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评价、区域差异性研究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区域是一个模糊概念，传统的理解，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但又是抽象观念上的空间范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界定和确切的方位，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称为一个区域。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区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甚至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而城市经济最为本质的特性为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解释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外部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是企业内的经济特性，而外部性是企业间和产业间的特性。其具体体现之一是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且已有的研究已从狭义的“技术溢出”上升到“技术—经济”模式层次的“模式溢出”，这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更多地体现为微观主体活力的释放和技术创新溢出和知识溢出的作用，技术及知识溢出导致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虽然对于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及知识溢出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是已有的文献和研究过程显示出：一方面，由于直接评价技术创新及其成效的困难，因此常常以专利作为技术创新成效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其文献多集中于同技术创新关联的知识溢出的分析，探讨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等。技术创新及知识的溢出效应同属空间范畴，普遍的认识是，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存在国家间、区域间和企业间不同溢出空间范围的差别，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产业集聚发展，并且有其各自溢出的均衡及演化规律。另一方面，应该强调的是，对产业集聚的微观主体——企业之间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分析，研究文献集中于其博弈行为分析，但是，已有文献中对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溢出导致产业集聚和产业集聚中企业技术创新溢出的经济评价还难以令人满意。

探讨技术创新溢出的不同空间范围，是分析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着重从国家间、区域间和企业间层面分别探讨技术创新溢出的效应，分析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的关系。

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存量及增速一部分源于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一部分来自于国家间的技术溢出效应。现实状况是，国家间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存量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国家间技术差异梯度越大意味着发生技术溢出的势能越高，在制度条件和环境背景适宜的情况下，溢出势能就会转化成动能，国家间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技术和知识溢出，从而导致不同国家的产业发生程度不同的空间集聚。对国家间技术创新外溢的研究，其文献自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增加，而其研究方法和成果成为区域间引发产业集聚技术创新溢出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1.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及其表现

技术创新能力在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申请的以专利数量来表示的国家间的技术创新溢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差异性，对此，Furman（2006）曾进行了实证分析，数据如表5－1所示。表中数字表明，1976～1980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均为100多项，韩国只有23项，新加坡只有17项，而中国只有3项。但是，1995～1999年，以中国台湾、韩国增速最快，猛增到15871、12062项，中国香港增加到1694项，中国、新加坡增加到577、725项，然而，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只增加了不到500项，这说明在以美国申请授权的专利数为指标的技术创新能力上表现为非常明显的国别动态差异性。与此相对应，以专利数为指标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较快的国家，其外贸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对照国家，这充分地说明了技术创新及其溢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受到普遍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表5－1　（美国授权）专利数量的地区差异性

资料来源：J.L.Furman.Exploring the Driver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March 15，2006.http://people.bu.edu/furman.

2.发达国家间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及其表现

统计资料表明：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技术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以申请专利为指标）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这造成国家间技术创新成果的累积存量的差异，如图5－1所示。图中显示出：美国、以色列、丹麦、德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瑞典和日本的以百万人口计量的专利申请数量均超过了100项，芬兰、新西兰、韩国、法国、英国、新加坡超过50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专利数量（体现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较多，与此相对应的各国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的提高，反映出以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的特征很明显，同时，依靠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各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凸显。

图5－1　2002年各国百万人口专利数量比较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PTO，每百万人口专利数据资料，2002.[1]

3.国家间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不管发达国家间、发展中国家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进步及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差距。从另一角度看，以专利为衡量指标的技术创新能力（百万人申请专利数量），有的国家长期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有的国家变化较大，如图5－2所示。美国、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申请专利数量迅速增长，长期累积的结果造成国家间技术的差距拉大，技术差距形成了技术溢出的势能，促进了国家间技术的溢出，相应的各国以技术为基础的竞争力发生了变化。

图5－2　发达国家居民申请专利数量的变化趋势

有关国家间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和诱使技术创新能力变迁因素的分析，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为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特别是一国的知识创造和传播系统、国家创新环境对企业技术转化能力的影响等，都对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变迁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这些都涉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的发挥。因此，国家在特定区域内的创新环境的创造和改善程度，对于国家间以专利为衡量指标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性的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国家间累积技术差距造成技术溢出的势能，成为国家间技术溢出的推动力。技术差距引发的技术溢出而形成的产品创新，或是新技术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理论上的超额垄断利润激励着组织领导者——企业家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布局、产品贸易或技术贸易去追逐利润，从而形成了技术差距、技术累积、企业行动、技术溢出、超额利润的经济利益链条，称为国家间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如图5－3所示。

图5－3　国家间技术和知识溢出机理

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从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的角度分析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区域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即通过贸易交流国家间会对不同区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产生影响，计量分析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对国家间经济持续增长和区域的产业不断积聚的贡献差异性成为可能。国家间的知识和技术溢出同样具有区域间的显著差异性，体现在区域引进技术和技术输出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现象，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相互交织，构成了技术和知识溢出的空间研究范畴。因此，对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有必要深入探讨国家间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中，对决定增长的诸因素，如：储蓄率、劳动力供给、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等内生化为解释变量，特别是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探讨，是近期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技术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R＆D活动、知识的创造和溢出及扩散，也就是说，维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通过R＆D知识的扩散传播形成溢出效应。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异性原因的分析较为复杂，技术溢出效应只是众多因素中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如何排除其他干扰因素，分析国家间技术溢出的效应存在很多困难，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及成果是令人惊喜的。

1.国外关于国家间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分析

在对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分析中，M.E.Grossman和E.Helpman （1991）受到Romer（1986）和Lucas（1988）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启发，率先进行了国家间技术创新溢出的研究，主要结论是：验证了R＆D活动是维持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探索了国家间技术创新溢出的初步测度方法——用“贸易流”测度国家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贸易数据在国家间的统计数据容易取得、准确性高，易于比较分析，这已成为国家间技术溢出测度的基础方法。

进而，Coe和Helpman（1995）应用Grossman和Helpman的“贸易流”测算方法，使用1971～1990年2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资料，对国家间R＆D外溢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国家间R＆D溢出的大小，分析各国全要素生产率与R＆D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国外R＆D对本国生产率的影响效果越大；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溢出越同步，越促进了一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贸易量与技术创新溢出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贸易既可能产生于基于技术的产品差异性，又可能产生于同质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性。由于真正的技术创新溢出计量指标选择的困难，以贸易流表示技术创新溢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其实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探索，存在改进的必要。

同样，R.E.Evenson（1997）利用1971～1990年亚洲1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资料，对知识溢出、R＆D投资与GDP的增长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是：国家间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是显著的，而且东南亚地区强于南亚地区的技术创新溢出，表明越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越强。Evenson与Helpman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行了不同区域内国家间技术溢出的比较，这对Das和Powell的分析给予了启示。Das和Powell（2000）将世界经济体简单划分为三个地区（美洲、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且技术溢出只取决于进口区的吸收学习能力，每个地区只生产一种可贸易商品（作为本地的原材料）和一种非贸易品（本地资本品），从而修改了原技术溢出函数。

