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学习周、孔之道，著述颇丰

考察北宋道学的兴起，孙复也是一个必须关注的人物。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孙复早年即谙熟周、孔之道，并立志步入仕途，以周、孔之道“利天下”“润万物”。但是，孙复的科举之路却极为不顺，“四举进士”皆落第。直到“鬓发皆皓白”，无奈之下“退而筑居于泰山之阳，聚徒著书”。孙复的学生石介曾在《明隐》一文中记述孙复早年的人生抱负与生活坎坷：

孙明复先生，学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蓄周、孔之道于其身，苟蓄而不施，徒自膏润肥硕而已。万物则悴枯瘠病，而自膏润肥硕，岂周公、孔子之道欤？是以先生凡四举进士，则是先生非苟蓄其道以膏润肥硕于其身，将以利天下也，润万物也。四举而不得一官，鬓发皆皓白，乃退而筑居于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果，盖有所待也。且以谓尧、舜在上，必不使贤人布褐而糟糠干俄以死，兹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礼》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谓欤！(18)

孙复退居泰山，表明他“欲仕而未得其方”。但是，孙复并非真正的“隐者”。他聚徒著书，“居易以俟命”，实际上仍在等待展示自己才学的时机，以周、孔之道为国家社会效力。孙复在《上孔给事书》中即曾表达自己的这种学术志向：

复名晦迹沉。学夫子之道三十年。虽不为世之所知，未尝以此摇其心，敢一日而叛去。(19)

自己探究儒家学说的志向与追求虽未得到世人的了解与肯定，但自己“学夫子之道”的脚步不会停止，自己对儒家学说的信仰不会改变。孙复的这种生活态度以及他的“道德经术”都曾受到世人的景仰。后来由于范仲淹、富弼等人的举荐，孙复终于在晚年被朝廷“召拜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官至殿中丞”。翰林学士赵概等人曾以“行为世法，经为人师”八字肯定孙复的人品与学问。

孙复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著述很多。据史籍记载，孙复的著作有《易说》、《春秋尊王发微》以及《睢阳子集》等。石介在《泰山书院记》中曾论及孙复的学术著述：“先生尝以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举，故作《尧权》，防后世之篡夺，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注家之误，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处之得，明传嗣之嫡，故作《四皓论》。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拟韩、孟，是以为泰山先生，孰少之哉！(20) 石介述及的孙复著作中，除《易说》《春秋尊王发微》外，《尧权》《舜制》《四皓论》等文以及《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所收录的《睢阳子补》中之《董仲舒》《书汉元帝赞后》《与范天章书》《与张洞书》《儒辱》等文都大体保存在后人辑成的《孙明复先生小集》中。传世的《春秋尊王发微》与《孙明复先生小集》是我们考察孙复道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孙复对于道学的影响，首在其乐周、孔之道，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与人生追求影响士人，恢复、弘扬儒家提倡的师道，营造有利于儒学发展的社会风气。南宋魏鹤山在《徂徕石先生祠堂记》中曾说：

先是，天圣以前，师道久废，自先生从孙明复氏，执礼甚恭，东诸生始知有师弟子。(21)

魏鹤山在记述中认为石介师从孙复，“执礼甚恭”，才使山东士子“始知有师弟子”，实际上也高度肯定了孙复在北宋时期为恢复与弘扬儒家倡导的师道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孙复在北宋时期为弘扬师道、“严师弟子之礼”所作的贡献，其具体情形与胡瑗有所不同。胡瑗通过自身垂范以“严师弟子之礼”，孙复则是因学生的敬重体现儒家的师道。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孙复退居泰山聚徒著书之时，“鲁多学者，其尤贤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石介师从孙复时，已进士及第，因“贤而有道”在鲁地负盛名。但是，在石介理解的儒学谱系中，孙复是自唐代韩愈之后，最值得敬佩的儒家学者：

自周以上观之，贤人之达者，皋陶、傅说、伊尹、吕望、召公、毕公是也。自周以下观之，贤人之穷者，孟子、杨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较其功业德行，穷不必易达。吏部后三百年，贤人之穷者，又有泰山先生。(22)

因此，石介尊孙复为师，不仅声称自己“乐先生之道”，而且表示自己要“大先生之为”，立志光大孙复的学问与事业。在石介尊孙复为师的同时，与石介同为山东名人的孔道辅也开始与孙复来往。孔道辅为孔子四十五代孙，官至御史中丞。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对孔道辅与石介同孙复的交往也有具体记述：“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重，不妄与人，闻先生之风，就见之。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叹嗟之。”这段文字具体地记述了孔道辅同孙复的交往与石介对孙复的礼敬之恭，以及石介、孔道辅同孙复的交往在当时对于山东士风的正面影响。人们重新重视儒家学说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氛围，是北宋道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学术氛围的形成，与北宋庆历以来，士风的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当肯定，孙复在泰山聚徒著书，与胡瑗在苏、湖地区的讲学活动一样，也曾自觉地以儒家的师道观念引发人们教育观念与学术风气的转变，为形成道学兴起的学术氛围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孙复高度肯定儒学价值，批评杨、墨、申、韩之论与佛、道之学，专注于对儒学价值的阐释与发掘，是他对道学兴起的另一具体贡献。

