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园林研究：从传统园林到现代绿化

论“绿化”

1　从传统“园林”到现代“绿化”

我国传统园林经历千百年发展，无论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精益求精，臻于极致。及至近现代，时而发生重大突破，出现了“城市公园”等大众园林形式。在传统园林日益大众化、现代化的趋势下，相继出现了“绿化”、“大地园林化”等更富有革新或创造精神的“园林”理念。笔者认为，在这其中，“绿化”堪称传统“园林”的一种现代化过程和形态。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绿化”、“园林绿化”成为各种行业与政策文献中所频繁使用的词组——自1958年，对行业发展起重要导向作用的历次全国性工作会议都名为“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最初的会议名称即“全国城市绿化会议”^[1]；建筑工程部在1963年3月颁布了《关于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在政策上明确规定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范畴；1966年则在中国建筑学会下筹备成立了“城市园林绿化学术委员会”；时至今日，“园林绿化”也仍然是行业实践与学术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组。

改革开放后，“园林学会”于1983年成立，仍隶属中国建筑学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学会名称并没有继续使用“绿化”一词；1989年，在升级“园林学会”为一级学会的诉求下，成立了独立的“风景园林学会”，意图反映我国园林学科与行业的学术、实践范畴的扩大，也正符合当时开展风景名胜区保护与规划的形势^[2]；在新千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增补“风景园林学”为一级学科，沿用了“风景园林”这一词组。至此，“绿化”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消隐在中国“园林”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

本文尝试探讨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绿化”概念发生的渊源和产生的影响。

2　关于“绿化”一词的争论

一般认为，“绿化”一词及其概念是新中国成立后因前苏联的影响，而受到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1956年8月，从北京农业大学调至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的造园专业，按照从当时前苏联的列宁格勒林学院引进的专业称谓更名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3]。其中，造园专业源于1951年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时称“营建系”）和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合办的“造园组”。然而，专业名称的弃旧（“园林”）图新（“绿化”）却在学界引起激烈而持久的反复争议，尤其对于“绿化”的涵义莫衷一是。

在当年和次年，南京林业大学陈植先生先后多次对此发表批评文章^[4][5][6]，对“绿化”的范围和意义进行了大量的阐述，认为“绿化”是“造林”的代名词，不能将“造林”和“造园”混为一谈；其认识一是受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纲要草案》的影响；二是对于专业名称，为推重“造园”、质疑“绿化”的观念所强化，认为“造园为综合性科学……决不能单纯地用‘绿化’来反映^[7]”；而“绿化”这一术语，则是“没有专业知识的同志”对相应俄文直译的结果^[8]。北京农业大学汪菊渊先生在回应陈植的质疑时，拓展了“绿化”的范畴：“城市绿化的‘绿化’两字是广义的，也包括特殊‘造林意义的绿化’，但不等于就是造林绿化。……绿化这词可以有广义和窄义的解说，……可以是造林也可以是造园。”^[9]陈植随后在80年代认可了这种解释，即造林、植树或园中栽植皆可称“绿化”，但认为这种认识致使造林与造园“常被认为一事而混为一谈”，指出了“绿化”涵义的含混性^[10]。

应当看到，曾经围绕“绿化”所引发的学术争论，是中国现代园林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过程中向前苏联学习、在学科教育与行业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绿化”这个词并未出现在我国古代典籍之中；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术语，它确实是受到外来影响而进入学界、业界视野的。这些事实提示我们将“绿化”概念及其实践放在中国园林传统与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追溯其历史源流与本质内涵。

3　“绿化”术语的历史源流

对于“绿化”术语来源及其涵义的认识，多年来似乎已成定论。《园林基本术语标准》及其条文说明解释“绿化”是“栽种植物以改善环境的活动。……‘绿化’一词源于前苏联，是‘城市居民区绿化’的简称，在我国大约有50年的历史”^[1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考察“绿化”一词，其词性可为动词，也可为名词。作为动词，概括上述定义，可理解为“种植以使‘变绿’”，描述“绿化”的过程，是一种人为过程；作为名词，意为“某物（概指植物）是‘绿色’”，表述“绿化”的状态。显然，“绿化”一词所表达的这两层含义至少已存续数千年。

