完备”，所以主张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兼采中西医学。徐氏的高官身份使之能以全局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并且他的意见和主张可以通过正常的行政渠道上达朝廷，更可能产生实际上的影响。

徐氏极力主张发展中医，引进西医，取长补短，服务于民。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以山东道监察御史、医学馆教习的身份，上《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提出医派不必强同、“习中医以存国粹，习西医以辟新机”的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晚清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在中西医交流论争中的体现。同年，清廷批准孙家鼐医学馆与施医局合并，改称京师专门医学堂的奏请；次年医学馆停办。他的医事活动与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京师大学堂的医学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徐定超虽非维新人士，倾向了解西医知识，体会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清醒地认识到创办西医学堂的必要性，对中医与西医的相互关系问题有自己的主张。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以山东道监察御史、医学馆教习的身份向清廷上《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曰：“中医多理想，西医凭实验；中医重述古，西医贵求新。”各有独到之处，各有思议之精微。“宜分办学堂”，“务使习者专而深得其要”才有利于培育人才。大胆提出“西医于中医外别开蹊径”、“宜延聘各国良医，广购历年经验医方图说”之建议。徐氏在当时能产生这种进步认识也是当时中体西用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他在京师大学堂的经历为晚清学制改革特别是医学教育的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徐氏处于清末，目睹西医学之迅速发展，古老中医学面临着严峻之挑战。徐氏针对国人深信“仲景为医中之圣”而“又疑其方不可用”之矛盾心理，就在朝廷锐意兴学兼及医科之际，出任京师医学教习、医局司诊之职，认为《伤寒论》一书，“反复咀嚼之不能尽其味，枕眸之不能探其幽”，必须锐意潜心研究，弘扬国粹。即着手编著《伤寒论讲义》作为国医馆教材，徐氏之《伤寒论讲义》，集历代名家之精华，密切结合临床实践，深入浅出，独出心裁，多有发挥，是一部很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中医学等作，也是浙南近代史中第一部有关《伤寒论》研究的专著。他认为中医学“始于《灵》、《素》，代有发明，未尝失坠，然书阙有间，其存者惟仲景《伤寒杂病论》为最著”。所以在医学馆中除讲授《内经》外，极力推崇《伤寒论》，认为是辨证的典范，不读《伤寒论》，“证于何审？证之不审，药于何施？”于是编辑《伤寒论讲义》，并寄予厚望，传授学生以临床实际。所编中医讲义现存还有《内经注》、《灵枢·素问讲义》等。

徐氏认为中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三折肱成良医”。没有实践之理论有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而就“终身不能窥其堂奥”，不能去担当“卫生命，起沉疴”的使命。所以欲为医之良者，必具良好之道德素质、文化修养和专业技术知识，应当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不断提高，奋斗不息，终身敬业。《伤寒论讲义·序》曰：“病者不知医，而一无所择”，“仓卒遇非常之变，张皇无措，乃听命于庸医，而恣其所为”。“病不择医而治谓之幸医，不择学而习谓之懵学，不择人而授谓之瞽，幸其生，懵其心，瞽其目，无感乎医之不明也。”医之为业任重而道远，既是“拯救斯民之疾苦”，由此可见，徐氏认为为医者自身素质的修养，必将进一步提高，方能适应社会需求、病员需求。

（三）郑缉甫与《乞法全书》

郑缉甫，又名郑骏，晚号乞法老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居瑞安城关金带桥（今道院前）。郑缉甫从小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酷爱书法，曾手抄《史记》全部二十余卷，在温州江心屿展览而轰动一时。他出身生员，为人忠厚诚恳、不喜浮华，自师从陈虬研习岐黄之术后，更是潜心经世，全力赴医，深得恩师倚重，被聘为“利济”的医师，参与《利济学堂报》的编校工作。如前所述，利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采用西方办学制度和教学方法的新式中医学校，学堂以“道济群生、泽衍万世、造就人才”为宗旨，附设医院。他熟谙经典，行医寻求古训而不拘泥。平时注重临床实践，对医术则精益求精。早在民国初年，他就有记载病历的良好习惯，并能根据气候环境变化与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与治疗的措施。这一辨证施治的经验之论，迄今仍受到卫生防疫部门的重视而被广为采用。

