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傅斯年史学观点的四个曲解

在“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宣言之下，傅斯年的一些相关主张多少有些口号式的意味，有时甚至故作惊人语，因而不免引起误解，滋生流弊。批判较为深入者，可见钱穆的《新亚学报发刊辞》等论著。然而，全面理解傅斯年，不要以只言片语立论，可见傅斯年的许多主张，主要是为了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不是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除了发表《旨趣》，他还不断宣称：“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科学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32]尽管他认为如此才算得上是高深的研究，才能在世界学术之林争胜，毕竟只是少数人“上达”而非“下学”[33]的事业。

傅斯年承认“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虽然不得谓文，但可谓之学，事实之记载则超前贤远矣”[34]。而在历史教育的层面，傅斯年认为意义有三，一、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了解人类及人性。二、国民训练，培养爱国心民族性。三、认识文化演进之阶段和民族形态之述状，中国史更应注重政治、社会、文物三事之相互影响。[35]如此看来，“史学只是史料学”，虽然可以说是傅斯年史学的主导思想，却不能完整地表达其全部观念，至少有流弊匪浅的四点，未必缘于傅斯年的本意：

其一，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的关系。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识大体，由博返约，以约至精，由精而通，在整体下研究局部，才能贯通无碍。若由点及面，从局部看整体，甚至将局部放大为整体，则难免偏蔽，导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突出强调扩张新材料和扩充新工具，扩大旧范围，陈寅恪等人也主张以新材料治新学问的预流，影响了整个学界的风气，不少后来者一味扩张人所不见的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贺昌群说：“大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风，一番新史料的发现，必有一番新学问的领域，能够占在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这番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陈寅恪先生称此为‘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可以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的问题。”[36]高明者应延续前贤未竟之业，即所谓接着做，若一味看前人未见史料，究前人未知问题，不仅细碎，所谓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更可悲的是所得或许不过前人唾余。

其实，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并非主张一味扩张新材料，其着重强调扩张新材料的前提，是已经读过书并掌握了基本材料，而不是针对未得门径的初学者。《史学方法导论》明确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37]对此傅斯年很有心得。1931年2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道：“孟真来谈古史事，尔纲也参加。孟真原文说：‘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此意最重要。尔纲此时尚不能承受此说。”[38]

陈寅恪教书也有类似主张。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39]不同研究领域的新旧材料还有所分别，如金石学：“自昔长于金石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40]在文化史领域，只抄撮旧材料或只用旧材料而予以牵强附会的新解释，均不可取，“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41]

识一字成活一片，至少也有两层意境，第一，生材料得以连缀；第二，旧材料得以重组。前者因其片断，无从联系解释，后者虽有解释，但加入主观，与本事不能贴切。前者可以发现，后者更能进而发明。

其二，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的关系。既然史料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具有不完整性和片断性，即使晚近史料繁多，对于事实的记载也不可能全面，不可能完整保存，不可能看法一致。因此，没有贯通，则难以连缀成篇，取舍适宜，拿捏得当。实事往往无实证，而有实证者又多为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必须前后左右，虚实互证。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多多少少也是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42]以及《〈史料与史学〉发刊词》所称该所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43]，显然有所局限。陈寅恪也有类似表述，陈守实记：“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44]那么，单纯整理材料，如何能够“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45]？

或者误解，以为整理材料只是一般抄录拼凑，实则傅斯年对此批评甚严。他所强调的，是“‘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辨〔辩〕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46]，但反对笨伯的考证，而主张聪明的考证。他说：“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47]

抗战期间傅斯年先后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的科学补助金，对于候选人的评议很能体现其史学观念：如龙沅“虽送来三册著作，然除绪论二叶外，皆抄撮成书，并无考辩。转徙中能抄撮成篇，固为勤勉，然其著作之能力如何，无从悬揣。列为备取，置之最末，亦无不可。然此等情形，似永无补入之望，或亦徒然也”。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于抄撮常见书外，亦无所表见也”[48]。列为乙等的李俊，“著作只是抄集，李剑农先生介绍之词，似言过其实。惟如此一长题目（《中国宰相制度》），纵二千年，精练之史学家决不敢为之。作者虽不了解此问题中各时代之细点，但抄撮尚勤，亦颇扼要，在今日一般出版水准中，此书不算坏。以此书为例，则彼之计划作‘中国选士制度考’，其结果亦必是此类之书，此虽不足名为研究，却可作为一般人参考之资也”[49]。可见傅斯年对于以抄撮代著述的做法极不以为然。所谓整理材料，决非抄撮拼凑那样简单。要让材料出货，能够显示史事，阙疑与推论之间，如何求证便是关键。

