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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学》研究成果:《春秋》记载鲁国二百四十二年历史

【摘要】:《春秋》一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韦昭注《春秋》曰:“以天时记人事,故谓之《春秋》。”

五、春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是先秦时代诸国编年史中的一种,即鲁国的编年史书,其他各国的史书由于各种原因,其原本早已不复存在了,即使有也是一些残篇断简,最完整的也只有这一部。

《春秋》一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据传此书经过孔子的删定,因而成为儒家学说六经中地位颇高的一种。

《春秋》作为记载历史的史书,刘知几认为最早起源于三代之时,“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公二年,晋韩献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14]

历史记述起源于三代这个判断是不错的,先秦时各国已有很成熟的记载本国历史的史书,这已为近代的考古资料所证实。[15]

至于为什么将编年体史书称作春秋,历史上有多种说法。(www.chuimin.cn)

“春秋”二字连用,且作为一个表意词,最早见于《国语·楚语上》,楚庄王问其大臣申叔时如何培养太子,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韦昭注《春秋》曰:“以天时记人事,故谓之《春秋》。”这里《春秋》已具备了史书的意义,至于为什么要以春秋而不是以其他命名史书,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春种秋收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因此用春秋表示一年的时间,而记录下在此期间发生的人事活动,就成了史的记载,这种记载也就成为史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细则曰:“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至其后有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已具备延伸之意,是解经之语,显不如前者来的朴实。

《春秋》记事简约,相当于后世所言的大事记一类,正因为如此,所以就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注释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就《春秋》本身来说,有人认为,这种言简意赅的书体就是由孔子删定的结果,如卫聚贤就曾经这样认为,说鲁史《春秋》原本和《左传》《国语》一样,都是很详细的记载,但孔子却用归纳法“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将它变成了这种提纲挈领式的样子[16]。当然更重要的是解释空间的扩大,此后有多种关于《春秋》注释类著作的出现,除《左氏春秋》外,在汉初还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等,但其中只有《公羊》《谷梁》及《左氏》三传保留下来。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公羊》《谷梁》两家都很早被立为学官,二是邹氏无师传,夹氏本身就没有书。《左氏》是刘歆校中秘书时才被发现,已属晚出,但其时由于古文经的被重视而使《左氏》大显于世。

关于《公羊》《谷梁》《左氏》三传的价值,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这样评价:“《谷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谷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皮氏是站在今文经学家的角度立论的,虽然未能更深刻地揭示出三传的本质,但还是抓住了其基本的特点。

下面我们略就三传的成书、传承及内容特点作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