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标：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城市地位

RUINS OF THE LAOGULOU OFFICE

老鼓楼衙署遗址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地势北高南低、依山傍水，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老鼓楼是重庆渝中区的一个小地名，考古遗址原则上按小地名定名，考古发掘的内涵跟这个地名是没有关系的。

该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考古清理结果显示，遗址规模宏大、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宋元、明代、清前期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

建筑时间：

南宋时期（1245年）兴建

2010年启动抢救性考古发掘

建筑类型：

重庆府署、谯楼遗址

考古发掘主持人：袁东山

本体保护设计师：袁东山

遗址公园及遗址博物馆设计师：刘克成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地势北高南低、依山傍水，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老鼓楼是重庆渝中区的一个小地名，考古遗址原则上按小地名定名，考古发掘的内涵跟这个地名是没有关系的。

该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考古清理结果显示，遗址规模宏大、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宋元、明代、清前期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

作为重庆市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衙署建筑遗存，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了重庆定名以来近千年的沿革变迁，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对于丰富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老鼓楼衙署遗址于2010年在渝中区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发现，后入选 201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 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遗址正在筹备建设城市考古遗址公园，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提升重庆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并将成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

考古专家

袁东山

Archaeologist

DONGSHAN YUAN

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前提。

文博研究馆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重庆市政协专家组成员，重庆市政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专家，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宋元考古、古遗址古墓葬及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工程专家库专家。

老鼓楼衙署遗址发掘现场。　袁东山 供图

Q：老鼓楼衙署遗址是如何发现，并确认其是南宋遗址的？

A：老鼓楼是2010年重庆市渝中区旧城改造时发现的。当时，我还在合川钓鱼城主持考古发掘。在市文物局的安排下，我暂停了钓鱼城的工作，调集了一支考古队前往老鼓楼做考古确认。

2010年4月28日，我们开始在老鼓楼布方。布方是一种考古发掘的方法，按正南北的方向布置探沟或探方。我们先挖了一条2米宽的探沟，这是正式挖掘前先做的一个试探。29日上午，我们就确认了这是南宋遗迹。因为我们有十几年发掘南宋遗址的经验，了解南宋建筑特定的工艺规程，包括怎么筑基、怎么夯土。通过对地层的解剖，当即就确认了这是南宋时期做的夯土层。

这下，我就非常兴奋了，立马决定全线转战渝中区老鼓楼。启动立项、准备资金、调集队伍，工作推进过程非常艰难，个中滋味，难与人言。仅仅清理旧城拆迁区地面堆积的4米多厚的瓦砾和残砖，我们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之后，就严格按照考古规程来发掘，工序和流程都非常繁琐。直到一个包砖的土墩被发掘出来，这期间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发掘的对象是什么。这个土墩是残缺的，完整部分三面包砖，层层收分，像人的牙龈一样很规整。砖皮里面填满了夯土土芯，夯窝和夯线都很清晰。

高台遗址的城砖上清晰地印有“淳祐乙巳东窑城砖”字迹。

通过土芯，我们能证明它是南宋某种建筑的基底。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土芯外面的包砖，砖体上大多刻有“淳祐乙巳”的字样。“淳祐”是宋理宗的年号，加上干支纪年“乙巳”，就是淳祐五年的意思，即1245年。这个纪年太准确了。即使我们知道了它准确的年代，但是它是什么建筑的高台，是什么朝向，体量规模等等，我们还并不清楚，不过它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当然，现在已经确认这土墩就是重庆府知府衙署谯楼的城台。这个发现在当年被纳入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后来又被国家文物局指定直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这是重庆乃至全国同时期非常重大的一次考古发现，而且对重庆城市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Q：“1245年”对这次考古发现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高台遗迹发掘现场。　袁东山 供图

A：1245年，对于重庆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份。因为整个宋蒙战争在1242年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南宋理宗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制置使驻守重庆。这是重庆城市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这次驻守的背后是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民族后，开始世界性的大规模征伐。大家都知道，蒙古三次西征对整个世界格局都造成了极大影响，一些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国家在短短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就被灭掉了。而南征却陷入了一个漫长的拉锯战。这就是宋蒙战争。