3.1　古代的文化基础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固然未曾出现“绿化”这个术语，但是在古代汉语里，“绿”字早已有之，属于单字词。单字词是汉语的基本面貌。真正的双字词，如葡萄、玻璃，出现较晚且数量很少；单字组合成双字词，渐用渐增。溯本求源，能够发现由“绿”和“化”这个“后缀”结合而成的“绿化”，实则有着深远的文化根基。

“绿”作为自然色，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地物之一——植物的主要颜色。植物对于人的意义，就其生理功能而言，有提供食物、保障呼吸；就其心理功能而言，是从自然绿色中获得安静与温暖；就其环保功能而言，则有净化空气、有利于卫生和防止水土流失等等。可见植物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物种。这种自然现象提升为文化，“绿”字大量用于诗词歌赋之中。其词性有形容词、名词和动词。与上述对“绿化”词性的考量相应，本书主要关注后两者。

“绿”用作名词，如“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唐］杜牧《江南春》），“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南宋］翁卷《乡村四月》）；又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北宋］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前两句诗描绘自然之“绿”，后一句则表述人工（田）之“绿”。

“绿”作为动词，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南宋］蒋捷《一剪梅》）；另有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真是神传千古、绝唱至今。这些“绿”的动作及其效果并非人为，而是自然为之，是一种自然过程。虽然在古代典籍中暂未有闻“绿”作为动词，描述人工为之的过程，但也有诗曰“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元］关汉卿《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第四折》），此处“绿”是形容词，却描绘了人工为之（耕）的“绿”。对比自然为之的“绿”和人工为之的“绿”，前者是大自然的恩赐，后者是向前者学习的结果。由于植物对于人的特殊意义，种植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活动——此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们种树、草、花、藤……使人居环境永远一片碧绿，或者绿茵如织、姹紫嫣红。

在中国古代，喜好种植的，上至帝王，下及庶人。王者，如西汉孝文皇帝“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汉书·文帝纪》）；隋炀帝杨广下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命百姓在堤岸栽柳，凡栽活一棵奖赏细绢一匹，这一“绿化”举措令后人唐代白居易有诗赞曰：“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五百里……”（《隋堤柳》）；唐太宗李世民则于贞观年间传旨天下，“驿道栽柳树，以荫行旅”。文人，如北宋苏轼自年少时即好种树，“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戏作种松》）；他在任上要种，知杭州，在西湖筑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成西湖十景之“苏堤春晓”；离职后也种，谪黄州，曾筑东坡雪堂，周围栽种柳、桑、竹、枣、栗等树，并写诗曰：“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在此，也可见“绿化”对于园林营造的意义，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在生活性和艺术性上的提升。

然而“绿”不仅显见于文学，更融入哲学。在中国的五行学说中，即用绿色（青）象征“木”、象征“春”、象征太阳升起的东方，赋予生命的含义。可见，我国古代的“绿”文化，可谓根深叶茂、博大精深。

如此，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创出“绿化”的词，但可以说早已用“绿”一字传达了如今“绿化”一词的义，并且较后者更加丰富——在前述《园林基本术语标准》的定义中，“绿化”的范畴已然缩减为一种人为的活动及其结果——其中奥妙，也许在以简约、简括为境界的古代汉语看来，如欲表达“绿化”的意义，无需双字词，而仅著一“绿”字足矣。

对于“化”而言，其甲骨文“”，像两个“人”形、一反一正、一顺一倒，表示变化。人类首先“化”物，所谓“格物致知”；而后“化”人，即是“教化”——变化为“化”之本义，教化是“化”的引申义。《说文解字》也解释“化，教行也，从匕，从人匕”，而“匕，变也，从到（按：通假字，即‘倒’）人，凡匕之属皆从匕”^[12]。扩展开去，后世构词法，既有复合式，如“文”与“化”连用，两义并列，合取“文治教化”之意；也有附加式，“化”多作为后缀，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赋予其“动词”的意味，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形容词）或状态（名词），如：丰化（［晋］陆云《岁暮赋》：“羡厚德之溥载兮，嘉丰化之大造”）、茂化（《后汉书·崔駰传》：“率敦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美化（《南史·宋武帝纪》：“淳风美化，盈塞区宇”）等等。从中可以窥见“绿化”一词的汉语词源学根据。

