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新史学：通史与专史的一种新兴学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学术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史学成为主导，此前各方针锋相对的争论，暂趋平静，壁垒森严的分界也有所调和，吸取各自的优点，加以批判的综合。在战时环境下，学人一方面颠沛流离，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进行，另一方面受到国破家亡的刺激，纷纷总结和反省战前史学研究的利弊得失，新史学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

抗战期间较早对近代史学进行总结的是金毓黻，他从日本占领下的东北逃脱，辗转加入中央大学，发奋著述，自1938年2月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1939年9月改定，其分期前后有所变化（先分为六期，后改为五期），但不论如何调整，清季民国以来的“革新期”，都是论述的要点。“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未为不当。”[78]书稿修改过程中，1939年2月，金毓黻曾将论述革新期史学的第10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寄往《新民族周刊》发表。[79]新中国成立后修订出版时，金毓黻将第10章删去。[80]2000年再版，该篇作为附录补入。

金毓黻认为，虽然王国维宣称学无新旧，但因为时代和环境关系，不能无所偏重。距当时四五十年前的学者大抵笃旧，清季怵于外患，知旧学不尽适用，转而鹜新，民国以还尤甚，多数学者，以新自泽。因此，最近史学之趋势，分为两端，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前者也就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所说的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有人称之为中国旧学之进步，金毓黻认为：“与其谓为旧学之进步，无宁谓为国学之别辟新机；与其谓从古未有之进步者为考证学，无宁谓为史学。”因为考证学只是研史过程中的一种方法，方法日新，则学术日辟新机，凡百学术皆然，而史学为尤著。换言之，这也是新史学的一方面或一种新史学。

至于新史学的建设与新史的编纂，“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倡言者“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而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通史的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专史有断代史、国别史以及各种专门史。金毓黻列举了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关于新史体例的意见，尤其论述了近顷颇盛行的主题研究之法，亦即专题研究，认为主题研究为比较近于科学方法之研究，而以王国维、陈垣两人为代表。同时指出：“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个之贯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手段过程中，得有大量之收获，而遂忘其最后之目的，即不应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却整个之贯通。……盖为人而作传谱，为事而立标题，皆为治史之手段，而其目的乃在造有系统有组织之通史专史，亦必各个部分咸有精确之断案，然后造作通史专史乃易于成功，亦即吾理想中比较完善之新史。所谓新史之创造，其方法亦不外此。”关于疑古和考史，则认为不可轻于信古，亦不可轻于疑古，应当考而后信，乃能得其正鹄。而考史之失有二：“读书不多，举证不富，轻为论断，则失之陋；列举多证，以伪为真，轻为论断，则失之妄。肯虚心者，或患读书太少，而读书太多者，或未必肯虚心。故陋之病尚可补救，而妄之病每至不可医也。”

梳理论述了近代史学发展的趋势之后，金毓黻总结道：“综观上文所述，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藩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81]金毓黻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分析各家是非得失的基础上，试图博采众长，求同存异，跳出门户偏见，指示一条综合协调的新史学之道。这一时期的总结评论者，由于大都不在各派的门户之中，所以基本都取这一态度，只是对于各派的看法不一，利弊得失的把握自然有所不同。

与相对温和平实的金毓黻相比，钱穆的态度要鲜明得多。钱穆战前即对中国史学的主流各派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反对各种偏颇之论。迁徙到西南后方，钱穆依据原来北大通史讲义资料写成《国史大纲》，为了说明写书旨意，别为引论一篇，先期在《中央日报》发表。据说此文一出，学术界和师生议论纷纷，毁誉参半，陈寅恪许为大文章，毛子水愤而欲作文批驳，傅斯年则不以为然，一时间激起不小的波澜。[82]

这篇两万字的长文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在于钱穆对中国近世（即一般所说的近代）史学做了全面的批判和评论，他将近代史学分成传统（或记诵）、革新（或宣传）、科学（或考订）三派，认为传统派主于记诵，熟悉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亦间为校勘辑补。科学派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与传统派同偏于史料，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两派均缺乏系统，无意义，纯为书本文字之学，与现实无预。记诵派稍近人事，即使无补于世，也还有益于己。考订派则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不见前人整段活动，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

至于革新派，钱穆虽然承认“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以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可是他同时批评该派对于历史“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以往之历史智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案。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述钱穆对革新派史学的意见，是因为其所谓革新派史学，也就是一般而言的新史学。钱穆将革新派史学分为三期，清季为政治革命，将现实一切问题，归罪于二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因而将一切史实，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继起者为“文化革命”，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归于思想文化落后，要扫除二千年思想之痼疾。再继者为“经济革命”，认为经济是基础，主张先改造社会经济形态。虽然记诵派和考订派对其缺乏依据的放言高论表示学理上的不满，可是一般国人只需了解大体。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所攻击的专制黑暗和孔老思想，都很难再引起国人的共鸣，而经济革命派将现实解释为封建社会延续的说法，使得有志于革新现实者风靡而从。可是钱穆断言：“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这不仅是对梁启超以来所有的新史学全盘否定，而且将中国无史的原因归咎于新史学，正是由于近代以来学人不断提倡各式各样的新史学，才导致中国出现历来最没有国史知识的状况。

将新史学一网打尽之后，钱穆提出了自己的新史学标准。关于这一问题，钱穆战前已经有所思考。1937年1月17日，他以“未学斋主”的笔名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10期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的文章，认为历代都会从旧史中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中国当有史以来的巨变，尤其需要新史学的创建。而新史学的大体，“要言之，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而求其能有极平易的成绩，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统系而自能照映现代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已往之动态，历史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也。求识历史之动态，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他特别批评单一从经济角度看历史，误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即停滞不前的观念，是未能深究国史内容而轻率立言。(www.chuimin.cn)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进一步提出：新通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83]。