宋蒙战争的开端是1227年蒙古假道灭金时，攻打了一次四川。这次事件后，四川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官员认识到蒙古的厉害，在区域防御上做了一些政治安排。比如1239年彭大雅筑重庆城。到1242 — 1243年，构建防御体系上升到国家层面，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制置司的制置使，管辖范围包括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一部分，四川大部分和重庆的全部。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区，且军政财三权集于一身。这个战区的司令部就在重庆府。正是以重庆府为指挥中心的整个防御体系多次抵挡住了蒙古军南下。最后，蒙哥战死钓鱼城，蒙古各路军队返回草原争夺大汗之位。这样南宋政权得以延续，而蒙古大规模对外扩张战争也逐渐停歇下来。

发掘清理出的城台一角。　黄祖伟 摄

这是重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是重庆城市地位在历史上的一次提升。这段历史在很多文献、地方史志、蒙古史书，甚至国外一些历史上都有记载，但一直以来在考古上都没有找到足够的物证。而谯楼的出土，包砖上“淳祐乙巳”的纪年显示就跟这个事件挂上了钩，一一对应起来。

Q：您是如何将一段残缺的土墩与南宋重庆府衙联系印证起来的呢？

A：首先，从土墩的工艺和形态，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建筑的基底。而随后发掘出来的门塾，让我们确认了它是一个城台。因为门塾就是门卫房。这个门卫房的净空宽有8.82米，进深14.91米，推测高度有9米左右，说明这个城台的规模太大了。

古代建筑往往都是对称的，我们根据土墩的体量以及残缺的位置，判定城台只能是横向跨越解放东路的。它一部分应该是压在了解放东路之下，而解放东路对面相应的位置是否还有建筑，有待证实。

这里就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土墩作为建筑基底的空间特征，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用了很多考古及研究手段，才确定了它的朝向。这个建筑的朝向是顺着长江，与长江平行的，也就是“东南—西北”40度的朝向。与现在渝中区下半城的绝大多数建筑都不同。现在的建筑多是面对长江，背靠金碧山的朝向。

老鼓楼衙署遗址出土的瓷器。　袁东山 供图

因为解放东路没法截流开挖，而解放东路对面是融创白象街的开发土地。这个挖掘工作就搁置了几年。直到2018年，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考古发掘审批，用4个月时间，终于把解放东路对面的另一半土墩彻底揭露出来，也证实了之前的判断。

Q：也就是说，老鼓楼衙署城台的挖掘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它还存在什么疑点吗？

A：对。虽然解放东路压着的部分，我们还没有展开发掘，但可以确认这个部分就是城台的门道，也就是府谯楼的大门。只是这个大门究竟是什么样，有几个门洞，我们还有争议。

根据我们建筑考古研究的情况，两个门塾中间宽度约17米。我认为不可能只有一个门洞。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见可考的城门，从皇宫到地方府衙，单个门洞都没有超过6米。所以老鼓楼这里的城台门洞最多也只有6米。那么从空间排布来说，如果只有一个门洞，余下十几米的宽度用来做什么了？如果是多门洞，那是2个，还是3个呢？

我个人更倾向于2个门洞的推测。因为从发掘的子城门楼基座高台来看，高台面阔68.67米，进深24.37米，残高7米多一点，可以判断老鼓楼衙署建筑体量是前所未有的大。因此我推测，整体构造有左右两个墩台，中间两个门塾以及门道部分。

发掘初期，考古团队根据晚清舆图和照片等文史资料的考证，绘制的南宋重庆府城台及谯楼复原图。　袁东山 供图

随着发掘和研究的深入，考古团队对城台门洞数量的推测更倾向于两个。

晚清时期，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拍摄的老鼓楼。　图片来自于安特生《远东相册》

中国古代建筑都有固定规制和范式。如此宏大的一个建筑不可能是私人建筑。清嘉庆《四川通志》及道光《重庆府志》均有“重庆府知府署：在太平门内。宋嘉泰时建”的文字记载。根据一系列文献及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判断这里就是重庆府署谯楼的城台。谯楼为地方高等级衙署前具有望楼性质的威仪性大门。该建筑是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考古出土的第一个谯楼，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谯楼。谯楼由高台和城楼两部分组成，高台长68.67米、宽24.37米、高约10米。现存最大的谯楼为安庆两江总督府衙门前的谯楼，台长54米、宽18米、高4.2米，与之相较，重庆府谯楼的建筑体量和规模更大。