考察孙复在理论层面对儒学价值的肯定和维护，后世学者辑成的《孙明复先生小集》当是重要的文献根据。《孙明复先生小集》中共辑录孙复佚文19篇。分别为：《尧权论》《舜制议》《文王论》《辨四皓》《董仲舒论》《辨杨子》《书汉元帝赞后》《书贾谊传后》《罪平津》《无为指上》《无为指下》《寄范天章书一》《寄范天章书二》《上孔给事书》《答张洞书》《兖州邹县建孟庙记》《信道堂记》《儒辱》《世子蒯聩论》等。孙复在这些文献中“上宗周、孔，下拟韩、孟”，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儒学的基本价值，阐述了自己肯定与维护儒学价值的学术追求。

孙复认为，周、孔之道或说“夫子之道”乃“治天下，经国家”的“大中之道”。这种“大中之道”载于儒家的“六经”之中，其具体内容则是儒家主张的“仁义礼乐”之学。因此孙复又强调“仁义礼乐”乃“治世之本”。在孙复看来，作为“治天下，经国家”之根本原则的儒家理论，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

所谓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渐于神农，著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创制立度，或略或繁。我圣师夫子，从而益之损之，俾协厥中，笔为六经。由是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此夫子所谓大也。(23)

因此，舍弃儒家学说，实为丧失治世经国之本，即无法真正达成“治天下，经国家”的目标。孙复曾说：

舍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犹泳断潢污渎之中，望属于海也。其可至矣哉？(24)

又说：

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所为哉？(25) (www.chuimin.cn)

孙复这两种论述的主旨皆在强调儒学对于“治天下，经国家”的重要价值。孙复高度肯定儒学价值，这与后来道学早期代表人物周敦颐、二程兄弟及张载的学术趣向是完全一致的。孙复对儒学形成的历史行程的总结，实际上也表达了他对于儒学道统的理解。这种理解虽与其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具体理解有别，但就其通过儒学谱系与道统的考察，以突显儒学价值的思想方法而言，孙复实为周敦颐、二程、张载等道学代表人物的先驱。

孙复在肯定儒学价值的同时所表达的对儒学衰落的忧患，也表现出其道学前驱的思想特色。孙复认为，宋代立国八十年来，儒学衰落，矢志于践行“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这既是儒者的耻辱，也有其历史的原因：

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乎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始我生民绝灭仁义，屏弃礼乐，以涂塞天下之耳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奉而兢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26)

这种论述表明，在孙复看来，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理论的流行，以及汉、魏以后佛、老之学的兴盛皆为导致儒学衰落的历史原因。因此，真正的儒者，面对儒学的衰落，绝不能“不知其辱”，而只能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展开对佛、道之学以及墨家、法家思想的理论批判，通过这种批判促使儒学复兴。他说：

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尚以为辱，矧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矣哉。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后之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从之而尊之者，得不为罪人乎？(27)

从这种论述来看，孙复不满儒学式微，主张通过批判佛、道之学及墨家、法家的理论以复兴儒学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在孙复看来，作为儒者，面对危及儒学生存发展的诸家之学，不能“鸣鼓而攻之”，展开理论的批判，只会沦为儒学的罪人。因此，孙复既将对佛、道之学及墨家、法家思想的批评视为儒学复兴的重要条件，也把批判佛、道之学及墨家、法家思想看作真正的儒者在理论上应当肩负的责任。从关系儒学存亡绝续的高度看待儒学与佛、道之学及其他学说的思想对立，以“独立不惧，精一自信”的大无畏精神与佛、道之学在理论上“较是非，计得失”，是北宋道学成型的内在的历史要求。作为道学前驱，孙复通过批判佛、道之学以求儒学复兴的主张，与道学形成的这种历史要求是一致的。

同时，孙复认为，要改变宋初“仁义不行，礼乐不作”的现实，除了儒者对佛、道之学以及墨家、法家理论作出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改变“以文垂世”“专以辞赋取人”的用人制度。因为，北宋建国以后推行的这种用人制度，使得“天下之士皆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人们多追求“妖艳邪侈之辞”。现实利益使得人们在“文”与“道”之间多选择重“文”轻“道”，舍弃了对“治世之本”的追求与践行。而要改变这样的社会风气，既要从理论上辨明“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28) ，又必须改变国家的用人制度，为儒学的振兴与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应当说，孙复对儒学价值的肯定，对儒学衰落的忧患，以及他通过对佛、道之学及其他各家理论的批判以复兴儒学的主张，对于后来道学的兴起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发挥过正面作用。

