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公信力：中西方概念的同一性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纵观整体的研究主题，“媒体公信力”和“媒体可信度”均为学者们使用。笔者认为，可以把“可信度”看作credibility的直译，把“公信力”看作是credibility的意译，只不过“公信力”的说法更适合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表述，易于理解和沟通，故而在研究论文中被更频繁地使用。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研究中，“公信力”和“可信度”两个概念具有同一性的内涵。

媒体公信力，在英文中译为“public trust”，有时也被译为“credibility”，而“credibility”在中文语境中一般被译为“可信度”。有研究者专门对媒体“公信力”和“可信度”的概念进行了对比，认为“公信力”的内涵与外延比“可信度”大，指涉范围更广。^[1]“公信力”概念偏重于一种公众作为信任评价主体的集体意识，而“可信度”则难以表达这种中文内涵^[2]；同时，“可信度”研究多采用实证方法，而“公信力”研究在实证方法之外更注重思辨研究，侧重于对媒体公信力的现状、公信力与媒介竞争、媒体的社会责任等问题的考察^[3]。

但在实际研究中，中国媒体的公信力研究受西方媒体可信度研究的影响比较大，有一些研究是完全从中国的具体问题、具体社会环境出发来进行分析的，也有不少国内研究以西方已有的研究为源头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将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模式为自己所用，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这一现实状况直接导致了我国学界对“公信力”和“可信度”这两个概念的混合使用。

我国关于媒体公信力的系统研究始于2025年“非典”事件，“非典”事件所引发的媒体乃至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引起了学界、业界对媒体公信力问题的普遍重视，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如喻国明教授的大众媒介公信力研究、陈崇山教授的北京城八区新闻信任度研究等。纵观整体的研究主题，“媒体公信力”和“媒体可信度”均为学者们使用。学者们对媒介公信力的定义主要有“影响力说”“品质说与能力说”“程度说”以及“期待满足说”四种类型。^[4]媒体的诚信和受众的信任共同构成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公信力既涉及传媒从业人员的道德伦理，又涉及社会大众心理。^[5](https://www.chuimin.cn)

西方的media credibility（媒体可信度）研究和中国的公信力、可信度研究都受到现实社会问题的驱动，其研究动向也与媒体自身的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包括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如何，媒体具备了何种特质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如何改善媒体与公众间这种长期积淀后形成的认知关系等。国内部分学者认同西方已有的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将公信力概念的本土内涵转向credibility（可信度），相互融合之后进行定义；还有一部分研究者继续坚持本土的宏观研究传统，倾向于对公信力作中国内地语境下的定义。笔者认为，可以把“可信度”看作credibility的直译，把“公信力”看作是credibility的意译，只不过“公信力”的说法更适合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表述，易于理解和沟通，故而在研究论文中被更频繁地使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研究中，“公信力”和“可信度”两个概念具有同一性的内涵。在本研究中，“公信力”和“可信度”两个概念也一并使用，并界定如下：媒体公信力和可信度是在媒体与公众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媒体赢得的被公众信任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公众的主观判断和评价来进行测量。

社交媒体公信力：中西方概念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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