另外，Gwanghoon Lee（2005）在Coe和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直接溢出与间接溢出，使用新的国家层面数据重新评估了国家间的间接溢出效应和直接溢出效应，不但使得国家间的技术溢出更为准确，而且能更好地解释国家间的技术溢出导致的不同国家间的区域的产业集聚现象。此外，Bentzen（2001）利用北欧五国的数据研究国家间技术溢出，结果发现丹麦、芬兰和冰岛的溢出效果显著表现在国内公共R＆D对私人R＆D方面，而挪威和瑞典的溢出效果显著表现在国家方面。

2.我国关于国家间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迅速。作为国际间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之一，FDI是实现当代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对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学者从多个侧面进行了分析。谢建国（2006）利用中国29个省区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研究建立在Battese and Coelli（1995）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基础上分析FDI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出：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效率，FDI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呈现一种区域的差异性，而“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效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在分区域研究的时候发现，“对外贸易”对西部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同样，李平（2006）进一步从FDI对不同技术类型产业发展及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的角度探讨国家间技术溢出作用，选用中国29个省（市）1985～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是：从全国层面来说，存在着FDI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效应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输入型FDI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跨国公司技术垄断的加强。就单个地区而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较为微弱，这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环境和人力资本水平有关。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比，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及各地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以中间产品体现技术溢出的国家间的溢出效应统计回归分析并不能在区域内产业间技术溢出的分析中应用，因为区域内产业间的技术和知识溢出更多地依赖地理邻近带来的人员的交流的便利性而实现，却非要通过贸易产品流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溢出。因此，探索区域内技术和知识溢出形成产业集聚的机理及其评价方式需要另辟蹊径。

除了国家间技术和知识溢出的分析外，更多的文献集中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知识、技术创新溢出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虽然如此，区域内外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机理的分析仍较欠缺。

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Marshall（1920）早就考虑到经济体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其归为经济外部性，更为详细的解释是：很多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集群企业能够通过与其利益相关者（包括自己的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的接触，个人能够摆脱自身知识的限制、吸取各自的经验教训，因而在评价每一个常规操作的有效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Loasby，1998）；产业集聚或企业集群比孤立的垄断者更具优势，人们在会面和交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Rosenfeld，2002），知识的溢出构成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本质特征，产业集聚内部企业集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大量的知识溢出（Todtling ＆Kaufmann，1999）。这里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是指知识和技术不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传播、扩散和获得，也就是一些组织可以免费获取其他组织创造的知识。为什么会发生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何为其作用机制？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回答。

1.区域内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作用机制

与国家间技术创新溢出的技术累积差距势能导致溢出不同，对于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作用机制，Feldman（2001）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主要发生在本地企业之间，这与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表明产业集聚必然存在一种有利于区域内的知识和技术溢出的环境，即产业集群形成了有利于集群企业相互学习的氛围，并且强调学习和知识的获取对于产业集聚和集群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对区域技术溢出作用机理问题的深入研究，Murdoch（1995）提出了“嗡鸣”（Buzz）的概念，即集群外部知识的获取刺激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过程。当越来越多的集群企业采用知识管道与集群外部知识源建立联系时，进入产业集聚的集群企业内部的新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多，产业集聚内集群企业的“嗡鸣”加剧，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也就不断增强（Storper ＆Venables，2002）。Owen－Smith和Powe（2002）用“地方传播”（local broadcasting）、Grabher （2002）用“嘈杂声”（noise）来比喻产业集群内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学习环境，其中充满着令人兴奋的和有用的东西使当地企业能够获得灵感、获取知识，有利于企业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相互溢出。特别是“嗡鸣”解释为区域内集群企业和个人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而形成的信息交换和沟通的小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通过有意或者无意的学习过程共享信息并且不断更新信息。

但是，Giu－liana（2003）却认为关于产业集聚集群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过程依然是一个黑箱（black box），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区域内集群企业间的生产联系，而不是知识联系，这表明对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溢出的机制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

区域内产业集聚，必然形成企业集群，正如马歇尔所说，企业间相互影响的作用会不断地加强。知识溢出不仅发生在区域内企业与企业之间，而且发生在不同组织的个人之间。产业集聚，使得具有相似知识背景、共同的兴趣、类似的职业、近似的专长等的人才的集中，由于“认知社区”（epistemic communities）和“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的存在，这些集中的人员的知识交流必然发生。历史发展经验已经告诉我们，通过会见、交流或“沙龙”式的聚会，产业集聚发生地的信息流通和知识传播效率明显提高，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效果显著。理论上，认知社区由许多具有共同的学科背景并且掌握相同的技术语言的技术工人或者技术专家形成；实践社区由共同参与某项任务（他们可能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并且具有定期的沟通、合作机制的一群人组成的活动群体。认知社区和实践社区的存在对于产业集聚的企业集群内隐性知识的溢出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个人，而且隐性知识的传播往往需要人们面对面、常常是非正式的交流，这样才能克服知识传播的黏性作用，有利于知识的溢出，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及其溢出。

2.区域间技术创新溢出和知识传播途径及机理

在区域间的知识传播途径和机理上，樊钱涛（2006）曾就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集群企业从产业集聚的外部获取知识的形式上，Harrison（1992）和Bathlet（2002）等认为主要采用管道形式（pipelines），而Tushman ＆Katz（1990）、Cohen ＆Levinthal（1990）和Giu－liana（2003）都认为主要是技术守门员形式（Technological gate－keepers），这两类主要围绕技术溢出的形式进行探讨。

（1）技术管道形式。Harrison（1992）认为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主要通过管道形式。通过管道的方式获取新知识不同于区域内企业集群的知识溢出，它需要借助市场平台以交易的形式进行，这就需要合作双方一定的时间内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才能形成知识和技术溢出的管道。集群企业与新的合作伙伴需要有意识地、系统地构建信任关系，建立信任的过程需要时间和成本。从战略上考虑，一旦一个来自区域企业集群外部的潜在合作伙伴被发现，区域内集群企业就需要考虑和确定有多少信息可以给予这个伙伴以及这个企业的行为需要被监督或是被控制的程度。

Lorenz（1999）进一步提出就知识和技术溢出建立信任关系的循序渐进思想。为了建立区域间技术和知识溢出合作伙伴间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规避风险，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交易和合作，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加合作的规模、等级和深度，使技术和知识得以溢出，促进社会技术进步和不断创新，达到合作共赢。Bathlet等（2002）则深入阐释了管道对于知识和技术溢出的深刻含义。知识和技术溢出的管道是基于事先确定的目标采用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或者以网络关系的方式形成的当地企业或其他组织与集群外部知识源的信息联接通道。

在对波士顿生物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实证研究中，Owen－Smith and Powell （2002）发现，虽然知识溢出主要发生在当地产业集聚的集群企业网络中，但是空间距离并非知识转移的惟一的决定因素。非渐进性的知识流动通常来自集群外部的“网络管道”，而不是通过没有目的的、无方向性的自发“区域传播”。区域内集群企业，不仅从集群内部获得新知识，而且经常通过集群外部的甚至是国际上的战略伙伴学习新知识，但首先是建立区域外部与区域内集群企业间的技术和知识溢出的输送管道。

