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左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散文文体的发展从先秦一直绵延到清末从未间断，即使是在与骈文勉力抗衡的日子里，它也始终保有自己的风采。“《左传》之为书，义经，体史，而用文。故扬雄以为品藻，范宁称其艳富，韩愈目为浮夸，程子言其文胜质，朱子许其会做文章，归有光则谓《左传》文如金碧山水。”^[23]故历代散文选本多列《左传》为篇首，取其“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的义法之范。

散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文字样式，其地位几乎始终高于诗歌和小说。中国散文的传统亦极为悠长和深厚，人世的晴云暖雪、镜破钗分、去国怀乡都可以长驱直入散文的世界，成为作者心境的剖白。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何文章的写作都需要经历素材的选取，大则大之，小则小之，亦有以大搏小、以小搏大者。

《左传》之文多为原原本本据实陈述，也有写大事用省笔而写小事用工笔之例。左氏对那些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的场景和语言往往不吝笔墨细细描摹，所以我们才能见到那么多典雅精妙的辞令描写。于一些细事，如晋献公卜娶骊姬、崔杼筮娶棠姜却细述其因由、过程，陈夏姬入楚所带来的君臣震动也被详加描述。于一些不甚重要之会盟、战争诸事左氏则一笔带过，而作为其叙述重点的五大战役亦非面面俱到，而是以“避犯”之法自由取舍，表现得从容自若、得心应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左氏重在作文而非叙史，其选材方式是忠于作者内心需要的筛选，是满足作者表达愿望的攫取。

秦代李斯作《谏逐客书》以明逐客不利于秦，于是依据秦国史实举例论证“有客”之利：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而“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卫人商鞅“移风易俗”“至今治强”，惠王用魏人张仪“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用魏人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并得出“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的结论，用以劝导嬴政更不可“逐客以资敌国”。此类政论文章多用春秋赋诗“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之法，尽取上述“客之利”而舍韩人郑国修渠疲秦之类“客之不利”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左传》辞令何止是相似！

汉代贾谊曾于张苍处受传《左传》，其《新书》所述春秋时事亦多本于《左传》甚至合于《左传》，其于左氏之文自当颇有心得。《过秦论》篇首云：“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行文激越、气宇轩昂，商君之行事与左氏所记晋悼公初立之法度从容堪有一比。

清人蒲起龙在释读《史通·模拟》时说：“愚于左氏，读贾辛适县，悟韩柳赠行体；读薳启强对楚灵，识欧苏论事论，亦所谓貌易心同者乎。”^[24]贾辛适县得到魏献子的临行谏言见于昭公二十八年，薳启强以归谬法谏楚灵王不得无礼于晋见于昭公五年，都是《左传》中的名文，且均见取材之妙。

唐代古文运动以来，文章家均以“先秦两汉文章”为榜样，创作中所产生的自发性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这些“自发文章”与那些为应时、应景、应事而作的严密切合题旨的政论、对策相比，多了许多个人色彩，让生活的细微处和更加“私人化”的情感进入了文章，使行文的思想、体制和语言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素材的取舍也更见精妙。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往山中游玩之人说：“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在朝暮四时景致不同的琅琊山中， “负者”“行者”交代了山中人不同的身份，“伛偻”言老迈者，“提携”言年幼者，十四字概括包容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有闲、有暇、有趣之人，“往来不绝”四字以明游客之众，而众人间的“前者呼，后者应”则显示了人际交往的和谐。这二十余字不但描绘了一幅其乐融融的人间盛景，也是欧阳修在为自己治下的民生和乐张本。近人陈衍《石遗室论文》说：“文章之有姿态者，《左传》滋多；世称欧公文为“六一风神”，而莫详所自出，则惟《左传》乎！”