在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同时，郑缉甫还多方收集资料，结合临床实践，著书立说、垂教后人，倾尽自己毕生精力，写就了一部洋洋50万言的《乞法全书》。该书共分14种，前七种为《经释》、《脏腑求真》、《伤寒方论》、《医学循循集》、《脏腑解剖图说》、《释药分类》、《医学仅见》，于1927年脱稿，后又增编《三焦释迷》、《伤寒论读法》、《金匮读法》、《金匮方论》、《生殖释疑》、《精释》、《道德经释》等七种。全书至1944年才告完成，其时，他已是78岁高龄了。郑缉甫异常看重这部历时三十多载写就的著作，在后记中特意强调：“余编此书煞费苦心，原为开启后学起见，但可为知心者道。凡有不知我心者，虽通人才子切勿开此卷也！”郑缉甫在编著《乞法全书》后增的七种时，年事已高，部分内容是在儿子郑叔岳的相助下完成的。郑叔岳幼承家学，获甲等医生执照，曾任瑞安利济院施诊所主任、瑞安国医支馆馆长等职，系郑门第二代传人。对此，曾任利济医院温州分院监院兼总理的池志澂曾评说道：“缉甫行医之暇，闭门著述，更益以平日所经验，故所著书皆博赅精实，父作子述，一家自有渊源，三十年来活人无算，大有疗废起疴之誉……”可见，正是“父作子述”相得益彰，才使得《乞法全书》最后大功告成。池志澂还对郑缉甫的《乞法全书》内容倍加赞赏，亲为作序并高度评价说：“此书彰明隐奥，方法之辨，厘然各当，其识当不在柯韵伯之下，其言甚是也。”他还说，当年利济医院人才济济，能立说著书的善医之士不下数十人，“唯缉甫最为明辨审问、繁称博引……”晚清大儒孙诒让也很推崇此书，作序赞曰：“缉甫皆博综而精择之，而盖以平日所心得者以成长篇。”时任国民党中央国医馆馆长的焦易堂还亲笔为此书的《三焦释迷》作了题词。

《乞法全书》为温州市现存为数不多的地方医学珍籍之一，也是“利济”时代重要的中医学著作，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该书为手抄本，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而一直未能付梓出版。该书虽经“文革”浩劫，仍幸存于今，现由郑门第三代传人、市中医院退休老中医郑中坚收藏。日前，郑门第四代传人正着手将《乞法全书》整理打印，争取让其早日出版面世，以使“利济”薪火不断、烛照后人。

附录：郑缉甫著作手稿(www.chuimin.cn)

（四）南宗景与《中医内科全书》

南宗景（1904～1942），字振镛，取“宗师张仲景”之义，号雁荡下工，乐清黄华人。清末，南宗景上辈从乐清黄华南宅（今属柳市镇）迁到温州，定居市区虞师里。曾祖父、祖父均为温州名医，可谓出身杏林世家，他在《中医内科全书》里自序：“累世业儒，兼习医学。先曾祖南金公名噪遐迩，先大父琴舫公亦以医名世，垂训尝谓，凡后世子孙，读书之外，当兼学医，盖即张子和（张从正，金代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之意云尔。”南宗景幼年即从其父南啸秋学习英文、数学，稍长从祖父南琴舫学医，可谓“少承家学，勤习医理”。南宗景肄业于浙江第十中学校（今温州中学），因中医“侈谈五行，理论架空，读其书者，如坠五里雾中”，“每以其无科学系统为憾”，成年的南宗景不忘家传，艰辛谋生之余学医不懈，希冀开辟一条中医科学化之路。后就读上海中国医学院，“专攻医学，以遂初志”，成为上海名医陆渊雷的高徒。

193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国医学院。初在永嘉城区（今鹿城区）开办国医南宗景诊所，公告诊金“亲朋例外，贫病不计”，不啻对亲友与贫贱者实行义诊，仁心感人。当时温州急性传染病中又以流行性脑膜炎与霍乱最危险，为了给医者治病提供对症指导，1933年，他印行《流行性脑膜炎一夕谈》，并写《霍乱新论》。由于心诚业精，持经问难者络绎不绝，当年“医而优则教”的南宗景创办了宗景国医专修社，自任社长，上海中国医学院同学、瑞安名医秦龙门任助教，男女兼收，宣传中医科学化论。专修社开课消息被温州报纸刊登后，泰顺县医师公会得知，颇为振奋，特地致函要求设立函授处。专修社满一周年时，出版了纪念特刊，蔡元培题词“温故知新”，恩师陆渊雷题签并题词“医方明”，于右任引用神医扁鹊典故，题词“洞垣一方”，后被推为永嘉中医公会主席。专修社停办后，1936年春，南宗景转到苏州国医学校任教，被学生赞赏为“春风半岁，胜受十载吹嘘；时雨连朝，尽被一堂小草”。当年秋，南宗景又转到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在闸北虬江路开办了南宗景医药事务所。辗转温苏沪多地任教，南宗景培养了很多学生，如宗景国医专修社毕业学生很多是浙南一带中医骨干，后来的温州名中医谷振声、许国华（两人与吴国栋、任侠民合称“四老”）也是他的弟子。

