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成果

2023-11-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吴鼎新于1928年担任广东国民大学校长21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之所以能专心于大学教育，与他们对大学教学目的与宗旨的认识密切相关。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也必须培养这种教育家精神，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第一，大学校长应具备大学教育理念思想。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关于大学基本活动或使命的理性认识，是指导大学校长治校的核心动力，因而也是大学校长治校的灵魂所在。

教学自由权制度的初创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11]这也说明了在大学制度的建设方面，大学校长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大学校长的人格力量所形成的 “人治”与制度建设所形成的 “法治”相配合，两者作用互补，兼容并包。正如陈平原教授在谈 “制度性的 ‘兼容并包’”时所说：“作为大学校长，蔡、梅二君都深知，能否 ‘兼容并包’，对于大学来说，‘生死攸关’。所谓吸引大师，所谓专深学术，所谓独立思考，没有制度性的 ‘兼容并包’作为后盾，根本无法实现。”[12]

一个具有现代教育家精神的大学校长，对一个大学的现代化建设，教学自由的实现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很多专注于办学的极具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如无心官场的著名复旦大学创始人之一李登辉，1912年主掌复旦大学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达25年之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一度邀请他做教育部部长，他却坚持不就，被誉为 “做大事不做大官”之人。陈时担任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长达40年，可以与哈佛大学的第21任校长艾略特媲美了。吴鼎新于1928年担任广东国民大学校长21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担任校长也达16年，直到1937年改为国立。张伯苓作为著名的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久。1926年，颜惠庆博士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同年，张学良邀请他做天津市的市长，他均以有约 “终生办教育，不做官”而婉言谢绝了。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之所以能专心于大学教育，与他们对大学教学目的与宗旨的认识密切相关。例如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向北大师生阐明了大学教学的目的：“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肆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13]

胡适在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提高和普及》的演说中，呼吁北大同仁应从 “传播”回到 “提高”的研究上下工夫。“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 ‘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 ‘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14]在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仍然强调北大要在 “提高”上做文章。他特别提到，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 “学阀”有何妨？“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其仅仅是做学阀是无用的。所以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真是我们理想的目的。”[15]

“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不难发现胡适寄希望于学术振兴的拳拳之心，也反映了它保持教育独立的精神追求与信仰。正是由于大学校长们心中具有这种教育独立的信仰，这使得他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能自觉地为维护教学自由尽心尽力。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也必须培养这种教育家精神，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

第一，大学校长应具备大学教育理念思想。相对于其他组织的各种领导活动，大学校长治校其特殊性就来源于大学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内在差异。不管从什么视角去考察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殊性，有一个最基本的特性是永恒的，那就是：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的不断繁衍而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机构。这样一类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大学活动的最恒定特征——教育活动。(www.chuimin.cn)

所以，在考察大学校长治校的基本结构的时候，首先进入视界的就是大学校长应该对大学最基本活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性认识，形成什么样的教育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治校活动。这样，大学校长治校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关于大学基本活动或使命的理性认识，是指导大学校长治校的核心动力，因而也是大学校长治校的灵魂所在。在治校过程中主要发挥导向、规范作用，解决大学发展中带根本性的 “治什么”的问题。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既可以得益于各个时代的教育家、杰出的大学校长经过实践证明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思想，也可以是在自身治校实践中不断把治校实践经验进行升华、提炼、凝结成为系统的理性认识，形成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教育思想，开创治校新局面，进而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创见型大学校长往往总是不拘泥于既有的教育思想，常常是在治校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在这样的独到见解的指导下获得独到的治校成果。

第二，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大学校长仅仅具有大学教育思想还不够。这是因为他不但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而且对于大学内部的其他活动者来说，他更是一个管理者、一位领导人。所以，大学校长除了对大学教育活动具有正确的思想之外，还必须对大学组织特征有一定见地，应该具备一定的管理思想。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机构，与其他组织一样，需要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尤其是随着大学组织的日益复杂和多元，大学校长所面临的组织管理任务更加突出，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树立正确的管理大学的系统认识。因此，管理思想也是大学校长治校所必备的要素。大学校长的管理思想主要是关于大学作为一个有机社会组织有效运行的基本认识，直接关系到大学校长治校实践过程中如何管理、指挥大学组织机体，以便能够把教育思想通过管理的方式形成治校的实际成就。

另外，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克拉克·克尔所言的多元巨型大学，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学所面临的需求主体多样化，社会各方面对大学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大学成为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机构复杂、耗资巨大的庞然大物。大学的功能已经扩展到学术、社会、经济、政治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大学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及其机构的复杂化，要求大学的管理专业化，更具有企业化的特征。这种组织机构的变化对大学校长提出新的期望。要求校长不仅解决校内的事务，更要处理学校外面的事情，善于搞好学校与社会、市场的关系。要求校长具有经营的头脑，强烈的经营意识和良好的社交能力，运用企业家所采用的方法管理大学，而且成为善于从事 “外交”的社会活动家。这些都要求校长必须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

第三，大学校长必须具备高超的领导艺术。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领导者，具有正确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是必要的，但是否具有把这些思想转化为治校成果的领导艺术也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大学校长治校构成的要素中必然包括领导艺术。领导艺术是大学校长治校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处理各种关系、平衡各种矛盾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方法。要把大学校长关于教育活动、管理活动的理性认识有效地化作具体的实践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大学校长是否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相关联。领导艺术是大学校长治校中表现出来的特有个性化魅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大学校长制胜的法宝，在大学校长治校思想和具体实践之间起重要的润滑、弥合作用，主要解决大学校长治校的效果问题，或者说，治校思想转化为治校成果的效率问题。只有有了这种特殊的润滑作用，大学校长的治校思想与实践之间才不至于相互冲突，才会使得思想与实践之间既存在合理的间歇，又不至于发生无谓地摩擦，才会使大学校长的治校活动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大学校长的领导艺术主要来源于大学校长长期治校实践的锻炼与总结，是一种非常个性化、艺术化的过程。大学校长是否具备优秀的领导艺术，具备什么样的领导艺术，直接关联到治校的效率与效益，也是大学校长之间差异性的重要标志。

所以，大学校长治校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之中，在一定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指导下，经过一定的领导艺术的作用，把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不断转化为治校成果的实践过程。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

大学校长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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