明人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是归有光为先做婢女后做侍妾的寒花写的墓志，仅有百余字，却活画人形于纸上：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自外入，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寒花在作者家里生活了十年，正当青春妙龄不幸辞世。她在归家的日子里，经历了大大小小不少事，作者却只捕捉了她刚来时的两件小事，用寥寥几笔加以点染，就极为传神地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散文写人难以尽述，所以多取一鳞半爪来活化整体面貌，《左传》中那些“闪现型”的人物所以能够使其形象长驻人心莫不因此。细想此类情形，左氏取舍之法荫蔽后人久矣！

汉语的文学语言传统十分强调“文气”，历代文章均重文气贯通，曹丕更是直言“文以气为主”。左氏行文流畅自然，虽遇长篇故事亦能首尾连贯一气呵成，却又不只擅于平铺直叙一泻千里之法，而能在山山水水的流连中拓开新的境界。其叙战章节更是波折连连、逸笔频出，如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写郤克伤于矢而鼓音不绝、逢丑父使齐顷公如华泉取饮而纵之逃逸，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写大夫钟建负季芈而从楚昭王出逃，昭公十六年吴楚长岸之战写吴人先失余皇之舟而公子光设计夺回并改易战局。(https://www.chuimin.cn)

人们的阅读心理要求文章不能将人们的神经绷得过紧，也不能一味松垮拖沓，而要求其有章法、有节奏，这些都是要靠文气的张弛来决定的。散文作家在头脑中将意念和写作素材进行分解、重组，然后用形断神续的语句连续铺排，形成语法脉络，造成一种动态的节奏感，最终形成连贯的气势。此外，打破惯常语法规则，使用非常规的词语组合、词性转换、褒贬颠倒的修辞方式，也都是实现张弛的手段。

苏轼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5]的艺术境界，又格外推重《左传》之文曰：“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至，如《礼记》《左传》可见。”苏轼《超然台记》写“南望马耳、常山”“其东则庐山”“西望穆陵”“北俯潍水”，极尽神韵，然推考《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战写东西南北四处、僖公九年葵丘之盟亦写北南西东四面、僖公三十二年蹇叔哭师也以东南西北作点缀，苏文出处当无须再言，而四望之时转首折身的心荡神驰也成就了文章节奏之张弛。《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应试礼部的试卷，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26]这篇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传》《书》《诗》之文，以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对照《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说楚而复伍举之论可知其文法与出处。

苏轼之弟苏辙曾著《春秋集解》一书，现存于《四库全书》，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说：“《春秋》煞有不可晓处，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27]，“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28]林纾在其《左传撷华·序》中说：“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即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身在尊经之世，断不敢贬经为文，使人指目其妄。”^[29]《左传》虽非《春秋》却是解读《春秋》的必由之路。如此，苏辙为文敢不受左氏之遗泽？其《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淡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写亭上之所见多用短言偶句使人有与之同去张望目不暇接之感，却一转而入楚王与宋玉之缓言对话，再接舒展恣肆之议论，起伏张弛收放自如恰到好处。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30]此语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其文风文意。

“文似看山不喜平”是对文章所作的形式要求更是内容要求，文章之舒缓、旁逸、跌宕之美与文气张弛密切相关。在结构上，散文以写作主体为中心，以其心灵世界为基点，以人的情感流动和情绪的宣泄为隐约线索，心理时间取代了线性物理时间，因而经常表现为无所谓开头、无所谓结尾的首尾全开放式的形态，往往开头即波澜乍起、先声夺人，结束则戛然而止。余韵悠悠，而言语之骈散共生亦在其中成就张弛之势。明末张岱《西湖七月半》云：“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大可参阅左氏的骈散相间之语而见其流韵。

无论是“文以明道”还是“文以载道”，中国的文章从来都少不下“道”的影子。虽然人们对“道”为何物的解说不尽相同，但总与思想志趣相去无多，表现了国人自早期思维中就已确立的理性追求。中国古代散文多以实用为目的，论、原、辨、议、策、疏、表、诏、令、制、告、劳、说、杂说、解、序、赠序、传、状、碑记、铭、书、牍、启、笺、移、简、札、帖等绝大多数属于纯正的应用文体，多见君臣恩义少见长幼温情，以致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散文的成长经历了一个由“向外转”到“向内转”的过程。