1937年1月与6月，南宗景出版了他的毕生心血之作《中医内科全书》。《中医内科全书》分上册与下册，该书仿《西医内科全书》体裁，上自《内经》、《伤寒》、《金匮》、《千金》、《外台》，下迄近现代医书，旁及日本汉医和西医，数千余方，百余万字，单单参考书就引用了上千种，分为急性传染病、新陈代谢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循环器病、血液及脾病、神经系统病、泌尿生殖器病、运动器病，以及附论、应用药物提纲十一章。陆渊雷评价“每病引列前人之说，然后下己意，以科学案之，复罗举效方，示施治之准则”。该书洋洋大观，沟通中西医学，启迪了后来的中西医结合论，同时也批评了中医界的“伤寒”、“温热”之争未免门户成见，成为当时全国医学院的教材。此书对近现代中医著作附会割裂和舍本逐末之弊多有纠正，以合于科学系统、启发新进学子的中医科学化。该书的问世轰动一时，当时名流政要纷纷不吝赞言此书，^[10]并一版再版，影响较大，成为当时中国医学院教材。

南宗景的中医思想在《中医内科全书》一书得到充分的体现。如：

1．强调中医理论基础，要求功底深厚、融会贯通。南氏主张治学必求其源，他说：“医学一途，范围广漠，影响所及，关民族生存，精研则造福无量，尝试则贻害匪浅，非融会贯通，由博返约，不足与言医也。”他平生治学，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知本知变。教学注重基本功培养，善于掌握循序渐进。如先《内经》、《难经》、《本经》，使知其本；次《伤寒》、《金匮》，使知其变；再以诸家之说，使广其识；终以各家医案，使掌其巧。使学生知本知变，既博又巧，再进行临床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诸生酝酿既深，则理贯于心，法应于手，异日临症处方，效如俘鼓，而入轩歧之室”。1936年，他在苏州国医学校教伤寒课并编著《张长沙原文读本》一书。他认为伤寒金匮二书，证详法备，药简方效。医林硕士莫不宗之，欲得其中奥旨非先专读原文，熟读背诵原文有所悟后再览注释不可。要求学生读仲景书要从无字处思索，精思冥悟研索真理，才能闻一知十。

2．中西合参、取长补短，致力中医科学化。南宗景继承陆渊雷学术思想，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学识渊博。他主张中西医汇通，取长补短，深受学生欢迎。在临床上，南氏主张在必要时用中西两种方法进行诊断。他认为中医治疗以整体观念、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之长，西医治疗以究病原、器械诊断、辨病论治为其长，二者必须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例如论治　闭时说：“灌闭之原因固多，间有由于膀胱结石者，不可不注意也。然中医无器械诊断，砂石与尿俱出者，问症精详，或病人自述，自可知之，是以不怪主张中医于望闻间切之外，当采用西医器械诊断法，以补美中之不足。”又如“西医名之曰盲肠炎或蚓突炎，其实即中医之肠痈也”。

3．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反对门户偏见。南氏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学派，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于中医界之伤寒与温病学派的争论，无所偏倚。他说：“经方家不读温热诸书，温热家不读伤寒金匮，两者失之偏。经方固宜尊崇，而温热书中可取者，亦屡不鲜，俱不可废。夫学问之道在于博，若仅守一书，胶柱鼓瑟，吾未知其可也。学者既于伤寒金匮，略窥深处，再阅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尚知其孰可从，孰不可从。”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南氏对药物方剂的研究，能师古而不泥古，独具心得。他每对一病，既大量搜集古今验方和民间单验方，又撷取近代药理学对中药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发挥。如南氏在论治中风时，提出本方可治脑出血，并阐述了药理机制。^[11]

此外，南宗景还提倡锻炼、重视预防。在临床上，他重视疾病的预防和饮食护理。如论治麻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八条注意事项。

（五）金慎之的治验与汇通

金慎之（1887～1975），名志康，字任志。原籍瑞安仙降林垟人。少时就耳濡目染于杏林之间。12岁读私塾，18岁读温州府中学（即现温州中学）。20岁丧父，因家境贫寒，遂习医，后受学于瑞安利济医学堂时，更得晚清浙南大儒陈虬的指教，成为利济医学堂一名出类拔萃的医学生。后随经方名医萧馨山受教，28岁正式开始行医，足迹遍及当时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等浙南与闽北一带。1912年回到故里，创办金慎之中医学社。1923年迁居温州。1955年进入瑞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1959年调温州工农兵医院（即现温医附一院）中医科工作，担任中医科主任，专门从事疑难病诊治。