因此，双字词“绿化”的出现，当有某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必然性。

3.2　“绿化”术语的形成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绿化”一词及其概念是新中国成立后因前苏联的影响，而受到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然而，追本溯源，我们发现“绿化”这一术语虽未出现在我国古代典籍之中，但也非只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而实则源自日本。

据日本彰国社出版的《造園用語辞典》，日文“綠化”一词至少在昭和时代（1926—1988）之初就已在日本使用^[13]。另据实藤惠秀对由日本创制，并传入中国的汉字词语所进行的搜集和整理，其中包括“-化”以及相应的“绿化”、“美化”、“进化”、“工业化”等等^[1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造词汇，很多并不是日本本土的“传统”字词，而是在明治维新倡导“近代化”之后，日本学习欧美、译介欧美典籍的过程中，一面自创新术语，一面借鉴中国文字的成果。对于“绿化”来说更是如此——不难看出，“绿化”和带有“-化”字结尾的一类词汇在构词法上是一致的，基本上都是政治转向、社会变迁、经济转型和文化更新的“近代化”^[15]，或现代化大背景下的直接产物；而“绿化”活动则是其时日本应对工业化时代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其概念而言，如前述，“绿化”作为动词，其含义未能囊括自然过程，实质上体现了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为对自然的干预与规范，是对于人为力量的彰显，由此也足见其现代性。

3.3　“绿化”术语的传播

因此，“绿化”本质上属于日文汉字词。联系20世纪初叶我国大量学者留学日本的事实，可以佐证“绿化”这一术语的语源。而在近代民国时期（1912—1949），“绿化”一词也确实已经在中国使用。1947年，时任上海市市长吴国桢（1903—1984）的胞兄、著名市政建设专家吴国柄（1898—1987），在为武汉提出新的市政建设计划时，即拟有《美化绿化龟山计划》的提案（图1）：

图1　《美化绿化龟山计划》

该山至今仍是处处野冢，一片荒芜，未能美化绿化，毫无建设，有失地利。……回溯国柄系鄂省公费留英，极思以留学之所得，贡献桑梓，以报培养之恩旨。……敢请钧长给予独立创办之机会，将全龟山田园、湖沼、山地，照规划委员会计划之复兴公园图，将其全部交给国柄负责专办。如能以租用手续，向钧府租用五十年，迨五十年后，该山一切之成功建设，或建筑物、成林树木及生产等，概行无条件赠归钧府，作为代价。因此种建设完全为伟大造林工作，而林木花卉之培养、坟地之迁移、风景之修造，绝非短时期所能完成，更不能随政局之变迁有易人停办、砍伐盗卖之不良现象，以阻碍其发达。因国柄有建设汉口中山公园之丰富经验，故觉美化绿化龟山，使其地能尽利，只有此法可获成功，尚蒙赞允。^[16]

可见，吴国柄使用“绿化”这一术语所表达的概念主要是造林、植树，同时显然与他在西洋的留学背景和归国后的工程实践相关。吴国柄官费留英期间，学习了机械、工程、土木、冶金诸多学科，获伦敦大学机械师文凭与英国皇家工程师证书，并被授予工学博士学位，深谙英、法两国语言。回国后曾任汉口市府参事兼工程主任。他最重要的园林实践即上述汉口中山公园。虽然其时武汉亟待建设之处很多，但吴国柄认为添置清新的户外活动场所——实施的手段即包括植树——是首要的任务：“武汉地方太大了，不是短期可以建设完成、少数金钱能办到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出来见见天日，一般市民抽鸦片、打牌，白天睡觉，没有公园、树木，百姓甚至春、夏、秋、冬四季都不晓得。……先建一座公园。……先找适当的地点设计、绘图、施工，在公园里种树栽花……”，建成的中山公园堪与伦敦Kew Garden媲美^[17]。因此，在吴国柄的眼里，“绿化”是营造公园的基础，也是实现近代社会改良、大众娱乐的一个手段。