明代之后我国最大的建筑是故宫，天安门就是它的谯楼，面阔也不过100米。可想而知，重庆知府衙署曾经是一个多么宏伟的建筑。

在古代，越是宏伟的建筑，它的建筑规制就越严谨。考虑到重庆知府衙署在宋蒙战争时期的地位，以及驻守的制置使余玠这个人，他志向大，性格强，最后是挂兵部尚书衔，所以我认为他修建如此大规模的谯楼，规划2个门洞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接下来，如果在重庆府署遗址的保护展示建设期，能短暂地对解放东路进行截流，展开挖掘工作。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水落石出。

Q：由城台推测出了重庆府署的谯楼，那么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A：谯楼其实就是由城台和上面的城楼组成的。我们推测，城楼的面阔不超过40米，进深不超过15米，在城台内的部分有双门塾和双门道，而城台之上是一或两层门楼。一层可能性更大。当然，这仅仅是个人推测。

《重庆府志》里有一段记载：“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重庆路火，郡舍十焚八九”，也就是说，1316年时重庆府衙发生过大火。我们发掘时也发现了大量的证据。除了被火烧过的大量瓦砾外，白象街发掘区还发现了黄金和汞的混合物，像露珠一样可以流动。我们收集了小小一瓶，大概50克。不知道这次大火里烧掉了些什么东西。

确证了这次重庆府失火事件后，我对老鼓楼是2门洞的推测更有信心了。之前有人认定老鼓楼是单门洞，是因为在一些晚清舆图或照片上看到这里是单门洞。但我对此有所怀疑。照片上的门洞是券门，这点不太符合中国建筑史。1245年前后，中国的城门往往都是木制的排叉柱门。而后20年间，因为战争原因，防御能力比较低的排叉柱门才逐渐被由石头或砖砌的券门所代替。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转折期。

因此，我大胆推测，1316年的这次大火烧毁了城楼，垮塌下来的残砖废瓦封堵了原来的几个门洞。重新修葺的时候，很可能就只修了一个门洞，并且由原来的木质排叉柱门变成了砖石结构的券门。这一推测，在遗址两个墩台发掘过程中都有证实。

Q：通过对谯楼的考证，是否可以对整个老鼓楼衙署有一个大致的构想？

A：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整个建筑的结构。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衙署建筑。虽然我们现在把它称为“老鼓楼衙署遗址”，实际上我认为它最好的命名应该是“南宋重庆府衙遗址”。但考古不允许主观，对所有遗址命名不管其时代和性质，一律以发掘地的小地名来命名的。这个地方历史上叫老鼓楼，那么这个遗址就叫老鼓楼衙署遗址。

南宋重庆府是当时宋蒙战争西线的指挥中心，管辖面积大约占整个中国的1/3。因此，它是一个规格非常高的建筑。谯楼是府衙的大门，从大门往朝天门方向走是进入府衙。进去后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地带，府衙的威仪空间。这点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证实。因为谯楼后往朝天门方向的夯土层显示这里是一个院子，并且延伸了很远。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威仪空间？如果你去过天安门就能感受到。从天安门进入故宫，前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场。想象一下，那些大臣上朝觐见皇帝，经过这个空旷的广场才会觉得自己渺小。所以威仪空间很重要，这是中国传统智慧。

从大门经过威仪空间，才到达仪门，也就是衙门。迈入衙门是社厅，这才是重庆府的大堂。那么这个大堂在哪里呢？我怀疑是现在的聚兴诚银行旧址。因为南宋重庆府的选址和朝向非常特殊，它与清代以来所有衙署都面对长江不同，它是顺长江的。而聚兴诚银行建筑朝向也是顺长江，与衙署是一个方向。两年前聚兴诚银行维修时，我是设计师之一，所以有机会进行了一些验证。聚兴诚银行应该是利用了南宋府衙的基座。聚兴诚银行距离谯楼大约300米。这样推算的话，整个府衙的进深会超过600米，面阔在150～200米。

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这样规模的衙署被称作子城。我们通过老鼓楼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重庆在南宋时期确实有过子城的存在。但为什么此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城市史学者认为重庆曾经有城中城呢？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建筑的方位朝向，甚至是重庆城市的方位上。