金慎之诊病胆大心细，用药药量重，疗效奇妙如神。曾以大黄蟅虫丸黄芪建中汤治疗血痨病；以大剂白虎汤加味治愈产褥热。又擅长治疗外感、内伤诸疾，尤精脾胃病与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他精通中医古籍，临床用方随手拈来，1962年被评为浙江省著名中医，编著《慎之言医》、《临床病症十七讲》、《医案举要》、《活方验案》等，另有《霍乱诊治手简》（20年代），惜未传。^[12]金慎之医术高明，辨证微妙，遇沉疴能识存亡，颇能准验。所到之处，病家争迎，患者往往起死回生。在平阳行医时，治愈知事夫人虚痨病，名噪浙南。行医济世六十余年，声望甚隆，为浙南一代名医。

金慎之平生不拘小节，精究内、妇二科伤寒杂病，尤其治疗胃病，有药到病除之功。平生对张介宾《景岳全书》、陆渊雷《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及《皇汉医学》研究较深，故临床善用经方，喜用温热之品，如治虚寒型胃病，生吴萸、干姜、生姜、高良姜、炮姜、荜拨、荜澄茄、樟树梨等大辛大热药同用于一处方中，生吴萸用至三钱，疗效颇为满意。当时温州工农兵医院汪昇庚、张承烈整理的《金慎之医师治疗虚寒型溃疡病的经验》（油印本）一书记载他的治验。他的这些治验很多是继承前人的经验，金慎之曾说：“余用温热药源于前辈萧先生，如萧先生用生姜捣汁往往用至半斤，其水肿和胃寒重者生吴萸、桂枝、麻黄之用量亦至重，未见有贻害者；另外，杨鹤楼先生喜用寒凉，大黄、石膏、羚羊、犀角几乎日不离手，往往石膏用至半斤，大黄用至二两；孙芝山先生读叶天士书，用药多灵验；以及邓筱宾先生读张景岳书，用药多温补而愈病。”可见，这些名医对金老先生临诊用药颇多启发。^[13]

金慎之特别注重辨证论治、仔细用药，如用中药麻黄时，他都是在药方上注明是否去根节，因为去根节的麻黄可以发汗，不去根节的麻黄可以止汗，同一药物的不同用药部位决不能混淆。一些疑难病症一时难以医治的，他相信将来总有治愈的一天，只是当时还没有找到一物降一物的药物罢了。他行医厚古而不薄今，兼顾中西，常说：“学医之道，首重生理。生理不明，病理何知？西医精生理，中医长治疗。中西并进，方能取长补短。”在望闻问切的同时还采用西医的听诊器、脉搏分时计数和血液化验来诊断病情，一旦确诊，即重药医治，常收奇效。一时誉为中医科学化的典范。

【注释】

[1]陈才俊：《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及其历史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2]Soothill　WE．A　Mission　in　China［M］．Edinburgh：Olipant，Anderson　＆Ferrier，1907：152，156－157．

[3]端木敏静：《英人苏慧廉与晚清温州》，载方韶毅：《瓯风（新刊第二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第51～52页。

[4]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5]刘时觉、陈克正：《徐润之和他的〈松龄医铎〉》，《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3期。

[6]徐润之：《松龄医铎·全体说略·润之自跋》，第一编，民国元年温州务本石印局石印本。

[7]徐润之：《松龄医铎·最新三字温热篇·序》，第三编，温州务本石印局石印本，1911年。本小节出自《松龄医铎》的引文不再一一出注。

[8]刘时觉：《温州近代医学著作集成》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9]《平阳县志·经籍志·子部》卷四十九，民国十四年（1925）刻本。

[10]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题写书名并题词“秘探灵素”，陆渊雷、沈琢如、许半龙等名医相继写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兼收慎择”，孙科题词“心怀康济”，司法院院长居正题词“金针普度”，立法院副院长叶楚伧题词“健康保障”，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题词“理贯中西”，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郭伯良题词“文化之光”，名医秦伯未题词“学验并重”，名医丁仲英题词“医林鸿著”，名医陈存仁题词“学医宝笈”等。本节所引出自《中医内科全书》。

[11]周朝进、曹云霖：《略述南宗景先生的学术经验》，《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年第6期。

[12]吴守强：《一代良医金慎之》，http：//rawjm．ruian．gov．cn/whra/whmr/20080102/18777＿1．htm。

[13]翁国荣：《忆名老中医金慎之先生》，http：//www．hosp1．ac．cn/wyyy/web/yydt/yyyb．aspx？id＝1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