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的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李宗桂《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构建者和承载者之一。《春秋》三传各有特色，而以《公羊传》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为大。之所以如此，与《公羊传》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影响密不可分。这个史实，本身就表明了三传中《公羊传》的独特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羊传》所蕴涵的深厚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
2024-04-04
《春秋》及三传：纪鲁国历史，包含至圣至道之理
【摘要】：（五）《春秋》及三传《春秋》一书本是鲁国的编年史，据说由孔子删定，记载了自鲁隐公至哀公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这是说《春秋》虽为记事之书，但其中却包含了纲纪天下的至圣至道之理，它上明三王之正道，下辨人事之纲纪，义理深切。由于《春秋》辞略而义隐，所以从其问世之后，便产生了许多为之作注及疏解的著作。
（五）《春秋》及三传
《春秋》一书本是鲁国的编年史，据说由孔子删定，记载了自鲁隐公至哀公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
关于《春秋》一书的得名，杜预在《春秋序》中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这个说法是比较准确的解释。
长安经学教育之所以选取《春秋》作教材是因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弗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事变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是说《春秋》虽为记事之书，但其中却包含了纲纪天下的至圣至道之理，它上明三王之正道，下辨人事之纲纪，义理深切。是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义理之渊薮。
由于《春秋》辞略而义隐，所以从其问世之后，便产生了许多为之作注及疏解的著作。西汉前期的笺注之作主要有《邹氏》《夹氏》《公羊》《谷梁》《左氏》五家，《汉志》说：“《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所以当时流行者主要是《公羊》《谷梁》及《左氏》，但这三传流行的情形也颇不相同，“《公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谷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又“《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唯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瞻，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23]。
当时立于学官的主要是《公羊》与《谷梁》二家，《左氏》之立已到汉末。
《公羊传》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汉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公羊子“名高”。据徐彦《公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寿乃与弟子齐人胡毋生都著于竹帛。”徐疏又云：“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
说孔子预知此书之命运，显然是汉代谶纬家所造言，但透过这层迷雾，我们约略知道汉代为《春秋》作传者为公羊高，但在公羊寿之前，公羊说只是以口耳相传，到寿时方与其弟子胡毋子都才写成简书或帛书，有了定本。(www.chuimin.cn)
《公羊传》的影响主要是灾异说。《春秋》一书中所记灾异事颇多，公羊家认为这都是天人感应的体现，“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天人三策》）。汉代人极喜推论灾异，公羊说恰好迎合了这种思想潮流。
《谷梁传》据说也是传自于子夏，杨士勋《谷梁传序·疏》：“谷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
《谷梁传》的被立于学官，是因为它重视礼乐教化，说理谨厚务实，而且多能体现孔子口诛笔伐，代行王者之法的思想，这也是前人认为它“善于经”的地方。清人陈灃举例说：“《谷梁》隐元年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桓元年《传》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正，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则《春秋》始于隐、桓，为恶桓弑隐，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义昭然矣。此所谓‘《谷梁》善于经欤！[24]。”
《左传》一书，据文献记载，最早出现是在汉初，许慎《说文序》：“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里似在说明，孔子与左丘明为同时代人，孔子以鲁国史记而成《春秋》经，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成其传，传的重点在于详明事实。在汉初治《左传》的学者有贾谊、张敞等人。《左传》由于多古文古言，所以早期学者主要是作了训诂与笺证性的工作。
《左传》的真正被重视是在汉末。
哀帝时，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博士，但遭到了今文博士的反对，平帝时由于王莽当政，《左氏春秋》才被立于学官。
《左传》叙事纷繁，议论纵横捭阖，将许多春秋时代的人物与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杜预在《春秋序》里曾这样说：“（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化而柔之，使而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育泽之润，涣然冰释，恬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可见其评价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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