（2）技术守门员。Tushman和Katz以及Cohen和Levinthal（1990）重视技术守门员的重要作用。他们都认为技术守门员在技术和知识的区域间传播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技术守门员是在区域内集群企业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个人或企业。很明显的事实是：企业员工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并不相同，只有少数人成为企业的技术守门员，他们从企业外部吸收新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其他员工。不同的集群企业在吸收集群外部知识的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区别，产业集聚区内集群企业的领导者常具有技术守门员特质。

Lorenzoni和Fuller（1995）认为，如果非技术守门员型企业缺乏识别重大创新的能力或者监视外部环境的能力，那么它们可以借助技术守门员型企业采取更加简便的方式了解技术的新进展。技术守门员型企业的存在对于产业集聚中集群企业获取外部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新技术和生产方法的早期应用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把复杂的、高度编码的知识转化为更加情景化的、让当地的企业更加容易理解的知识。

Giu－liana（2003）进一步阐释了技术守门员对于技术和知识的区域间传播的意义。区域内产业集聚的集群企业获取外部知识最重要的战略还是通过集群内技术守门员企业的传递作用，在集群企业中吸收外部知识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企业和其他组织称为“技术或者知识守门员”，即技术守门员是“那些与其他的当地企业以及集群外部的知识源具有很高的知识连通性的行为者，这些行为者把新的知识引入集群并且在本地扩散。Aage（2003）定义的技术守门员型的企业对集群外部具有很高的外部开放性，对于集群内部的知识联系则具有很高的外向中心性（out－degree centrality），所以，外向中心性是衡量集群内的其他企业通过特定的企业进行知识联系程度的指标。

3.区域间技术创新溢出和知识传播能力评价模型

国内学者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知识和技术溢出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理论上，虽然缺少原创性的贡献成果，但不乏改进型的模型分析。对区域内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的作用机制，Caniels提出了技术创新溢出的“蜂巢”模型，而朱光美对其进行了修正，这里引用过来，为技术溢出的区域间的评价作充分说明。

构造不同模型，为更为精细化的评价区域间和区域内技术和知识溢出能力与产业集聚关系创造了条件。M.C.J.Caniels（2000）曾构筑一个蜂巢分析模型来探讨知识和技术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为适合中国区域间知识和技术溢出的评价分析，朱美光（2006）对其进行修正，揭示技术创新溢出的区域作用机制。因为蜂巢模型对分析产业集聚的重要意义，这里引用朱光美对模型的修正分析。

假设区域i为技术落后区域，区域j为技术先进区域，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动力主要来自于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差距（Gij）。由此，可以得到区域i接受区域j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公式为：

其中，Si为i区域接受j区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δi为i区域的学习能力；Gij为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差距；γij为区域i与j区域的地理距离；μ为技术追赶系数，指区域之间实现技术追赶情况下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差距。

当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区域数目增至K，对于每个区域来说，衡量该区域接受的知识和技术溢出需要用接受来自于K－1个区域的知识溢出效应总和来度量，则有：

这时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不但有技术差距，也存在因为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差异性而形成的相互借鉴的可能。因此，Gij修正为区域间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差距或差异；γij为区域i与j区域的地理距离或信息距离；μ为技术追赶系数，指区域之间实现技术追赶情况下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差距或差异。

当然，知识和技术的差距修正为存量差距，其实本来就是总量而不是个量，这样可能更为接近于其溢出效应的机理。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等权威机构曾对知识产业进行研究，测度区域的知识存量。对知识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从知识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科学技术指标、知识创造的投入、知识创造产业、知识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报酬、信息与通信技术指标）出发，利用一定数据统计理论对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相应评价的。

知识具有非同质特性，不能直接以数量指标衡量评价，也是难以作为变量纳入生产函数进行测算的。传统方法把知识直接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方法主要是套用对工业经济的研究方法进行直接测度，这其实存在很大偏颇。以知识创造、知识交流和知识应用为维度，将纷繁复杂的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评价指标归并到科技创新、知识交流和经济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基于知识创造、知识交流和知识应用的区域知识能力综合评价测度体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评价探索。

朱美光对于区域知识能力的综合评价，借用“熵权矢量优属度”方法对区域知识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其方法能够较全面地反映知识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为区域知识能力测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引入区域邻近度，对Caniels蜂巢模型中地理距离R进行修正；通过探讨区域间信息交流的便利性E和区域间交通便利性F对区域间的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假设信息便利性E、交通便利性F和区域邻近度地理距离R的影响具有加乘效应，创造性地引入知识溢出效率系数b，来研究区域间实际发生的知识溢出效应。

其中，b为区域知识溢出效率系数，是综合区域邻近对区域间地理距离的修正。ξij为区域邻近（区域间壁垒）对知识溢出影响强度，ξ∈［0，1］，当ξ＝0，区域壁垒无穷大，区域间无法形成知识扩散；当ξ＝1，区域间不存在壁垒，知识溢出不受区域邻近因素影响。Wij表示区域邻近度。如果i区域与j相邻，则Wij＝1；如果i区域与j需要通过一个中间区域才能相邻，则Wij＝2；依次类推。Δij为区域i和区域j之间的知识溢出效率。Eij和Fij为区域间信息和交通便利程度。其中，E表示区域信息技术便利性综合评价值；F表示区域交通便利性综合评价值。

修正模型是对Caniels蜂巢模型中知识存量、技术距离和知识吸收能力进行替代与改进，引入的知识溢出效率系数，分别用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替代区域学习能力、用区域知识能力差距或差异替代区域知识存量差距，模型改进修正为：

为使知识溢出模型更加贴近经济现实，根据Yoguel和Novick（2002）知识吸收能力指标（Absorption Capability Index，ACI）将知识吸收能力拓展到区域层面，综合考虑区域人力资本指标、知识传播指标、交通便利性以及信息技术应用及传播等指标，从质、量和质量三个维度，修正Caniels模型中区域学习能力指标，修正后的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指标表达式为：

Δi＝ACI＝0.5Q1＋0.3Q2＋0.2Q3

其中，知识吸收能力指标中量、质和质量指标分别依据Yoguel和Novick知识吸收能力指标，进行区域性扩展形成相应的指标和权重设置。

Q1＝0.3X1＋0.15X2＋0.25X3＋0.05X4＋0.25X5

其中，知识和技术吸收能力评价中量的指标Xi是根据该指标处于系统中的相应水平而推算的值。有Xi∈［1，5］，当该区域指标Xi是该评价系统中最优时，有Xi＝5；当该区域指标Xi是该评价系统中最差时，有Xi＝1，见表5－2。