孙复作为道学前驱，尊孟也是其学术活动的特点之一。孙复认为，孔子之后，维护儒家主张的人伦纲常而又厥功至伟者当推孟子：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驾邪怪之说，肆奇险之行，侵轶我圣人之道者，众矣！杨墨为之魁，故其罪剧。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说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昔者二竖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无父无君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归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国之大经也，人伦之本大本也。不可斯须去矣。而彼皆无之。是驱天于之民，舍中国之夷狄也。祸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奋起，大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之法，躯除之以绝其后，拔天下之民于夷狄之中，而复置之中国。俾我圣人之道炳焉不坠。故扬子云有言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为不在禹下。”然子云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则天下之民鱼鳖矣。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谓诸此也。(29)

孙复生活的时代，孟子学在儒学系统中的地位尚未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孙复肯定韩愈对孟子学价值的理解高于扬雄对孟子学价值的理解，认同韩愈儒学史上“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的评断，实是要表明自己对孟子学的高度肯定。所谓“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则天下之民鱼鳖矣。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实即是孙复自己对于孟子学价值的具体评价。肯定孟子对于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在理论上认同孟子学的价值，对于后来道学的兴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北宋时期《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四书”，曾为道学的形成与拓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而孙复则应是北宋时期较早重视并明确地肯定孟子学巨大理论价值的学者之一。

孙复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反对将儒家经典传注价值绝对化，主张全面地把握儒学的理论系统，也体现出其作为道学前驱的思想特色。孙复的这种学术思想特色，既体现在他从理论的层面反对将儒学经典传注的学术价值固化与僵化，也体现在解释儒家经典时“不惑传注”的解经方法。孙复认为，儒家经典传注的价值被绝对化，同北宋的“取士”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之以王弼、韩康伯之易，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苌、郑康成之诗，孔安国之尚书，镂版藏于太学，颁于天下，又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有一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30)

北宋开国以后，以汉、魏以来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说”为“准的”，作为“取士”的依据。但是，在孙复看来，因“有违戾于注说者”而“驳放”与“斥逐”士子，有可能会埋没与浪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因为，汉、魏以来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说”，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在科考中“违戾于注说者”，并不一定即是错解经义者。因此，孙复主张走出旧有的儒学经典传注的藩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注释儒家经典。为此，孙复曾建议朝廷“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重新注释儒家经典。在孙复看来，只有对儒家经典“重为注解”，且超越汉、魏以来名家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使儒家经典“廓然莹然”，为学者学习、理解儒家学说提供正确的导向与帮助，才有可能恢复儒家理想中的“虞、夏、商、周之治”。

孙复解经“不惑传注”，也体现在他对具体儒家经典的解释中。传世的孙复注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以《春秋尊王发微》影响为著。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冶《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宋史》中则说孙复“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31) 。欧阳修谓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与《宋史》中所说孙复“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之意是相通的。陆淳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著作。后世学者认为陆淳的著作，其过在“生臆断之弊”，其功在“破附会之失”，实也是肯定陆淳治《春秋》在方法上具有“不惑传注”的特色。《宋史》中所说孙复解析《春秋》“本于陆淳”，实是对欧阳修所谓孙复冶“《春秋》，不惑传注”的改述。程伊川曾说，后世多以《春秋》为史，不了解《春秋》所蕴含的“经世之大法”：“《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32) 就孙复与道学的关系而言，与《春秋尊王发微》的内容实无多少直接联系。但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目的正在于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以发掘《春秋》“明于诸侯大夫功罪”“推见王道之治乱”的“微辞隐义”，凸显儒家学说的价值。这种旨趣与方法，同程伊川一类道学代表人物理解的《春秋》的“隐义”以及领会这种“隐义”的方法确有相同之处。因此，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可谓开宋儒怀疑经传的风气之先，其思想方法与理论追求对于北宋道学的兴起同样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孙复作为道学先驱，虽然未能像二程、张载一类道学代表人物在哲学的层面建构起自己的思想系统，但孙复学术活动的思想方法与理论旨趣与二程、张载一类道学代表人物是相通的。朱熹曾论及孙复等道学前驱的思想理论：

说话虽粗疏，未尽精妙，却尽平实。(33)

又说：

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③

朱熹的评论是公允的。这种评论揭示了孙复一类学者学术活动的思想特色，也肯定了孙复一类学者在道学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