虽然傅斯年后来多用考证表示整理资料，其经典的表述还是比较，唯有善于比较才是聪明的考证。而陈寅恪可谓聪明考证的代表。卞僧慧称：“寅恪师史学之所以精深，在对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开拓史学园地。盖史料向来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别，一般史家率多直笔史料的述证，限于搜集、排比、综合，虽能以量多见长，以著作等身自负，但因昧于史料的隐曲面，其实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有时难免隔靴搔痒之讥。惟寅恪师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遂使人对常见的史料，发生化臭腐为神奇之感，不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点新方法，实为难能罕有之事。”[50]傅斯年对此当有同感。1930年代初傅斯年听陈寅恪“告以近中发见杨隋、李唐帝室之非汉姓，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弟自国难起后，心绪如焚，月余之中，仅闻此事为之快意耳。弟当时最高兴者，为闻兄找到证据之确切而又巧妙。归来思之，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吾等此日治史学诚不可定谈世代之升沈，然时代之Gestalt确有不可忽略者。弟常自觉得，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致此事件当非偶然”[51]。则聪明的考证不仅发覆事实，更能激发无穷的联想。

按照严耕望的看法，证据之确切而又巧妙的考证已经不是简单地整理史料：“论者每谓，陈寅恪先生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因而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52]他还以陈垣、陈寅恪为例，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53]

傅斯年对《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评价与陈寅恪间有不同，多少体现了两人史学观念的差别。[54]抗战期间陈寅恪坐困香港，“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讼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肚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傥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55]？如此读史，与傅斯年的主张不无距离。而聪明的考证往往又能刺激丰富的联想，傅斯年本人也难免情不自禁。只是连缀仍须以解读史料为基础，不能抽离材料的具体时空关系任意牵扯。

其三，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的关系。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尽管他同时指出着重四裔的汉学其实是“虏学”，其具体计划的求新材料，除考古发掘外，主要还是向西向南，要脱离纯中国材料的范围，借重虏学，考四裔史事，向四方发展。他宣称：“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之类），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国中之历史学与语言学与时俱进。”[56]为了婉拒一些人事请托要求，他还不断强调史语所的不同路径：“入所一事，一时恐无办法。盖第一组之范围，一部分为史学，一部分为文籍学（经、子等），后者规定仅当前者三分之一，今乃过之，不复能加人矣，而前者之古史一门，本所不提倡文籍中之辨论，乃愿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学解决问题也，故近十年中，未曾增治古史者一人。一机关应有其学风，此即本所之学风也。”[57]这些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造成广泛的错觉，纷纷以向西洋人借来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去做西洋的东方学者的拿手好戏为时趋。

不过，傅斯年骨子里其实很有本位文化意识，他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不以为然，梦想中国的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强调文化内层的纲领。他在《〈城子崖〉序》中说：“一个人思想的路途，总受其环境之影响，而其成绩正靠其特有之凭藉。请看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我们承认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我们深信这些工作成就之后，中国史的视影要改动的。不过同时我们也觉得中国史之重要问题更有些‘全汉’的，而这些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中国学人易于在这些问题上启发，而把这些问题推阐出巨重的结果来，又是中国学人用其凭藉较易于办到的。”[58]

这层意思不仅是傅斯年的理念，而且落实为他的工作计划。1929年9月9日，傅斯年写信给陈寅恪，希望这位当时中国最有资格同时也正在研究东方学的学者改头换面，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宋代。函谓：“来函敬悉。此事兄有如许兴趣，至可喜也。此事进行，有两路：一、专此为聘一人，二、由兄领之。弟觉专聘一人，实难其选。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朱遏先、陈援庵亦留学生也），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然留学生之博闻，而又有志史学，而又有批评的意□在，鲜矣。算来算去，不过尔尔！故如吾兄领之而组织一队，有四处寻书者，有埋头看书者，有剪刀□者……，则五、六年后，已可成一长篇之材料有余矣。此时无论研究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只要稍散漫，便须遍观各书，何如举而一齐看之乎？弟意，此一工作，当有不少之副产物，如全宋文（□诗词）、全宋笔记、全宋艺文志（或即为新宋史之一部）等，实一快事！目下有三、四百元一月，便可动手。若后来有钱、有人，更可速进。如研究所地老天荒，仍可自己回家继续也。且此时弄此题，实为事半功倍，盖唐代史题每杂些外国东西，此时研究，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个比较纯粹中国学问，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此可于十年之内成大功效，五年之内成小功效，三年之内有文章出来者也。”[59]