所谓“向外转”即指一味观照客观外物忽略了写作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思想，“向内转”则突出了心灵的主导，具有更强的主观性。但事实上，所有文字都是作者内心情志的体现，是他对客观世界予以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无论他采用的是平稳冷静的叙述还是激情四溢的表达。《左传》行文不独发扬了看似不动声色其实内蕴深沉的“春秋笔法”，更创制“君子曰”模式直接表达忠耿之意，进而使后代的散文无论是立论文还是驳论文，甚至叙事抒情之文，都有思想的锋芒寓于其中。

经历《左传》而至战国时代，“文化与文字开始从官家贵族们的手里落到私人平民的手里，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呆板的记录，而变成了活生生的思想，这就出现了一个智者的时代”^[31]。在这个智者的时代里产生了先秦诸子的散文，这些散文无不是各家学派观点的代言，具有哲理性、启发性和形象性，其中后出者都不难见到左氏论辩辞令潜移默化的影响。

散文至唐代韩愈而有一变。台湾学者张高评曾梳理过后人对韩文的评价，说明代魏禧《左传经世钞》以为，韩愈《原道》文势与《左传》昭公六年叔向劝子产用刑书相同；俞宁世《左选》认定，襄公十一年诸侯伐郑叙战写东西南北法，“昌黎祖之，为《平淮西碑》”；明人唐顺之《荆川文编》谓，襄公二十三年晋悼治兵命将，章法参差婉隽，昌黎祖之，为上于襄阳书等；清人徐世浦《古文词通义》卷八直言“韩愈文章出于《左传》。”^[32]韩愈作文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且有“不平则鸣”之论，其文亦观点明确出言有度，《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韩文名篇都是如此。即使是在《祭十二郎文》这样纯粹的个人情感表达中，韩愈也能将琐屑之事并于一处传情达意直指人心，以至明代茅坤在评价此文时说：“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祭文中千年绝调。”^[33]此评价不可谓不中肯，不可谓不真切，而其情感格调之所立直逼左氏传人之细微处。

柳宗元《桐叶封弟辨》依据周成王封叔虞的旧事立论，直指贤臣周公的辅佐责任，论证到底是因“君无戏言”而“封叔虞”，还是因叔虞之才德当封而“封叔虞”，围绕重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中心发挥议论，尖锐地指出“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表达了自己对封建君主权力的清楚认识。明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则针对历史上被传诵一时的“完璧归赵”故事展开论述，提出“予未敢以为信也”的观点。王世贞从形势与事理两个方面层层深入分析，认为蔺相如此举不够周全，亦非政治上的万全之策，并稳重论述“予之璧”和“不予之璧”的利害关系，得出蔺相如所以成功不在于智勇双全而在于“天固曲全之”的结论，让人深深信服。这些文章都不以常人之论为论，却在巧作主张之时以忠厚之语、笃实之态展开论述，仍不出左氏章法。

文学是用艺术语言为手段，以构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在那些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中，也有思想内核的闪光。欧阳修《醉翁亭记》有句云：“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那么“太守之乐”到底为何呢？欧阳修不曾明言，但细究其理当不在山幽水美，不在人众熙然，而在于以此表现太守治下的宁静祥和，是欧阳修在为自己的政治业绩而乐。文中还有看似赘语的一句其实也蕴含丰富内容：“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其中“醒能述以文者”，何意？是欧阳修的骄矜自夸之词也。如上述为一方太守而能使政通人和者当不在少数，游赏盛景而能作文述之者当亦不在少数，然能将二美并于一处者，世所罕见，而欧阳修独能为之。将欲彰之意隐于笔墨深处，所造者仍是春秋笔法之妙境。

此后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和姚鼐的《登泰山记》等桐城名家名篇也多以左氏为范，方苞《古文约选》果亲王允礼《序》说：“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心分剟。”^[34]方苞《凡例》说：“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35]由上述之文看来，秦汉以后作散文而不遥想《左传》者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