Q：您一直在强调老鼓楼衙署遗址的方位和朝向问题，能详细地说一说吗？

A：是的，我觉得要读懂老鼓楼衙署遗址，甚至是要读懂重庆这座城，必须得先了解重庆的地理方位。

从大方位来说，川东23条平行大山谷都是“东南—西北”40度左右走向。合川以后，地形就像观音菩萨的手指，重庆就坐落在“四山三槽”的山脉中，像是在菩萨的指缝里。因此，重庆很多空间和定位都是顺应这个方向的。(www.chuimin.cn)

而渝中区处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由华蓥山的余脉起伏形成。长江是“东南—西北”40度左右的流向，那么江岸也是这个朝向，位于渝中下半城的老鼓楼衙署也顺应了这个朝向。其实，你仔细去看现在渝中区很多十字路口都是45度的交叉，而不是正南正北的交叉。

为什么大家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想是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看到的清代以后的衙署建筑都是面江的朝向。这个在历史文献上也有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庆知府书敏拆除原本的这个府衙，新建了一系列面江朝向的小衙署，包括川东道、重庆府、二府衙、刑台、经厅等。这让很多人都误以为重庆历来如此。其次，文献、地方史志等城市史的记载，都是以中原城市或帝王都城这类规规矩矩的坐北朝南的城市为范本。但重庆特殊的方位，超出了这个传统的空间认知，所以文献记载的南宋重庆府衙情况，人们也读不懂。

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人文学家一直没有谈到重庆曾有过子城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老鼓楼衙署发现之初大家争议很大的原因。

Q：从地理方位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上的重庆府乃至重庆是否有另外一个模样？

A：可以这么理解。在重庆开埠之前，“西风”没有传过来之前，也就是西方的建筑规划建设这套理论没有传过来之前，重庆城市营造的智慧在于如何在山地生存。如何适应环境、对应环境，重庆有一套独特的空间营造历史。其理论、方法、技术，匠作体系和管理体系，是一一对应的，这些今天大多都没了。这种顺应长江、顺应山势的营造方式，是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的杰作。今天不但看不到，连理解都很困难，所以如何把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发掘整理研究以后，变成我们新的文化传统，任重而道远。

我认为，最初的重庆城是从上半城往下半城逐步发展的，并不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的“下半城是重庆母城”。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在老鼓楼片区发现的文物，最早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座墓葬，说明汉代这里大概是墓葬区，也就是城郊荒野。直到北宋这一片都很荒芜，而到南宋才开始了城市扩展和营建。

晚清时期，加拿大传教士拍摄的老鼓楼。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供图

这段历史太久远了，可以追溯到宋光宗1189年重庆升府。重庆升府后，行政级别提升就需要新的行政区域。这时，上半城已经没有足够空间，所以衙署的建造才选择在了下半城。而整个下半城的进深不过200米，要放下规模如此宏大的一个衙署，要给衙署留足两百多米的威仪空间，那就只能顺长江的方位来建造。这就是对自然环境的顺应。

根据考古发现，这个衙署大概是1201年开始修建，逐步成型的。到1245年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在衙署前面修建了谯楼，也就是衙署的威仪性大门，同时也在衙署后面修建了招贤馆。这个馆处于清代朝天门的三门洞位置。这么看来，这个衙署最极致的时期，进深大约有900米。当然，这是根据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以及古代建筑规制来推测的。如今这一片高楼林立，我们不可能全部挖开去证实了。

但谯楼的发现已经足以填补南宋重庆府这段历史，并且重现了重庆在城市营造方面曾经特有的一套范式。它可以说是重庆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宝库。

Q：您把老鼓楼衙署遗址喻为重庆城市史研究的宝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A：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历史价值之前已经说了。重庆城市发展在历史上有三次大飞跃：南宋置司、抗战首都和中央直辖。老鼓楼衙署遗址就见证了南宋时期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让重庆从普通州府升级为西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这段历史。这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老鼓楼衙署谯楼，这座高台建筑可以说是树立起了重庆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

而且南宋之后，老鼓楼衙署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见证过蒙古军队进城、明玉珍进城、明军进城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朝代更替，直到清代拆除之前都是作为衙署在使用。这里遗存了不同时期的大量文物，而且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清晰，为研究重庆城市沿革变迁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

另外，老鼓楼衙署遗址还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首先，它是中国传统建筑选址理论的典型代表。老鼓楼衙署特有的方位朝向体现了重庆独特的城市空间布局。而遗址中的建筑、道路、水井及排水系统等，也是研究宋代及以后重庆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物证。