此外，在吴国柄关于龟山建设的提案中，不但将“美化”与“绿化”并称，而且给予了先后的排序。对比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先绿化，后美化”口号，可以看出，早在那时，吴国柄就已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园林”的两大要义：一、美化；二、绿化。显然这种提法并非偶一为之，而是他经过长年的求学、研究和建设实践所得到的真知灼见。从吴国柄的园林理念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对于园林营造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且已经能够恰当地理解“绿化”对于园林的独立意义——“美化”延续园林固有的艺术功能；而“绿化”则重新发现园林固有的环境与生态意义，在近代时局下也蕴含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学习苏联”的形势下，前苏联园林专著《绿化建设》（зеленое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一书于1956年由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对国内业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俗称行业的“看家书”。其中被汉译为“绿化”的俄语词是形容词зеленое（绿的；绿色的。按：俄语属于“屈折语”，зеленое是该词的常态阳性形容词зеленый的中性词尾形式，以保持与后面的中

文库（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452，476.性名词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在性、数、格三方面的一致）。据曾担任主要翻译工作的朱钧珍先生回忆，当时翻译“зеленое”，是参考了一本1953年版的《俄中字典》^[18]。如此，与其说字典中的“绿化”是对俄文“зеленое”的直接翻译，毋宁说是字典编纂者借用了从日本引入、当时在国内已经比较普及的“绿化”一词指代，同时意译了该俄文单词。

作为20世纪上半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前苏联有些情况与日本类同。应当是在机器大工业发生之后，在俄语中产生出一批新词：“工业化”（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标准化”（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现代化（модернизация）和“无产阶级化”（пролетаризация）等。这些词汇共有名词后缀“-изация”，相当于英语的“-ization”，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大量创造的日语汉字词中的“-化”。但《绿化建设》（зеленое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中的“зеленое”是形容词，并没有后缀“-изация”，所以如果直译可以译为《绿色的建设》，这和当下用“绿色的”来形容生态、环保等，是一致的。而俄语本身的“绿化”有动词“озеленять”和动名词“озеленение”，是在“绿色”的前面加上了表示“泛化”的前缀“о-”（相当于英语的pan-）。在从前苏联引入的“城市及居住区绿化”（озеленениегородовинаселенныхмест）^[19]这一专业称谓中，被译作“绿化”的俄语“озеленение”即为动名词，没有上述后缀“-изация”。据知，这可能是前苏联的创造^[20]，并确认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或者前苏联建国后才广泛用于城市建设领域^[21]。也许这成为人们以为汉语“绿化”一词是受俄语影响而产生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俄语“озеленять”、“озеленение”和汉语“绿化”都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很长时期里，英文没有“绿化”一词，英美等国家分别使用afforestation（造林），landscape architecture（风景营造）或parks movement（公园运动）等来表述这类工作，而greening的本意就是“变绿”，如白芽变绿、苹果变绿，直至20世纪末，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是英文的优点之一），greening才开始具有“绿化”的含义。

由此可见，近代时期进入中国的“绿化”术语与对应的俄语词汇其实有着共同的“现代化”愿景。而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学习苏联”而引发的对于“城市及居民区绿化”这一专业名称的质疑和关于“绿化”概念的争鸣，其本质并非翻译问题，而是中国园林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现代化”困境。

由上述前苏联园林专著《绿化建设》（зеленое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的中译名，我们可以领略50年代风景园林学者的见识和创意。其俄文书名里的关键词“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也是个多义词，既有“建设”的意义，也有“建筑”、“构筑”的意思。试想，假如朱钧珍先生当年没有选取“绿化建设”，而是将它直译为“绿色建筑”，那么今天我们再如何面对当代生态系统意义下的“绿色建筑”（即生态建筑、全寿命周期建筑）？而且从该书的“编辑按语”^[22]可见，译者选用“绿化”，表明已经对该词的语义和术语的涵义有了透彻的了解：“绿化建设”的目的是改造自然条件、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绿化建设”的工作主要包括：绿地的分类、标准、配置、规划设计城市和绿化方法；“绿化建设”的对象既有城市，也有农村——集体农庄。由此再联系该书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МОСКВА）出版的时间为1952年，从中也许还能够透析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地园林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二战”后崛起的新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孤立无援，东方（日韩）不能学、南方（印巴）不能学、西方（美欧）更不能学，只有学北方。所以，向前苏联学习，是新中国探求现代化之路、在新的世界格局与国际背景下何去何从的无奈之举，因而这样的选择便有了某种历史必然性。来自社会主义前苏联的“绿化”概念，因之成为中国园林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推力。