表5－2　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中量的指标及其权重设置

对于知识和技术吸收能力评价中质的指标及其权重设置如下（见表5－3）。

Q2＝0.35Y1＋0.1Y2＋0.35Y3＋0.15Y4＋0.05Y5

表5－3　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中质的指标及其权重设置

对于知识和技术吸收能力评价中质量的指标及其权重设置如下（见表5－4）。

Q3＝Z

表5－4　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中质量的指标及其权重设置

续表

对Caniels蜂巢模型公式修正为：

其中，为i区域接受j区域的知识溢出效应值；Δ为区域i的知识吸收能力；为两区域间的知识能力差距或差异；为区域i与区域j两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包含区域邻近度的影响）；μi为技术追赶系数，是指两区域间技术追赶实现情况下的知识能力差距或差异。并且，，同样，令为度量区域知识能力差距而引入的常量，使区域知识能力差距与传统知识存量差距或技术差距具有可比性，使公式与Caniels模型公式中数据的意义和范围不发生变化。

将公式替换为各修正值，有：

其中，δi为i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为两区域间的知识能力差距或技术差异；Ki、Kj分别为区域i和区域j的知识和技术存量综合评价值；Gi、Gj分别为区域i和区域j的知识能力综合评价值，Gi、Gj的计算为“熵权矢量优属度”综合评价方法。有Gi、Gj∈［0，1］；当Gi、Gj＝0时，区域知识能力的评价各项指标均处于评价系统中的最小状态；当Gi、Gj＝1时，区域知识能力的评价各项指标均处于评价系统中的最优状态。μi为技术追赶系数，指两个区域间技术追赶实现情况下的知识能力差距或技术差距。

假设研究系统中有k个区域，那么公式变为：

在进行以上模型的修正后，朱光美以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采用1999～2003年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以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站），分别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的区域知识能力、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区域间知识溢出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对修正前后知识溢出模型进行实证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级行政区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出明显的类似石子入水击出的水波逐级扩散的梯次递减现象，同时，在安徽和江西两省，出现其与周边区域间的“知识溢出盆地”现象。与修正后模型相比，Caniels模型实证结果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知识溢出盆地”现象。由此表明，Caniels知识溢出模型过度强调了区域邻近和地理距离对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仅仅评价了区域间能够发生的潜在知识溢出效应值，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区域间实际发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

朱光美的研究限于知识溢出的行政省份的差异分析，而没有考虑区域间技术的差距和差异性，而技术差异性和技术差距更是区域间技术溢出的主要动力之一，此外，也未与区域产业集聚经济现象紧密联系起来。无论如何，对知识溢出的模型改进，为进一步分析技术和知识溢出产生区域内的产业集聚提供了可贵思路。

1.区域间技术溢出的测度方法探讨

赵克杰（2007）等引述了Synnove（1997）的观点，认为R＆D投资项目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停止，企业购买的专利权也不一定被运用于生产，并不能形成技术进步行为、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使用R＆D或是专利的取得来测度技术进步溢出效应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Dietzenbacher （2000）曾借用Leontief（1936）提出的投入产出模型揭示的各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将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分成生产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及其溢出两种形式，其中，产品创新及溢出体现为该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相关获得溢出效应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工艺或技术创新及溢出体现为该企业直接消耗物质成本的减少和获得溢出效应企业的运行成本的降低，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德国投入产出表分别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赵克杰等借鉴Dietzenbacher分析模型，利用江苏、浙江、甘肃和云南等省42部门投入产出表，对各产业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进行测度及对跨区域的异同表现进行分析，具体利用综合评价方法，经计算分别选出各省综合值为前5位的产业，结论是：国民经济基础行业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较高，工艺创新溢出效应远大于产品创新的溢出效应，而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较大的产业表明其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极易溢出到其他部门，进而带动各部门的成长，因而这些产业值得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因此，宏观管理部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应鼓励基础产业技术创新特别是工艺创新。

从技术溢出的管道建立，到技术守门员的技术捕获能力的探讨，只是区域间技术溢出分析的开端，致使技术溢出效果不能发挥作用的因素极为复杂，其机理仍需深入探讨。近年来空间知识溢出模型研究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大多还停留在单因素分析法，采用R＆D或专利等指标替代区域技术和知识存量，这样显然难以综合衡量区域知识存量水平。另外，对于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的测度没有综合考虑区域信息、交通和区域邻近等因素影响，这与区域的经济运行现实存在着一定偏离。朱光美围绕知识溢出模型修正通过综合考虑区域邻近、信息、人员流动等因素，引入知识溢出效率系数，构建知识溢出效率系数经验公式，采用区域知识能力差距替代区域知识存量差距、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替代区域学习能力，在B.Verspagen（1991，1993）划分潜在知识溢出和实际知识溢出的思想基础上，对M.C.J.Caniёls（2000）模型进行改进，转变其仅测度区域间潜在知识溢出效应的弊端，使修正后的模型能够直接评价区域间实际发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值，并对我国区域基建知识和技术溢出进行了实证对照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技术进步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测度理应日益受到重视。“长三角区域创新”项目研究课题组首次测算了1978～2003年共26年间长三角的沪、苏、浙和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剩余，其中，对长三角一市二省技术创新中研发的外溢比例（即研发的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差占其社会收益率的比重）具体测算的结果表明，三地的外溢比例上海最高，为44%；浙江次之，为41%；江苏最低，为29%，而从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剩余来看，浙江最高，上海次之，江苏最低[2]。虽然其研究是从总量层面进行而得出的结论，但是，总量指标以微观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为基础，其意义在于：一方面，“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火车头，其外溢比例在全国有典型意义，但同时表明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潜力；另一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创新溢出的客观存在，表明研发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创新的社会收益率数倍于私人收益率。

2.国家间与区域间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的认识与测度比较

国家间的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确实存在，而且被认为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Jaffe和Trajtenberg通过比较专利引用的区位来研究技术传播，却发现美国专利更多地被美国本土引用而不是被外国引用；而Eaton和Kortum利用专利的统计数据估计了国家水平上的技术扩散和生产率增长，扩散系数表明一国内部的技术扩散多于国际间的扩散，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传播更多的是地域化的，而非国际间的。这一点说明，实际上区域间和区域内技术溢出作用更为重要，它是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影响因素。

Coe和Helpman把国际贸易看作技术的输送管道，以“贸易流”估计了国内R＆D溢出和外国R＆D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发现前者的影响强于后者，这与上述技术传播的地域性观点是一致的。Feldman和Audretsch （1999）考虑“综合配套的集聚经济体中的专业化活动更有利于知识的溢出或是多样化的互补性能更好地促进了创新呢？”这一问题，分析表明，实际证据对多样性而不是专业化提供更多的支持，说明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多的体现在区域内不同行业间，产业内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作用由于厂商的竞争性而降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集聚更多地取决于不同行业间的外部经济特性、技术关联性的作用，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溢出紧密关联。