其次，它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军事遗产，很多细节设计都是古代战争研究的资料。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门塾。这个门塾建在谯楼城台里，修成很窄的巷道，内部有5道立墙，将门塾分隔成六个两米宽的通道。这种设计的优势就在于，当敌人攻城时，藏在门塾内的士兵用武器能封守住旁边的门道。

最后，它还具有建筑技术史方面的研究价值。除了之前提到的，它见证了中国建筑史上从排叉柱门到券门的演变史外，我们在白象街发掘区还发现了很多磉墩。所谓磉墩就是用石头和石灰做出的桩基，用于稳固夯土高台的地基。这与现代西方建筑的结构桩非常类似。也就是说，这项现代建筑技术，其实我们在七百年前就已有了，而且是第一次被考古发现。

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毕竟它记录和见证了重庆700年的城市发展，所以说它是一个宝库，无论是历史方面、行政方面、军事方面，还是营城技术方面都等着我们继续不断地发掘和吸收。

Q：老鼓楼衙署遗址如此重要，您觉得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A：我觉得老鼓楼衙署遗址对于现在的重庆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要谈文化价值，就涉及重庆是移民城市这个话题。重庆历史上经历过几次移民，并且非常彻底。比如宋蒙战争后，整个川渝地区人口只剩下百分之四。消失的百分之九十六人口中有大家族、大文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或死亡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剩下的人几乎没有记录和文字能力，但重庆这个城市的文脉却没有断，几千年来一脉相承。我觉得这是因为无论重庆的原住民，还是后来的移民，他们都传承了在山地生存的一套智慧和技术，尊重自然、敬天法地。同时，也形成了重庆人性格中的坚韧和乐观。这些东西是一脉相承的。而老鼓楼衙署就是重庆人文精神的一个载体。对老鼓楼的发掘能让我们找到和印证这套智慧和技术的镜像。可以说，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前提。

考古就像一道光，穿过层层未知，照亮历史的真相。　黄祖伟 摄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社会价值则在于对重庆这座城市的重新梳理和定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就是府。唐宋期间，中国一共出现了63个府。直到今天，这63个府有多少消失在荒野？有多少变成省级城市、直辖市？有多少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有多少还保留了衙署和城墙？我们做了研究和统计，重庆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唯一一个成为直辖市的历史上的府。寻找和挖掘我们自己的历史，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范式，并推广宣传出去，这比如今简单地把重庆定义为一座网红城市重要得多了，这些历史和文化才是重庆城市的根和魂。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对老鼓楼衙署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老鼓楼位于城市中心又保存完好，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对于它的利用，除了展示、展陈外，还会做博物馆、文化公园。如果在空间区位上联通上下半城，将会呈现由解放碑到人民公园，再到老鼓楼，下接顺城街、太平门城墙，直至江边的一条连线，形成渝中半岛四分之一的剖面。这个剖面就像关于重庆历史一千年的卷轴。沿着这条山城步道，千年卷轴徐徐展开，展现重庆历经宋元时期、抗战时期，迈入新时代。它将会是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也会对重庆城市空间形象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建筑师

刘克成

Architect

KECHENG LIU

修建老鼓楼遗址公园使现代人与历史的对话成为一种可能，让历史记忆成为城市发展的刻度，让遗产成为重庆人走向未来的一种资源和营养。

生于1963年，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国际建协建筑遗产与文化特征委员会主席、国际建协亚澳区建筑遗产工作组主任、国际现代建筑遗产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物遗址展示与阐释委员会主任。

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设计效果图。　刘克成 供图

Q：作为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设计师，您第一次接触到老鼓楼衙署遗址是在什么时候？

A：第一次看见老鼓楼遗址是2012年。当时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邀请一些资深专家到重庆考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应邀到重庆考察一系列考古遗址，并向政府提出建议。

当时老鼓楼遗址的考古工作才开始不久，远没有现在这么充分，但围绕着老鼓楼的墩台，宋、元、明、清、民国及现代历代建筑层层叠叠的景象十分壮观，令人震惊。我做遗产保护工作已经三十余年，也做了六年国际建协（UIA）遗产与文化特征工作组全球主任，以及六年亚澳地区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组组长，走过的遗址很多，但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能够跟重庆老鼓楼遗址丰富度媲美的只有广州的南越王官署遗址。