4　新中国现代园林中的“绿化”理念与实践

回顾中外园林史，不难发现“绿化”活动及其景象与“园林”以及建筑载体相伴始终。我国古代有广植花木的“悬圃”（先秦）、“上林苑”（汉），国外也有布满植物的“天园”（伊斯兰教）、“伊甸园”（基督教）、“僧伽蓝摩”（佛教）……进入近现代，人类的“绿化”活动达到更高的自觉，对于新中国现代园林建设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为何“绿化”不是问题，如何“绿化”才是关键。

如何“绿化”的问题，要点有二：“绿化”谁和谁“绿化”。其实这些问题，历史已经做了回答。“绿化”这一概念在继20世纪初叶由日本输入之后，再次从前苏联引入，必然被赋予这个时代的特点。《对“大地园林化”的历史考察》一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以20世纪50年代为主，从“城市及居民区绿化”到“大地园林化”的历史^[23]。本书挹取其要，论述如下：

4.1　新时期“绿化”的客体——“绿化”谁？

自古以来，主要是绿化“园林”，也有绿化家园。但是，新中国提出的“绿化”则是“绿化‘国家’”：

195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鼓励主要基于乡村大地的植树造林运动。

1958年8月，毛泽东提出了“园林化”的要求：“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

1959年2月20日至3月19日，林业部在广东召开的全国造林园林化会议批评了“居民区绿化”的局限性：“园林化的范围应该面向大地，不能局限于几个点线，那些认为只要美化城乡居民点就算实现园林化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4.2　新时期“绿化”的主体——谁“绿化”？

严格说来，这个“谁”应当包含两层意思。(www.chuimin.cn)

首先是拿什么物来“绿化”，也就是“绿化”种什么类型的植物，种树木，还是种花草；再就是种什么功能的植物，种行道树，还是种经济林、防护林、风景林。

195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文强调：“对大地园林化的理解，必须具有生产观点，必须认识到大地园林化的生产内容。……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

1959年4月，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造林绿化文集《大地园林化》，进一步阐释“大地园林化”：“它的规模大小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总的内容应该是以林木为主体组成有色、有香、有花、有果、有山、有水、有丰富生产品而又有美景的大花园。这里所说以林木为主体，是要在以用材林、防护林、特用经济林、果树、薪炭林等等林木组成林园环境的前提下同时进行香化和美化。”

其次是由什么人来“绿化”。我国古典园林名著《园冶》有曰：“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华大地开始发生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的巨变，“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能主之人”，不言而喻，即“人民群众”。195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出号召：“不断掀起全民性的造林高潮，向大地园林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4.3　新时期的“绿化”愿景与批判

综上所述，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绿化”理念与实践而言，一是要有“生产观点”；二是要搞“全民运动”，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从中不难理解，“绿化”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承载的历史愿景，是最终完成传统园林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下——游园惊梦变成了“植树造林，实行大地园林化”。而“大地园林化”最初被曲解为一个植树造林的号召加以推行，这说明涵义丰富而综合的传统“园林”概念已然被新时期的“绿化”愿景解构为相对独立的2个对象——“园”是“绿化”实践的空间载体，“林”则是“绿化”实践的物质目标。因此，只要不是认为“‘绿化祖国’非得每一寸国土都种上树（植物）”方可称是，实际上这种“绿化”愿景可以说已在理念层面上很大程度得以完成。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全民性造林高潮”、“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实行大地园林化”这种理念与实践，体现的是政治家的“世界尺度”，而不是学术家的“世界尺度”，其结果严重扭曲了风景园林的艺术本质、模糊了风景园林学的学科边界、损害了风景园林学家（工作者）的专业感情、挤压了他们的职业领域，更为后人留下劳民伤财、画虎类犬的后患，出现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弊端。