3.区域内和区域间技术创新溢出的相互作用与产业集聚

一些学者就区域内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分析，产业集聚只是区域内企业集群发展中出现技术创新和知识激烈的自我锁定现象，不利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一些学者指出，过度强调区域内集群企业的本地根植性是危险的。Arthur（1989）就认为，集群企业的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使区域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过分依赖于本区域企业自身前期积累，近似自我封闭，不利于从外部吸收借鉴技术、知识。如果集群企业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可能会表现出过度排外和刚性化，反而会威胁到区域内集群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实证研究中，Uzzi（1997）就发现了过度嵌入的现象。供应商嵌入同一类顾客的程度越大，自我锁定使企业转型的可能性越小，失败的可能性越大，供应商同当地顾客的紧密关系只有保持在适度程度上才是有利的。区域产业集聚中集群企业具有解除自我锁定的方式，为了有利于外部信息的流入和促进区域间技术和知识的溢出，区域内集群企业应有意识地拓宽网络关系、保持对于传统的解决方法一定程度的怀疑，这些对于避免和解除技术的锁定和知识自我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区域内集群企业应当与区域外部的信息源建立起沟通系统，以确保关于市场趋势、新技术、新知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的畅通和持续地进入，否则，区域内集群企业的知识积累就会面临自我积累或停滞的风险（Maillat， 1998）。Scott（1998）则从生产与市场系统的角度探讨区域内外部的联系与区域内集群企业的绩效的关系，这主要取决于恰当的集群企业内部、外部的交易的混合，适当增强企业集群外部的市场、技术和生产联系，有助于区域内集群企业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受到关注，这与知识和技术溢出导致经济均衡发展趋势有一定的矛盾性。有人将其归结为知识的黏性和创新引发更多缄默知识，这些知识不能进行规范的编码而远距离传播，必须经过言传身授的交流才能传播。因此，技术创新的溢出更多地表现为区域间的、产业间的和企业间的溢出，而不是国家间的溢出，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的地理邻近性成为区域内产业集聚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实证研究表明：区域内产业集聚现象明显，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及其溢出指数较高。美国的专利申请多数集中在少数州，趋势非常明显，其中爱达荷州、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均专利和经济增长最突出，如图5－4所示。

图5－4　美国雇员人员申请专利的地区集中程度散点图

资料来源：M－Porter，ISC.HBS

20世纪80年代以后，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的研究已突破旧有框架，而最突出的表现是扩展到用厂商理论分析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且融入了以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的分析对技术创新溢出分析的替代。既包括生产技术也包括组织技术，并且引入博弈论，使已有分析深入到更为微观的层面。

1.技术与知识溢出的企业间博弈分析

博弈论的发展也影响到企业间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分析，明显的趋势是用博弈论分析厂商的合作行为。通过技术上的合作，企业间必然产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存在技术创新溢出的前提下，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对企业合作和不合作的一阶段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深入下去是Ziss（1994）构建了一个有溢出效应的两阶段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将不合作方式与合资（R＆D阶段的勾结）、定价（生产阶段的勾结）及合并（R＆D阶段和生产阶段的全面勾结）三种合谋方式进行比较，并评价了各种合谋方式对社会福利条件的改善程度；更进一步的分析则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考察信息不确定下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对厂商学习行为的影响；等等，这些同一般的博弈分析方法及得出的结论一致。

2.产业内企业间技术创新溢出作用机理的探讨

除了博弈分析外，Gersbach和Schmutzler（1999）指出了技术创新溢出的内生性，认为技术外溢依赖于公司吸引其他公司的R＆D员工的能力，以及阻止本公司R＆D员工离开公司的能力，也即技术外溢仅仅与人力资本的流动相关。另一种理解是：技术创新溢出区分为外源性溢出（Exogenous Spillovers）和内源性溢出（Endogenous Spillovers），外源性溢出指由于竞争者对技术创新模仿的反求工程、产业间谍或技术人员流动造成的技术溢出；内源性溢出则是指技术创新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主动对技术创新信息的披露（Katsoulacos，1998）。

尽管已有的文献集中于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在知识和技术创新溢出与厂商R＆D活动的合作或不合作行为形成的最优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且这样合作协议的签订日益增多，但事实是厂商通过R＆D的合作管理的知识和技术溢出几乎没有在经验研究上予以强调。证据是：迄今为止，溢出的测度主要集中于买卖双方的贸易联系或者专利资料的交易而没有更深的突破（Cassiman and Veugelers，1998）。

总之，对于企业间技术创新溢出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企业的博弈行为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的间接评估技术创新溢出的效果上，由于直接的评价的困难而很难突破。

3.企业间合作方式与技术和知识溢出

产业集聚发展使得企业间合作形式多样。企业间的合作形式分为传统网络、基本技术的网络、技术结构网络和复杂技术网络四种，产业集聚发展依次过渡，越来越依靠更为复杂的技术创新网络，因为它更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溢出。从决定性要素、组织者和技术联盟等维度构造了区域创新系统四个层次决定性要素框架模型，Radosevic（2002）对中东欧区域创新系统进行分析认为，国家的、区域的、行业的和微观的决定性要素的互动产生了区域创新系统，但区域创新系统不等同于创新系统的支撑系统，支撑系统只是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产业集群内企业合作可以采取不同的模式，但会遭遇各种障碍，为克服文化因素对合作的不利影响，企业可以通过营造技术溢出的文化氛围、改善创新环境，从而提高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Meyer，2002）。从集群的知识整合与竞争范围角度研究集群的绩效，可以得出：产业集群行为主体间的知识整合水平与经济活动范围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参数，据此Morosini （2004）建立模型并进行大量实证分析，其研究表明知识整合水平和竞争范围是两个相互促进的因素，共同影响集群的绩效水平。

4.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机制

技术创新通过跨国公司企业内部各子公司、分公司的技术转移，或通过FDI形式，形成跨越国界、区域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作为技术溢出系统，要运动必然要有能量，包括势能和动能。势能是由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的技术势差产生的，技术势差是溢出产生的必要条件。所谓动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动能，表现为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东道国政府的外部激励；二是内部动能，即技术进步自身的优势，诸如效率提高、成本下降等，对于受方而言，市场竞争压力、政府的政策激励以及技术进步的潜在利益是促使东道国企业力图获取溢出技术的原动力，是系统运动的充分条件。此外，不容忽视的还有消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的溢出，主要表现为供方的技术保护和受方的风险规避心理以及投资收益不确定性等因素。对此，王海云（2004）给出了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机制的模型，如图5－5所示。

图5－5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示意图

企业间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测度主要通过对生产率的影响及人力资本存变量的影响体现出来。因此，对其测度表现为溢出与其变化规律的观测。

1.企业间技术创新溢出与生产率影响

企业间技术创新溢出是产业集聚的本质原因之一，技术创新的模仿多发生在同类企业之中。实证研究上，Lakshmi（1995）使用1975～1986年印度私人制造企业的数据，评估了企业的自主研发资本、行业范围的外部研发资本以及有形资本和劳动投入对印度私人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总体上印证了印度企业间技术创新存在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为人们所关注，Los和Verspagen（2000）运用扩展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企业层面进行了技术创新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评估，实证研究的对象集中在1977～1991年美国制造企业。这一研究相对于先前的技术创新溢出对生产率影响评估的改进之处在于：重点区分了租溢出和纯知识溢出两种不同的溢出，通过专利数据分别计算出这两者的溢出知识存量，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在生产函数中进行了分析，最后的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溢出对生产率有正效应，效应的大小与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关，从而验证了内生增长理论中高技术产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结论。