重庆老鼓楼遗址的价值不仅在于老鼓楼本身，而且是历代遗址叠层及周边环境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重庆四筑渝城，三次为都，从古代到现代的漫长历史都在这里留下清晰的痕迹，这里是重庆历史文化的富集地区。

晚清时期，穿过太平门城门就来到老鼓楼。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供图

Q：之后您用了多长时间来构架老鼓楼衙署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呢？

A：仔细做设计是以后的事，当时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因为当时重庆市对老鼓楼遗址的命运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考古工作也主要是配合基建进行考古清理，考古遗址的留存还是个问题。

考察结束后，我认为重庆老鼓楼遗址及衙署遗址的发现，为全面展示重庆市的历史文化，连接自重庆置府以来各个重要发展时期的历史遗迹，建立山、城、江三位一体的城市开放空间和生态走廊，进一步加强重庆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性，进一步阐释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和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连接起了上至解放碑，下至太平门码头的一条重庆城市发展历史文脉。
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供图

我向政府建议围绕老鼓楼遗址建立重庆历史文化公园。这个文化公园首先是一部重庆历史凝固而成的史书。文化公园应当以老鼓楼遗址为中心，将周围宋、元、明、清衙署建筑及遗址纳入其中。向北将民国政府外交部、国民党左派党部建筑纳入其中，整合人民公园（编者注：人民公园也是抗战时期进步文化人集会宣传抗战的地方，内有在日军大轰炸中牺牲的救火队员的纪念碑），继续向北串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编者注：也是抗战遗址）和解放碑（抗战胜利纪功碑）。向南整合白象街、太平门和城墙遗址、太平门码头至长江江边。这里是重庆老的城市中心，政府颁布安民告示、杀人示众、群众集会、易货贸易均在于此。重庆开埠以后，第一家海关，第一家邮局等标志着城市走入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建筑也汇聚于此。太平门及城墙、太平门码头也是体现重庆江城特色的重要内容。据说邓小平先生就是从太平门码头登船离开，赴法留学。文化公园不仅包括历代衙署遗址，还包括抗战遗迹、开埠历史建筑和重庆码头文化共四方面内容，将重庆千年的历史与记忆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可阅读、可体验的文化线路。

这里是重庆城市文明之源，见证了重庆从置府之始至发展各个阶段的主要历史，是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载体。

这里也是城市的一条重要生态通廊和景观阳台。重庆是一座山城，从解放碑到长江边太平门码头的落差近百米。城市自高到低层层叠落，江山美景一览无余，从人到动植物形成一个有规律的生境，将重庆的自然特色表达得淋漓尽致。

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供图

同时，这里还是重庆的一个避难场地。重庆是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如果一旦发生灾难，避难空间非常重要。抗战时期人民公园就部分承担了这一职能。在重庆设置公共开放空间对于公共安全十分重要，老鼓楼文化历史公园可以承担这一角色。

Q：您的这些建议都体现在了遗址公园的设计中吗？

A：2012年建议提完我就回西安了。不久重庆市文物局联系我，表示政府非常认可我的建议，决定保护老鼓楼及其相关遗址，希望委托我能做一个规划设计方案，将上述思想予以全面呈现。

2013年我们完成老鼓楼遗址公园的第一版方案，2012年考察的建议都得到了落实和深化，方案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评价，老鼓楼及其相关遗址保护被政府明确肯定。但因为各种原因，遗址公园项目被搁置了六年，其间各方面利益博弈激烈，重庆方面也请其他设计单位做了不同的方案，但都没有实施。说实话，那一阶段我甚至非常绝望。

没想到2018年底重庆市文物局领导突然来西安，再次邀请我回去继续完成老鼓楼项目。回到重庆，老鼓楼还在，遗址考古较以前有了很大推进，我反对建设的商住楼也没建，真是太好了。这一次，所有工作都推进得很顺利，与市文旅委、市规划局、渝中区及考古部门的合作也很愉快。我觉得现在重庆市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对老鼓楼及其周围历史遗迹价值的认识都很到位，这对我们做遗产保护的人来说，真是最好的一个局面。

就我们设计方而言，我们并没有停留在2012年的概念方案，而是结合新的考古成果进行了重新设计，针对遗址保护、展示和活化利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新设计，过去的建议及新的思考都纳入了新的设计方案。

Q：老鼓楼衙署遗址公园的方案是否已经最终确定？

A：是的，2019年6月设计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审核获得正式批准。目前方案正处于实施阶段。