1959年1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会议，即批评此前城市园林绿化工作重于普遍植树绿化，对公园工作有所忽视。而对于“园林绿化结合生产”而言，虽然强调“应该在不妨碍卫生要求、文化休息和城市美化等主要功能的条件下进行”^[24]，但其实施的结果是在城市园林绿地的建设中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有损于园林绿地休憩、游乐、观赏的基本功能；在强调政治导向与发展薄弱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其极端化是不仅发展农业，而且发展畜牧业，甚至工业，最终消解、否定了园林绿地本身；因此，“园林绿化结合生产”不适于作为园林绿化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特定时局和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这也确实在1986年的全国城市公园工作会议上得以正式否定。

可见，“绿化”作为中国园林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概念，其实践内容具有基础性和功利性，它成为新时期园林文化和城市建设的一个部分，却难以承载传统园林文化的诸多价值。

4.4　新时期“绿化”涵义的再研讨

改革开放后，“绿化”概念及其实践逐渐超脱于政治与经济的时代局限，而主要回归其“（种植）绿色植物”的基本内涵，一如前述陈植的观点以及《园林基本术语标准》中的解说。

但这里或许涉及一个常识性的误区：言及“植物”，必为“绿色”。然而，“绿化”并非就是种植“绿颜色”的植物。显然，植物并非全是绿颜色的，比如植物中的花卉，万紫千红、千姿百态，真正“绿”的花十分罕见。但这并不妨碍花卉整体一无例外地归入“绿色植物”，即便是在生态学的意义上；再者，在形态学上，除了花冠、果实之外，花卉全身上下之梗、茎、枝、叶，一般也全呈现绿色。如果对此也要质疑，那就连“蓝天”、“白云”、“黄土地”一类的话也不方便说了。正如泷光夫曾指出“即使‘绿化’是以植物为媒介，也绝非单指绿色一种，而是由五彩缤纷的颜色编织成的姹紫嫣红的世界，并随季节的转换而变化无穷。^[25]”由此可见，“绿化”所指的是人工种植“绿色植物”，而不是——更确切些，应该说不完全是——栽种“绿颜色”植物；于是“绿化”是“绿色植物化”，而不是“绿颜色（植物）化”。

“绿化”一词的出现是日本近现代化进程的结果，概指一种大规模人为的活动与结果，它体现了人工对自然的干预与规范。其出现早于世界上生态环保运动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有半个世纪左右，那个时代流行的是“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米丘林），是对自然的大规模干预，如改造沙漠，炸山筑坝，开垦荒野，开挖运河……其中以美国的田纳西工程，前苏联的中亚垦荒等为代表。大规模造林，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另一方面，“绿化”一词进入城市和旧城市改造有关，这也说明为何它首先出现在日本和前苏联这样的国度。对城市绿地建设的重视，和19世纪后期西方开展的“公园运动”和开始注重公园的“health role（卫生作用）”有关（这是landscape architecture兴起的重要一环），是对工业化初期城市肮脏污染状态进行改良的运动，体现了近现代社会改善环境的愿景。正是通过对“城市绿化”的研究，人们发现了绿地的各种生态功能、卫生功能、健康功能、科学教育功能等，使公园的设计、建设摆脱了仅仅考虑艺术效果的老路，走上科学化、社会化的道路。

现在一般认为“绿化”有两种含义，其一是“造林绿化”、“荒山绿化”，属于林业系统的任务，目的可能是生产木材等产品，也可能是改善生态，或者兼而有之；其二是“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的任务。无论如何，将“绿化”归结为是“栽种植物以改善环境的活动”，其隐含的意义是排除了仅仅“为生产产品的栽植”，这应是由于人们在近现代时期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关于“绿化”这一概念所隐含的“现代化”诉求已成为不言而喻的内容。所以，若仅将“绿化”理解为“栽种植物”，其蕴含的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意义便被大打了折扣。

因此，抛开“绿化”这一术语所昭示的实践操作及其视觉表象，一如“绿化”术语的出现是日本近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绿化”在本质上并不在于“种植绿色植物”等具体操作及其视觉效果等层面的内容，而应视为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热潮中，寻求人居环境改良、改善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但是，“绿化”一词忽视了人类对环境的综合要求，即对视觉效果、场地功能、游憩活动和文化品质等诸多内容的关注，所以仅仅“绿化”并不能替代室外人居环境的改善。