2.企业间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投资评价

作为技术创新的行动主体，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投资主要包括两大部分：技术创新设施环境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使得技术创新的投资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到对技术创新的行动主体的投资行为。

根据Ziss（1994）的分析模型，王昌林等（2006）重新构建了技术创新溢出内生下的两企业竞争博弈模型，探讨不同竞争策略下的均衡结果。在同质产品和完美溢出的条件下，较高创新效率的伯川德竞争模式相对于古诺竞争模式使技术创新激励得到更多加强。只要产品差异不大，价格竞争对技术溢出的激励仍然很低，即在价格竞争下创新激励几乎不会被创新溢出所影响。实际情况是：价格竞争下的领导者将进行较高的创新投入来降低成本，以保持企业长期稳定的利润，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降低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伯川德竞争模式下，企业实行差异化战略将比实行成本最小化战略时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在这里技术创新溢出是基于人力资本流动的结果，技术创新溢出不可避免地将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从模型的均衡结果看，投资人力资本的企业为应对技术创新溢出而对职员进行竞争时并不具有优势，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将不可避免导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降低。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化、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除了资本流动带动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以外，更突出的是，资本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溢出，知识的外部性特点使各国都能分享世界知识存量增长的收益，而外国直接投资（FDI）产生的巨大溢出效应理所当然地成为学者们广泛探讨的问题，除了带来国家间的技术溢出外，也带来企业间的技术溢出。

1.FDI技术创新溢出的内涵及特征

FDI技术创新溢出是国际经济外在化的一种表现，是指FDI内含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研发、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通过各种渠道的非自愿性扩散。FDI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熟，而21世纪又有新的发展。

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MacDougall（1960）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重要经济现象。Koizumi和Kopecky（1977）通过将技术溢出效应引入国际资本流动模型，用局部均衡理论分析了溢出的因素和效应，得出溢出水平和外资份额正相关的结论。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把溢出效应分为三类：一是资源配置效应，主要是跨国公司进入打破了东道国的行业垄断，使资源配置重新配置；二是技术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带来竞争或示范效应，刺激和引领当地厂商改进技术；三是技术扩散效应，跨国公司的进入加快了技术转移和扩散速度（Caves，1974）。

FDI输出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投资规模越大，技术扩散速度也越快，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企业会产生有效的“传染效应”（Findlay，1978）。另外，Das（1987）从跨国公司角度构建竞争型技术溢出模型，研究表明，技术溢出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是一种潜在成本，但跨国公司只要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仍有利可图。20世纪60～80年代关于FDI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以溢出存在为前提，应用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与东道国有关的溢出效应及其决定因素。

2.FDI技术创新溢出的经济分析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进一步将博弈论、策略论等方法引入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厂商理论下的技术创新溢出分析。Boisot（1998）以文化空间为分析工具，分别探讨新古典学习行为模式和熊彼特学习行为模式下FDI对厂商技术水平的不同影响，后者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实现和溢出；Lee（1995）对比了两种技术定位下的小厂商的技术创新，发现在新技术背景下厂商内部研发活动及其与外部的技术联系均变得更为活跃的现象。Klibanoff和Morduch （1995）研究了厂商间技术创新溢出问题，进而Poyago和Theotoky（1995）探讨了寡头模式下联合企业的技术创新溢出的均衡和最佳规模。

第二，博弈论中的技术创新溢出分析。构建跨国公司子公司和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Wang和Blomstrom（1992）发现跨国公司对新技术投资越多，溢出越多，当地企业对学习新技术的投资越多，吸收能力就越强；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进一步考察信息不确定条件下FDI溢出效应对厂商学习的影响。

第三，策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溢出分析。Gugler和Dunning（1993）发现策略联盟是创造和提高厂商技术优势及其创新活动区位布局的互补性组织形式，策略联盟的技术创新溢出随着产业差异而不同；Hagedoorn（1995）考察了非核心技术的策略合作，揭示了厂商间策略技术联盟基本趋势。在分析厂商R＆D活动、创新产出和策略技术合作国际化趋势时发现，创新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有限。

第四，“边干边学”理论下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Parente（1994）研究了技术扩散、边干边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厂商技术吸收决策和产出增长依赖于资本市场有效性；Colombo和Mosconi（1995）分析了复合型技术早期扩散的兼容性和累计性学习效应，认为边干边学效应是技术扩散路径中技术经验的增函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FDI积极参与转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型国家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研究FDI溢出类型及影响因素、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及股权对溢出的影响，成为21世纪FDI技术溢出理论研究的新亮点，且主要以相应实证研究为支撑。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FDI溢出效应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机制的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理论框架，仍以经验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以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为先驱，后来研究者不断将其实证模型扩展和细化。针对不同国家的检验，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结果。

1.FDI技术溢出正效应

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Caves（1974）选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分别检验两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相同结论。Blowstrom （1989）通过选取墨西哥1970年215个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将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评价指标，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得出存在正溢出效应。Watanabe（1983）以菲律宾为例，指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供应商产品性能和价格的严格要求，促进了当地企业生产技能改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

Blow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外资份额正相关。Kokko（1994）研究技术条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行业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比较明显。Kokko（1996）通过行业横截面数据对乌拉圭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指出竞争是导致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Pack（1997）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在跨国公司向当地企业的技术扩散中所发挥的作用，支持正溢出效应。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进行分组，发现该指标较低时，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越明显。Smarzynska（2002）发现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有后向关联效应，且当FDI是国内市场导向型而非出口导向型时，行业间溢出效应更显著。

2.FDI不明显的正效应

与FDI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支持FDI正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更多。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存在普遍负溢出效应，而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企业面板数据，同样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归因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但是，Barrios和Strobl（2001）通过考察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企业面板数据，得出总体上不存在正溢出效应，但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制造业1994～1998年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上述国家不存在明显溢出效应。Harris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英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别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即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以上结论既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但更多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否对中国适用，值得认真考证。

3.21世纪FDI技术溢出分析的特点

21世纪FDI技术溢出研究新亮点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FDI溢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表明FDI在发展中国家水平溢出结论差异较大。Aitken和Harrison（1999）、Djankov和Hoekman（2000）、Konings和Bulgaria（2001）分别对委内瑞拉、捷克、波兰进行研究，质疑上述国家FDI水平溢出存在的可能性。但Damijan发现，FDI在罗马尼亚存在明显水平溢出，但其他六个转型国家并不存在。而Kinoshita（2001）却指出，捷克的研发密集型部门受益于FDI水平技术溢出。与水平溢出相比，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存在垂直溢出的证明相对充分，Schoor和Vander tol（2001）对匈牙利的研究、Blalock和Gertler（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Kohpaiboon （2006）对泰国的研究，都支持了转型国家FDI存在垂直溢出效应的结论。其二，在投资国母国因素与溢出程度方面，Javorcik、Saggi和Spatareanu （2004）以罗马尼亚为例探讨母国因素如何影响FDI溢出效应。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购买的中间品份额受公司总部与其在东道国的工厂距离影响显著，得出外国投资者的国籍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三，在股权比例对FDI溢出程度的影响方面相关研究也证明股权比例与FDI溢出程度间确实存在关联。通过应用横截面数据对希腊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外资少数股权项目的技术溢出强度大于多数股权项目。Javorcik和Spatareanu（2004）通过考察1998～2000年罗马尼亚公司层面的不均衡面板数据，得出部门间的技术溢出源于合资或并购，而非绿地投资。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研究表明，FDI垂直技术溢出与合资项目有关，而与外国独资项目无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趋势，该研究领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其研究不断深入，且以实证研究为主。

