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王船山论刘安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淮南王刘安的“谋反”事件,王船山不仅基本接受《史记》《汉书》的历史记载,而且给予了更为激烈的贬议。王船山对淮南王刘安的历史认识,与对其父刘长的批评有同有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王船山在评论刘安父子的谋反事件时,对文帝、武帝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表现出不同看法,其中对文帝的批评明显突出,而对武帝则少有言及。与此相随,王船山对刘长的政治悲剧有一定的同情,但对刘安则是完全贬斥抨击的。

在西汉历史上,淮南王刘安与其父刘长,先后因“谋反”事件而被废被诛,政治结局与人生命运都充满悲剧性色彩,甚至被《史记》《汉书》等传统正史著作形塑为汉代“反王”的反面性代表来批判和贬斥,认为二者都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23]。对淮南王刘长一生的政治史事,王船山主要论及两个方面：一是其在武帝时期所上《谏伐闽越书》,二是其晚年的“谋反”事件。对这两件史事,王船山都予以政治否定,并且在严厉批评中表达出自己强烈贬议的历史态度。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淮南王刘安上书武帝,劝谏后者发兵攻伐闽越,主张汉廷采取以德怀柔的政策,而非兴兵动武。在这份谏书中,刘安从当时总体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闽越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用兵闽越所取得的政治价值三个方面,对武帝出兵闽越的不利因素进行了阐明,试图劝阻武帝的用兵意图和行为。对刘安的谏言,清代学者有赞扬肯定者,也有批评否定者,但王船山在清初首开后者之先河,而且贬斥的言论与态度也最为激烈。^[24]

在王船山看来,刘安的谏言是“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25],其上书的根本意图就是阳谏用兵,阴扬汉过,实际上是为自己收揽人心,招名博誉。王船山反对刘安将闽越之地与“中国”相“分割”的看法,强调：“南越固海内之壤也”,“若夫东瓯之接吴、会,闽、越之连余干,尤股掌之相属也”^[26],批评刘安以“无为”之策来对待闽越问题。王船山也承认：“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学之费,仰资于县官,以利计之,不无小损”,但又认为从长远的国防安全来看,西汉王朝经营闽越之地所付出的代价完全是值得的：

然使盗我边鄙,害我穑事,置兵屯戍,甚则兴师御之,通计百年之利,小恡而大伤,明王之所贱,而抑岂仁人之所忍乎?^[27]

并指斥刘安所言是见“小恡而大伤”,目光浅狭。相反,结合西汉以后的历史发展,王船山积极肯定武帝征伐闽越举措的合理性：

顾使山围海绕、天合地属之人民,先王声教所及者,悍然于彝伦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其容恝弃之哉!武帝平瓯、闽,开南越,于今为文教之郡邑。

还以汉、宋两朝为比较,认为宋王朝对自身周边地区的政治经营,远逊于汉：

而宋置河朔、燕、云之民,画塘水三关以绝之,使渐染夷风,于是天地文明之气日移而南,天且歆汉之功而厌宋之偷矣。^[28]

出于这种对武帝征伐闽越政策的肯定和认同,王船山认为刘安的上书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其“叛谋”意图的实际反映,应被彻底否定,“安挟私以讦武帝,言虽辩,明者所弗听也”,而且刘安自己也应有所悔悟,“‘将叛之人其辞惭’,当亦内愧于心矣”^[29]。(www.chuimin.cn)

对淮南王刘安的“谋反”事件,王船山不仅基本接受《史记》《汉书》的历史记载,而且给予了更为激烈的贬议。他认为：

而所谋兴兵者,率儿戏之策；所与偕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赐及太子迁尔。叛谋不成,兵不得举,自刭于宫庭,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30]

从中可见,王船山不但将刘长的败亡看作妄动欲心,自取其祸的结果,而且痛斥其为“愚”为“狂”,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褒贬态度。王船山进一步言明刘安之“愚”所在,论析其“谋反”事件的失败原因：

成皋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险何易据,知无能与卫青敌,而欲徼幸于刺客,安即反,其能当青乎?即刺青,其能当霍去病乎?公孙弘虽不任为柱石臣,而岂易说者?起贫贱为汉三公,何求于淮南,而敢以九族试雄主大将之欧刀邪?内所恃者,徒巧亡实之严助；外所挟者,轻剽亡赖之左吴、赵贤、朱骄；首鼠两端之伍被,怀异志于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于如此,固高煦、宸濠之所不屑为。^[31]

在王船山看来,刘安的“谋反”行为是对武帝时期政治形势缺乏明智判断的结果,是“徼幸”之举,其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从人才方面来看,汉廷明显要优于淮南国。武帝有卫青、霍去病、公孙弘这样功名卓著的将相人才,而刘安身边却只有左吴、赵贤、朱骄、伍被之辈,不是“轻剽亡赖”,就是“首鼠两端”,而从人才的实际能力与忠臣度上考量,刘安的政治力量显然难以取胜,因此其最终走上“谋反”道路,完全是不自量力的“愚”“狂”行为。

除了强调刘安自身的政治缺点外,王船山也特别指出：“无左吴、赵贤,则淮南不能谋逆”^[32],认为刘安作为西汉诸侯王,其谋反举动受到身边宾客的重要影响,是内外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王船山这种认识,是对《史记》看法的历史承袭和认同。司马迁就曾言：“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33],率先将刘安的谋反行为与淮南宾客、淮南国风气的地方因素结合而论。

王船山对淮南王刘安的历史认识,与对其父刘长的批评有同有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王船山在评论刘安父子的谋反事件时,对文帝、武帝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表现出不同看法,其中对文帝的批评明显突出,而对武帝则少有言及。与此相随,王船山对刘长的政治悲剧有一定的同情,但对刘安则是完全贬斥抨击的。王船山对刘安谋反事件的认识,同样没有摆脱自身时代的桎梏,仍然难以从皇权政治的根本弊端出发进行揭示和评论。

《淮南子》思想史论：王船山论刘安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