我国现行的行业分类中有“园林绿化”一类，这个名称是世界上仅有的，其概念本身来自复杂的园林和简单的绿化之总和，但都是以“栽种植物以改善环境”为特征。过去，城市设园林局，其下分公园和绿化两大块，是符合这个概念的。现在，一些城市争相将园林局改造为林业园林局，打着生态的旗号，使复杂、综合的园林文化（包括其中的社会内容以及珍贵的艺术和文化内涵）被忽略得十分惨然。曾经不少地方将园林绿化整个行业打入“简易工程”，使那里的园林绿化行业受到极大摧残，园林的风景观赏、文化教育、防灾避险、游憩休闲等功能全被忽略，生态文明建设也就几乎成为空话，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5　结语

“绿化”术语是工业文明昌盛下人类雄心爆发的产物，也是解决近现代社会发展与环境出现矛盾的工具，其内涵是人工种树、植草，包括人类风景园林营造活动的基础工作及其成果。“绿化”术语首先自日本传入我国，其实践在近代时期融汇了西方的园林文化，在建国后进一步向前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一度成为强大的潮流，并在我国风景园林学科教育和行业实践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带来了危及园林传统和降低文化底蕴的困惑。这个过程是近现代外来影响与本土文化传统交锋、互动以及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中人文与自然矛盾交织的一个缩影。

从1893年孙中山提出中国欲强，须“急兴农学，讲求树畜”^[26]，到1956年毛泽东主张“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贯穿从近代到现代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使“绿化”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国”措施之一。将“园林”和“绿化”二词合成为“园林绿化”，体现了我国园林行业与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对本土传统的珍视与尊重，并在相当时期内作为行业的名称。时下所认同的行业与学科的新名称“风景园林”有其不同的产生背景，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LA（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影响下，对LA的翻译符合我国国情的意译。“风景园林”由“园林”衍生而来，具有毋庸置疑的“现代性”，但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其“现代性”显然较“园林绿化”隐晦得多。如果说现代化离不开传统，而传统需要现代化，那么由“园林绿化”到“风景园林”的转变，显示了“绿化”作为营造现代人居环境的手段和基础之一已然不言而喻，而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则在新时期与国际园林/景观文化的广泛交流、对话的背景下，凸显出历久弥珍的历史价值。

【注释】

[1]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8.

[2]刘家麒.Landscape Architecture译名探讨.中国园林，2004（5）：10-12.

[3]林广思.回顾与展望——中国LA学科教育研讨（1）.中国园林，2005（9）：1-8.

[4]陈植.对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93-99.

[5]陈植.论“绿化”∥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00-107.

[6]陈植.论造园和绿化∥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08-119.

[7]陈植.论“绿化”∥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07.

[8]陈植.论“绿化”∥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03.

[9]汪菊渊.关于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几个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56-12-04.

[10]陈植.对部定造园学改革计划的管见∥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296 -299.

[11]园林基本术语标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38.

[12]（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168.

[13]東京農業大学造園学科.造園用語辞典.彰国社，2002：549.

[14]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334.

[15]日语中的“近代化”即modernization，同中文“现代化”之意。

[16]吴国柄.美化绿化龟山计划.湖北省档案馆，卷31，号15，1947：8-12.

[17]吴国柄.我和汉口中山公园及市政建设∥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

[18]据2010年4月24日采访朱钧珍先生的访谈记录。

[19]杜安，林广思.俄罗斯风景园林专业教育概况.风景园林，2008（2）：48-52.

[20]林广思.回顾与展望——中国LA学科教育研讨（1）.中国园林，2005（9）：1-8.

[21]据2008年10月15日与杜安先生的交流讨论。杜安先生曾就读于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林业技术大学。

[22]原文如下：“本书叙述了绿化建设对于改造自然条件、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意义，城市绿化中绿地的分类、标准、配置、规划设计的一般原则，集体农庄绿化的方法；绿化建设中选择植物、进行施工、处理建筑艺术等问题。此外，为了说明以上问题，列举了许多实例，并附有各种图表。”参见：L.B.卢恩茨.绿化建设.朱钧珍，刘承娴，马士伟，等，译.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6.

[23]赵纪军.对“大地园林化”的历史考察.中国园林，2010（10）：56-60.

[24]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25.

[25]泷光夫.建筑与绿化.刘云俊，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9.

[26]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北京：中华书局，198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