1.FDI的技术创新溢出正效应(www.chuimin.cn)

一种观点是支持FDI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姚洋（1998）从整体工业的角度，通过考察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国外三资企业对行业内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提高有促进作用。何洁、许罗丹（1999）通过考察1985～1996年工业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存在正溢出效应，并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趋势。秦晓钟（1998）则分行业对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行探讨，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等工业大类的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层面的截面回归分析，发现FDI对工业总体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该溢出效应受外资企业技术水平、销售水平等因素影响。潘文卿（200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存在明显正向溢出效应。

在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上，江小涓、冯远（2000）对北京48家跨国公司投资企业调研表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水平，决定技术转移水平的因素包括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需求特点、所处行业和市场结构以及国内政策等方面。何洁（2000）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FDI对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发现溢出效应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制约，依赖于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等因素。陈涛涛（2003）用截面数据检验证实了外资对制造业行业溢出效应明显存在，还引入“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指标区别行业特征认为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组，溢出效应更明显，并指出充分竞争是产生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胡祖六（2004）在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时特别指明FDI带来技术转移即存在溢出效应，并明确指出其载体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新的工艺流程等多种形式，批驳了认为只有转移高技术才有价值的观点。彭水军、包群（2005）通过构建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1996～2002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支持上述结论。

2.FDI技术创新溢出的非正效应

除了以上FDI投资的正溢出效应外，另一种观点认为FDI没有明显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姚淑梅（1999）则认为中国在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中，技术和市场置换不对称，合资中得到的技术一般与世界先进水平有1～15年的差距，不支持正溢出效应。姚洋、章奇（2001）研究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作用。但有人则提出了引发争议的反诘，即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由于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于是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张海洋（2005）通过考察R＆D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将外资外部性区分为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检验外资促进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途径。发现R＆D和外资活动都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但来源分别为R＆D创新能力和正向竞争效应，而非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

近年来，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各种“一揽子”的激励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它们相信FDI能够通过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的方式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帮助本国经济走上内生化的增长道路。虽然这种信念确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以上有关的经验证据却不容乐观：至少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而言，迄今微观层面的研究基本上支持和反对FDI行业内正溢出的结论不相上下。

1.FDI非正技术溢出效应的解释

至于为什么实证结果会与理论预期不符，国外学者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条件溢出的观点。目前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并不是无条件、自动发生的，或是研究对象确实没有满足FDI溢出发生的必要条件，或是研究者本身就没有控制住某些关键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第二类观点强调计量估计过程的严谨性。例如，是否选取了微观层的面板数据，是否遗漏了不可观测的变量，是否考虑了内生性的解释变量问题等，这些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显然也会直接影响到估计结果的客观性。第三类观点认为，以往的研究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寻找FDI溢出。从逻辑上说，FDI溢出机制更有可能是在行业间运行，而非以前所预期的行业内，FDI的前、后向联系效应更有理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目标（Javorcik，2004）。

上述大量理论研究表明，一国通过引进FDI，可以拓展其技术进步的来源，不必完全依赖自有资源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但经验研究尤其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中，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一致，有的研究结论支持正溢出效应，有的不支持正溢出效应。因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跨国公司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早期的理论文献一般把跨国公司拥有的先进技术视作公共物品，因此FDI溢出能“自动发生”。然而，Wang和Blomstrom（1992）认识到，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在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进行各自的投资决策，它们之间存在策略性的相互作用（博弈关系）。因此，在“溢出效应市场”上，就不应该只考虑东道国及其当地企业一方的意愿和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在国际技术转移中处于主导地位，跨国公司的意志对于决定哪种方向（水平/垂直）上的溢出发生其实影响更大。

首先，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希望尽可能地减少水平溢出。因为模仿和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其公司特定优势的扩散，它们将很难再与那些对当地市场、消费者偏好更加熟悉的本土企业竞争，所以跨国公司会采取策略性行动，关闭这两条FDI行业内收益的溢出通道。其次，跨国公司愿意（甚至有意地）提供垂直溢出，因为通过与当地企业的前、后向联系，它们能够从对下游顾客或上游供应商的知识扩散中获益。

总之，在跨国公司看来，当技术在其子公司的上下游扩散时，FDI溢出代表了一种收益，而在行业内扩散时则意味着一种损失，以前的实证研究中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3.FDI行业间效应的研究突破

相比多年来行业内溢出研究上的丰硕成果，目前行业间溢出的经验证据无疑单薄得多。事实上，在Kugler（2000）以前，还没有哪位学者考虑过用计量经济学技术检验FDI行业间效应的可能性。近几年，少数国外学者正是由此入手，从而取得了自Caves（1974）以来有关溢出效应研究的一大突破。从现有经验证据中，有以下两点共识：第一，FDI的行业间溢出确实存在，且较行业内溢出而言更为重要和现实；第二，这种行业间的联系效应能否发生也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如技术差距、出口导向、来源地差异以及外资所有权程度等。至于其确切影响，只能说发现正溢出的较多。这些研究大多都未能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以及溢出变量与微观样本单元之间的层面冲突等问题，如果纠正了此类问题结论可能更加客观、令人信服。

4.我国学者对技术溢出效应的解释

证实中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及解释其发生的原因对中国的引进外资战略的评价尤为重要。姜瑾（2007）选取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在计量经济学检验上，考虑了Liu等（2001）的“生产率溢出模型”中劳动力质量和R＆D强度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考虑了不可观测的时间和行业效应；在研究内容创新方面把Flores等（2000）和Proenca等（2002）有关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从行业内溢出拓展到了行业间溢出，从而为考察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确切影响增添了新的经验证据，分析结果为：第一，从行业层面看，作为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内资企业的劳动力质量和研发投入均不容乐观，前者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甚至为负。因此，今后内资企业除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外，更关键的还是应该在减少冗员的同时，努力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从而改善劳动力的质量。第二，FDI是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同时也给上游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至少说明上游的内资企业并没有从外资进入所导致的需求扩大中获取预期的规模收益，原因可能是上游企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品还达不到外资企业的要求，故而后者只有从海外供应商那里进口。因此，今后除了内资企业自身的努力外，政府也应该有步骤地逐渐减少“三来一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鼓励更多的外资企业加入到我国内资企业产品的采购链中来。