1942年，钱穆借悼念张荫麟之机，撰文论述《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他说：“今之所谓‘新史学’，昔人未尝不悟此意，司马迁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也。史学殊无新旧，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学真有得，亦必能如此而后于世事真有补。”据此，他提出今日中国人所需之新史学，必须合乎上述标准，而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了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而后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否则记注之官，无当于史学之大任。”

在钱穆心目中，能够成为新史学家的理想人选，张荫麟无疑首屈一指。钱穆提出的标准，很像是为张荫麟度身定造。据说1934年钱穆与张荫麟相识，两人共有志为通史之学，钱穆“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并且对张荫麟的英年早逝痛心疾首，而寄希望于来者。[84]

钱穆以外，战前已有人将张荫麟与新史学相联系。张的《中国史纲》出版后，汤朝华以外行人的身份发表书评，认为中国历来史学发达，而近代以来的新史学才开始一个萌芽的时代，希望保持原有的风气，继续发达这门重要的学问。并且批评新史学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仍然不能产生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如果按照专家的意见，要等各个断代史研究成熟才能写出好的通史，起码还要三五十年。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得大中小学和国民的历史教育成绩不佳。国民最基本的教育是史地教育，史地教育的失败便是整个教育的失败。因此对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出版感到无限的快慰，对该书写作上的生动活泼和亲切感人大力表彰。[85]钱穆的看法比汤朝华复杂得多，尤其是背后的是非恩怨，牵扯广泛，他也未必完全同意汤的意见。不过两人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对战前中国的史学状况相当不满意。这也是抗战期间学人回顾战前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普遍趋向。

汤朝华等人急于编撰通史的意见，未必能获得专家的广泛支持。黄肖兰所写《现代史学之新趋势》，依据鲁滨孙等欧美学人的著作，认为19世纪以来，历史学走上了新阶段，新史学从三方面将历史的范围扩大，一是人类利益活动的种类加多，二是人类有史时期延长，三是历史的空间向世界范围增大。同时方法远较旧史学严谨，注意材料的性质、鉴别和取舍。因为历史家的目的，不再是娱乐读者，维持道德或爱国心，而是以过去时代之庐山真面目介绍于现代，使理解现代文化成立之经过原因，然后能知道我们文化中的重要实质与进步，以及原始时代遗下阻碍进步的残余，以便利用过去来谋划现在。新史学视文化为一大有机混合物，重视人类行为的任何方面，但力求注重于人类生存发展有最大影响的几类利益和活动，如流行的思想态度、工艺学、自然科学、经济与社会关系、政治法律宗教制度等。由于范围的扩大和方法的严谨，研究的趋势是分工合作，“有专题的研究，然后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86]。

1941年初，周予同在《学林》第4期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将中国史学分为萌芽、产生、发展、转变四期，前三期为旧史学，第四期为新史学，而新史学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一是专究史料方面。“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虽然李济等人能由新史料而产生新史观，一般而言，仍可分属两派。其史观派又分为儒教史观派（经典派）和超儒教经典派，前者包括古文学和今文学两支，后者包括疑古、考古、释古三派，并着重于今文学对新史学出现的影响。这些派分法，尤其是大别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对于后来近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影响相当深远，由此产生的偏蔽也很严重。史料与史观，本为治史不可或缺，高明的史家或有所侧重，却不会偏于一端。虽然二者关系如何判定，各家说法不一，当在史无定法之列，但没有史观如何处理史料，没有史料史观从何而来？因此一般只是断为近代史学发展的两个方面，未以派分。不可分而强分，难免主观太甚。近代学术由经入史，周予同从经学史看一般历史，本来不错，可惜受晚近成说的影响，过分强调门派之争，要想概括晚清民国的学术脉络，也不易得当。战前他本来打算写一本《中国的新史学与新史料》，据说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可惜毁于战火。在缺少参考文献和安定环境的条件下，只能写出此文，不能尽量叙述，令人遗憾。[87]

周予同批评钱穆苛责前人，认为各派主张的终极目标并无根本冲突，分别只在工具和路径，而且在相互争论中不断有所改进。抗战以来，“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其实钱穆只是认为前人不当分别太过清晰，导致此疆彼界，畛域自囿。他批评各派的目的，便是综合各派的优长。他提倡新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月日浏览之所能通贯”[88]。

金毓黻、钱穆、周予同都是从历史教学的实践出发，为了便于大学生对中国史学现阶段发展的把握，对新史学进行总结和评点的，因而可以全面综合平衡。可是，各派学人的最终目的虽然大同，其路径和态度却迥异，意见分歧并不易调和。况且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范围广泛，而各人的主客观条件有限，难得全才，以臻理想境界，不得不权衡取舍，分科分类。欧洲学术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支，进一步加强了彼此分界。由于实际做法与追求目标相距甚远，针对前者的批评很难令人信服。

主题研究者对于综合协调的意见仍有不同看法。钱穆悬的甚高，要求各方面兼备，已经很难找到胜任愉快者，包括他本人在内，傅斯年就对其“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极不以为然。[89]这也是后来钱穆长期受到歧视的重要原因。1941年沈兼士在辅仁大学史学会讲“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虽然声明是外行人，却凸显北京大学在史学革新方面的作用，认为“近代史学之新发展，多借助于考古学及民俗学（前者是静的，后者是动的），纵横经纬，合起来便成一种新的史学”。强调以新材料新方法重证民族信史。[90]顾颉刚等人撰写《当代中国史学》，将近百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后期的史学颇为新颖，可是放弃使用新史学的笼统概念，更不用派分划界，而将目光着重放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实际进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