我们给项目定名为“重庆老鼓楼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展示的区域包括老鼓楼衙署遗址本体、周边环境以及其他相关遗址。老鼓楼遗址博物馆将成为重庆的一个新地标，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将分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下宋、元、明、清历代衙署的建筑遗址将得到充分保护与展示，地上马王庙及一系列民国历史建筑也将得以妥善保护，并作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向公众开放。遗址博物馆的屋顶将作为城市开放广场供市民全天候使用。遗址公园以老鼓楼遗址为中心，统筹周边众多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打通城市文化与生态廊道，在未来将极大推动和提升整个区域城市环境品质，彰显城市精神。

Q：老鼓楼高台建筑遗址作为主要展示区，保护修复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A：首先我们将在这里建设一个遗址博物馆。宋元明清的遗址将采用一系列先进的技术手段，得到妥善保护和充分展示。

其次，这里也将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城市公共场所。地上、地下都将向公众开放。公众在这里不仅可以阅读城市历史，也可以在这里摆龙门阵，跳广场舞，观望山水景色。

这里也会有一个城市的新地标。在重庆历史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老鼓楼建筑一直是城市的重要地标。虽然这个高台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不同。南宋时期，它是重庆府建筑群的一部分，也就是谯楼，类似北京紫禁城的天安门。明清时期，它成为城市鼓楼，有报时功能的一个城市公共建筑。至近现代，重庆修建解放路，鼓楼大部被毁，仅留北侧一部分承台，上部还叠压有其他商业及办公建筑。老鼓楼形象自南宋至今一直在变化，清代晚期的城市地图及照片记录了它当时的模样。当然，时至今天，这些都消失了。重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我认为城市依然需要一个新的地标，标识这个建筑以及这个建筑所代表的历史的存在。

关于老鼓楼的新形象，我们做了多种方案提供给国家文物局和重庆市选择，从比较具象的到比较抽象的方案都有。但根据国际、国内古迹遗址保护准则，老鼓楼原则上不允许重建，新的老鼓楼形象其实就像一个雕塑，是对历史的一种意象性表达。

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供图

这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我们从中国传统皮影艺术获得灵感，将老鼓楼的建筑形象多层、平面、抽象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是与非、实与虚、静与动的具有强烈中国文化和艺术特色的新形象。

这样做一方面减轻了遗址上部的重量，有利于遗址保护。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对老鼓楼历史形象的追问。一直以来，无论是专家还是大众，对于采用宋代还是清代老鼓楼形象以及宋代老鼓楼的形象是什么争论不休。新的设计方案回避了这个问题，它既不是宋代的，也不是清代的，它是历史的一个虚影，是老鼓楼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的一个标识，其作用是激发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历史的想象力。

不同的专家对老鼓楼历史形象的研究，我们持一个开放态度，未来会将所有方案的模型和图纸，展示陈列在博物馆中，供公众评说。

老鼓楼的新形象更像一个雕塑，是对历史的一种意象性表达。　刘克成 供图

Q：这个遗址公园的其他部分是怎么分区设计的呢？

A：遗址公园分为四个展示区。老鼓楼及其周围衙署遗址为核心保护展示区。北部民国外交部、国民党左派党部、人民公园、韩国临时政府以及解放碑作为重庆抗战遗迹保护展示区。白象街历史建筑群作为重庆开埠历史展示区。太平门与城墙、太平门码头作为重庆城防及码头文化展示区。目前，我们只是设计老鼓楼及其周围衙署遗址核心保护展示区、白象街历史建筑群所代表的重庆开埠历史展示区；太平门和城墙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由融创集团设计建设。抗战遗迹保护展示区和城防及码头文化展示区有待未来规划。

Q：在您看来，这样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呢？

A：正如前面所言，重庆老鼓楼遗址公园建设为全面展示重庆市的历史文化，连接自重庆置府以来各个重要发展时期的历史遗迹，建立山、城、江三位一体的城市开放空间和生态走廊，进一步加强重庆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性，进一步阐释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和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遗址公园将沉浸在城市现代化海洋中，是隐藏在混凝土森林中的历史文化碎片。遗址公园以一种连续、完整而特别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使现代人与历史的对话成为一种可能，让历史记忆成为城市发展的刻度，让遗产成为重庆人走向未来的一种资源和营养，使重庆城市文化更加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