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日本派遣贡使,以朝贡贸易方式开展与明朝之间的贸易活动。这些来自日本的遣明船,大多数是通过舟山群岛抵达明州(今宁波),作为观音道场的普陀山是遣明使必经朝拜之地,而普陀山之侧的莲花洋,则是遣明船泊船之处,日本史料多有相关记录。五日,早朝修忏。一种说法,茶山、佛头山,即指普陀山上的佛顶山。但是考虑到书中记载茶山、佛头山距离普陀山约一天的航程,故该山也有可能位于今岱山县境内。......
2023-11-21
最早明确记载莲花洋地名的,是在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文献志书里,如明朝嘉靖年间的《筹海图编》《定海县志》等。此后,明朝文人屠隆所编的《补陀洛伽山志》里也多次提到莲花洋,书中关于莲花洋的得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屠隆在《补陀洛伽山志》中说:“有紫竹林、白华岭、莲花洋,以山所产故。”[3]作为志书的作者,屠隆相对比较保守,他认为“莲花洋”的得名,与“紫竹林”“白华岭”一样,是因为普陀山有物产而得名。紫竹林,得名于岛上的紫竹;白华岭,因山上有“小白华,如瑞香而白,叶亦微似”[4]而得名;莲花洋,则是因为普陀山有“莲池夜月”之景,莲花池产莲花。
而同书收录的《南海普陀山观音大士传》则持不同说法,《南海普陀山观音大士传》的作者梅魁是一位儒将,曾经担任舟山参将。梅魁这个人,对舟山贡献也蛮多,明隆庆三年(1569),梅魁到舟山上任,在镇鳌山麓元代州署故址重建参将府,还创建紫阳书院,该书院是明朝在舟山所建立的唯一一所书院。
梅魁在文中记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的事情:“倭奴贡船泊普陀洋,见观音灵异,欲载之国。临行,风浪大作,满洋开莲花,船不能行,倭惧而还之,故名其洋曰‘莲花’。绍兴元年,僧易律为禅寺。”
这又是一个“满洋开莲花”的故事,梅魁把元代哈剌歹的传说故事穿越到宋代的日本贡船上。这或许是梅魁的移植手笔,亦或许是民间传说的流变,但是在文章中正式提出“故名其洋曰莲花”,梅魁可能是第 一人。
把普陀山莲花洋历史传说进行“穿越”,除了梅魁,还有一位叫汪镗的明代文人,他写过一篇《重修宝陀禅寺记》的文章。汪镗,号远峰,官拜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宁波人。在这篇文章里,汪镗出于对莲花洋的热爱,在慧锷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硬生生把元朝“满洋开莲花”的故事穿越到唐朝。
这篇《重修宝陀禅寺记》内容比较长,文章前面讲普陀山历史,提及后梁贞明年间(一说唐咸通年间)的慧锷传说故事:
昔梁贞明间,日本僧惠锷得观音瑞相于五台山,将迎归本国,舟抵新螺礁,莲花当洋,舟蔽不前。锷祷之曰:是我国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泊于潮音洞,遂于此地创建梵宇,凭依佛乘。[5]
这段故事,大部分内容在宋元史志上出现过,唯一不同的内容,当属“莲花当洋”四字,这是汪镗的妙笔生花,它给了慧锷传说更多的创意,给佛教灵异故事以更多的内涵。这一创意后来也被更多的文化人所认可,使得慧锷传说故事情节生动,内容也更加充实。(www.chuimin.cn)
慧锷的故事,宋代史志上也多有记载。如,南宋宝庆《四明志》所述关于“不肯去观音院”的来历:
日本国僧惠谔诣五台山敬礼,至中台精舍。睹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间,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泣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茅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6]
宝庆《四明志》所述,并没有“莲花当洋”的内容。慧锷的船碰到的主要难题是“涛怒风飞,舟人惧甚”。
其后,南宋《佛祖统纪》则又有不同说法:
舟过补陀山,附着石上不得进。众疑惧,祷之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舟即浮动。锷哀慕不能去,乃结庐海上以奉之(今山侧有新罗礁)。[7]
《佛祖统纪》一书把慧锷所乘商船遇险,归结为“附着石上不得进”,也就是触礁了,这个礁石后来被称为“新罗礁”,志书上也有写作“新螺礁”的。
慧锷与普陀山之因缘,中日文献多有记载。这位日本高僧“禀性坚回,涉远不倦”,是东亚“海丝”路上的常客,他曾经三次渡海往返于东瀛与大唐之间。他把大量的中国文献带回日本,还受日本皇太后桔嘉智子遣派,到中国聘请禅宗大师东渡日本。
慧锷所乘的商船,据考证为新罗船,其触礁所在地因此得名“新罗礁”,这也是普陀山“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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