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著《人间》论李斯及秦王政残暴原因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人间》中,《淮南子》首次论及李斯,指出：“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在《淮南子》看来,李斯之所以会被“车裂”,秦王朝之所以会“兼吞天下而亡”,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原因。也正因如此,《淮南子》才会将“李斯车裂”与“秦王政兼吞天下而亡”相并举,认为这都是秦王朝之暴政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间》中,《淮南子》首次论及李斯,指出：“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6]《淮南子》在此不仅将“李斯车裂”与秦王朝“兼吞天下”的历史发展相关联,而且将其与秦王政、智伯与商鞅等人,一并视为反面的政治典型,批判其尚功利、轻民本的政治实践。在《淮南子》看来,李斯之所以会被“车裂”,秦王朝之所以会“兼吞天下而亡”,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原因。

其一,《淮南子》言及“李斯车裂”时,明确指出“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7],认为李斯的政治实践不仅没有推动秦王朝走向以民为本的“圣王之治”,相反“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加剧其政治暴行,促其速亡。“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8],在《淮南子》看来,“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9],理想的统治者应如神农、尧、舜、禹、汤“五圣”,成为兴利为民的“圣王”明君,而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10]的“无义之君”、昏暴之主。对于那些佐君之重臣,也应如伊尹、吕望、百里奚和管仲,成为“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11]的“贤相”,而非逢君之恶、助纣为虐的邪佞之臣。但是,与这种“圣王”“贤相”的政治理想不同,《淮南子》实际上认为,在秦王朝的政治发展中,统治者毫无“圣王”之行可言,只知“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12],“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13],而作为“辅弼之臣”,李斯在政治上体现出的并非“忠臣者务崇君之德”,相反却是“谄臣者务广君之地”。^[14]因此,《淮南子》认为,李斯之被“车裂”,与秦王朝之灭亡一样,根本在于完全背离“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的政治原则,所以才会昧于一己私利,“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在恶化秦王朝的政治发展中,将自己推向最终的人生悲剧。(www.chuimin.cn)

其二,《淮南子》言及“李斯车裂”时,明确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认为不论是李斯的政治实践,还是秦王朝的历史发展,都严重缺失“种德而王”^[15]的正义性内涵,其结果只能是在蔑视民众利益,极端化功利政治中走向灭亡。“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16],《淮南子》认为,任何王朝的政治发展,都与统治者的具体实践密不可分,只有统治者力行善政,如禹、契和后稷时期的“三代”之政,能“布德施惠”,在除民之害、足民之食中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而这样的统治者,正因其累积如此的“阴德”“隐行”,所以自然会为民众所感激不忘,其后世也才能得到民众的政治支持和回报,所谓“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17]。但秦王朝的发展却与此相背,“秦王之时,或人葅子,利不足也”^[18],而李斯“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其政治实践非但不能促使统治者行德治、施仁政,奉行“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9]的根本原则,相反因“重爵禄”而“阿二世意”,力谏统治者“督责”以治国,致使秦王朝出现“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消极局面,不可挽回地走向“与民为仇”^[20]的政治歧途,在“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21]中土崩瓦解。李斯所行,在《淮南子》而言,与利民之善政南辕北辙,其法家化的功利性实践,毫无“德治”内涵,只能在现实中造成极君欲、轻民本的政治发展,以致丧身亡国。也正因如此,《淮南子》才会将“李斯车裂”与“秦王政兼吞天下而亡”相并举,认为这都是秦王朝之暴政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淮南子》著《人间》论李斯及秦王政残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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