刘贝、徐勇（2007）利用2000～2005年广东省国有工业企业和外资工业企业的FDI数据，分析其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是：FDI促进了广东省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通过模仿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获得了溢出效应，同时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而与外资工业企业的竞争中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技术进步是内生的，随着国有企业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也会相应提高技术水平，而外资企业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又会促进进一步的外溢效应，两者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国内学者分析了不同结构的产业集群中由于技术溢出所导致的收益分配状况，得出了高技术溢出水平适合于无领导企业的产业集群，低技术溢出水平适合于存在领导企业的产业集群的结论，同时，王志成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溢出水平取值范围，也为构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机制提供了实用性的对策思路。

1.区域技术创新及其溢出与产业集聚

在区域发展理论和国家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当创新系统研究发展到区域创新阶段，已经与产业集聚的研究结合起来了。从概念界定上看，区域创新系统和集群创新系统都建立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企业集群同样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界定的基础。如罗森菲尔德（Rosenfield，1997）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可以首先通过区域集聚定义来界定，也就是地理上的相对集中的相互独立的企业群；阿歇姆（Asheim，2002）[3]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支撑机构环绕的区域集聚。从这两个概念的主义和学者对它们的界定可以看出，区域创新系统和集群创新系统主要存在两点区别：一是前者的产业可能是比较分散的，不一定集中于某一产业，而后者主要集中于某一产业；二是从地域范围来看，前者的范围可能弹性更大。

进入21世纪，随着博弈理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通过对集群企业间经济利益的动态分析，探求如何构建高效的集群动力机制，从而促使产业集群获取更强的竞争力。技术创新是实现企业技术进步从而也是维持技术溢出的原始动力；同样，技术模仿是产业集群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依赖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优途径和理性选择。

2.不同技术创溢出水平下的市场组织结构和产业集聚

在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中，技术溢出的水平和程度无疑会对企业战略，特别是技术创新或技术模仿的选择产生较大影响。在产业演化过程中，技术溢出程度的差别可能对产业集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集群企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确定技术溢出程度下存在领导企业（Leading Enterprises）和不存在领导企业的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其关于技术创新的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利益有显著差别。

王志成等（2007）给出一个基于投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基础上的产业集聚企业集群技术创新及溢出博弈模型，并讨论了不同技术溢出水平下企业决策及企业集群发展水平。

假设集群企业创新决策的博弈分两个阶段进行。存在领导企业的条件下，则博弈在大小两类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展开。第一阶段，领导企业首先确定其科研投入xi，跟随企业再确定其科研投入xj；第二阶段，领导企业确定其产量qi，跟随企业再确定其产量qj，这是典型的第一阶段Cournot博弈、第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式。不存在领导企业条件下，两个阶段均为Cournot博弈。

假设创新函数是由投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决定的，企业创新所带来的成本降低与企业的科研投入呈正相关，则企业创新绩效确定为：F（x）＝1－e－x；企业的技术创新溢出程度用Ω度量（0≤Ω≤1），企业以收益Πi最大化为各自目标，确定产量和研发投入。

分析结论是：

（1）当0＜Ω＜1/2时，企业间过于缺乏技术交流，处于新产业的发生期，企业技术创新处于“闭门造车”阶段，不利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技术交流、扩散的条件，打破技术溢出壁垒，形成技术溢出的氛围，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当1/2＜Ω＜2/3时，企业间存在一定的技术创新溢出，但溢出水平不高，处于朝阳产业初期发展阶段。此时，企业技术创新的收益与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有密切关联，当大企业的创新收益减去创新成本足有盈余时，小企业的创新所得可能还无法补偿创新开支，企业对创新战略的选择依企业规模不同而呈现扇形分布：大型企业往往选择重大技术创新，小型企业则选择配套创新和享受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群中大企业的创新激励高于小企业，大型企业为核心构成的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创新倾向高于中小企业产业集聚企业集群，轮轴式模式是此时的典型空间分布状态。政府应当积极扶持核心大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技术的有偿转让，使得集群中的小企业采用模仿战略获取技术进步的同时，为大企业进行配套创新，来反哺大企业的重大技术创新。温州乐清的电器产业集群，就是以正泰、德力西为核心企业，另有2000多家中小关联企业的产业集群。此外，珠江三角洲的以康佳、美的、格立等一批家电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都是成功的案例。

（3）当2/3＜Ω＜4/5时，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均较为容易，技术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并对生产经营规模的要求不高。在这种技术溢出水平下，技术创新及其溢出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相互促进，产业发展处于成熟阶段。这种技术溢出水平更适合无领导企业的模块集群化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中小企业能够在技术创新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大企业往往因为层级多、市场反应慢而在与中小企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政府部门应当为技术创新和溢出建立良好的平台，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积极鼓励人才的引进和流动，促进产学研结合，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更好地促进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

（4）当4/5＜Ω＜1时，企业间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而技术创新也缺乏壁垒，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只能依赖企业集群外部的技术溢出发展，因而不利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从战略的观点来看，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将会处于萎缩状态。政府部门应当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规范人才市场流动机制，通过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建立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1.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衡量指标

产业集聚测度的量化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CR）指标，包括产业区位熵（产业区位系数，LQ）、洛伦茨曲线（Lorenz Curve）、产业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GC）、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HI）、产业感应度系数、产业影响力系数、产业集聚指数（Agglomeration Index，AI）以及泰勒指数（Theil Index，TI）等；另一类是效率指标，如集聚效应、制度效应、技术外部性及知识溢出等，但这些指标常被作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区域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分析较少。

2.我国的高新区开发与产业集聚企业集群发展

产业集聚首先是企业间以及相关机构间的地理接近，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间贸易和非贸易的相互依赖、隐含知识的交流使区域成为注重共享集体资源、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学习和知识溢出的环境构成产业集聚的实质（王栋，2007）。为形成较好的技术溢出环境，促进产业集聚企业集群的发展，我国设立了众多的不同层次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相比较而言，我国高新区依然是人为“创造”的产业集聚区，是区域经济政策和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生产要素的地理集中而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新区已形成明显的生产要素地理集中，而且资本要素投入的规模收益呈递增趋势，一定程度上发挥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的作用；但是，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发展基本上是投资拉动的，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劳动要素的集聚效应难以实现，因而我国高新区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整体呈下降趋势。

在实践上，通过对我国各省区1995～2004年高技术产业产值的Theil熵和相对增长速度的计算，证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逐渐加剧，其中，高技术产业呈现出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少数几个省区聚集的现象；而对Moran指数的计量表明：这种地域分化的现象并不是随机产生的，是由正向空间相关性造成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增长的空间聚集不仅在全局上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特征，在局域环节上也是如此（梁晓燕等，2007）。通过考察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ISC、ISTP、EI）、发明专利授权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等指标，印证了上海技术创新具有的空间集聚性；另外，选择化学工业、制药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及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工业等技术产业考察技术创新的效果，分析表明：八大产业的产出占制造业比重从1995年的57.04%上升到2001年的60.05%，同期其R＆D支出占上海工业比重也从78.49%增加到87.83%，从R＆D资金的投入、R＆D占销售比例、R＆D占利润比例和R＆D人员占全国科研人员比例来看，上海技术创新又具有产业集聚性（殷醒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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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小蒂.“长三角区域创新”项目研究的结论与启示.http://www.zjskw.gov.cn/Index/Catalog126/173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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