人员虽然非留学生不可，方面却不要与洋人拖泥带水，而须治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在傅斯年看来，弄“半汉”之外国学人真正高明者屈指可数，且在整个西洋学术范围内仍是旁支，以此为标的，难免等而下之。心高气盛的傅斯年当然不会作茧自缚。只是心系于宋史的傅、陈二人，终其一生，却极少有宋史方面的专门论著，其中的蹊跷，值得深入探究。

其四，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傅斯年自求通贯，却指示后来者谨守断代，虽有专攻与博览之分，毕竟高下有别。加上以考证代比较，很容易误解为识小不识大，以考据为学问。近代学人从新汉学、史料派、考据学派等角度总结利弊得失，矛头都指向傅斯年的口号。至少从傅斯年本人的学术实践看，有失允当。他对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的主要批评，正是精研专题而忘却整个立场，没有大题目。他告诉王献唐：“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若非有此诸君，亭林、西和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许多（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际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胆大的人，而能精细，思想驰骋的人，而能质实，诚可凭乾嘉之所至，一返明清之际所认识之大题目。”[60]这与一般人们所描述的傅斯年反差相当明显。

要在精研专题与不忘整个立场之间求得统一，避免琐碎与胡说，重要的原则就是陈寅恪所说既要具有统系又须不涉傅会，这也是整理史料与研究史学相一致的关键。[61]傅斯年的态度，可以从他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补助金申请窥见一二。对于早年在厦门大学做社会经济史，后来到中山大学跟随朱谦之鼓吹现代史学的陈啸江，傅斯年很不以为然：“此君之所计划，弟早已见到，并亲听其解释。觉其空洞无当，且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故拟此怪题。”对于李文治，则认为“在此次送交审查全部著作中，仅此君之《晚明流寇》一书可称为‘史学的研究’。此君史学之训练尚非尽善，其中颇有可以改善之点。但就大体言之，确已抓到一‘史学的问题’，而其处理之法，亦大致得当”[62]。其取舍标准，反对抄撮史料之外，问题把握的当否至为关键。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实际却往往相反，即使在首重求真的史学领域，人们似乎也倾向于将理论与事实分离甚至对立，觉得事实不如雄辩有力，总希望用雄辩压倒事实。而“史学只是史料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所谓“理论”，所以同样遭遇总有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的尴尬。不过流弊毕竟不同于本意，批评前人，同时也是对自己见识功力的检验。要想超越傅斯年，也须先因而后创。若是但凭己见，发横通之议论，非但难以超越，很可能不及其思维的水准，甚至重蹈其批评的覆辙。评议前人或他人思想，须将其所有文字乃至言行全面了解，切勿以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只言片语、个别口号立论，以免误读错解。否则，畅所欲言变成胡言乱语，自曝其短、贻笑大方事小，误导众生可就罪孽深重了。

[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页。

[2]参见侯云灏《“史学便是史料学”——记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历史教学》1999年第9期，第21页。

[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7页。

[4]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的编者已经指出该文与《史学方法导论》第二讲的关系。

[5]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29页。

[6]1941年9月20日致胡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25—226页。

[7]“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1943年1月15日傅斯年致朱家骅函：“原来在此［北］平时，弟感觉社会所之亦治史学也，曾与孟和商量，二人同意如下：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明、清两代经济史，以其经济方面，或比史之方面为重，归社会所；明、清以前者，以其史学方面比经济方面为重，归史语所。”

[8]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4页。

[9]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309页。

[10]《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49—156页。

[11]李守常：《史学要论》，第22页

[12]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第5869页。

[13]《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

[14]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第5039页。

[15]《考古学的新方法》，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8页。

[1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43页。

[17]1943年1月15日傅斯年致朱家骅函，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18]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页。

[19]《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原载1950年4月《台大社会科学论丛》第一期。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68页。

[20]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43页。

[21]《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7、91页。

[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6页。(www.chuimin.cn)

[23]《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1页。

[24]1935年10月1日《教与学》第1卷第4期，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52—55页。

[25]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页。

[2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6页。

[2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0页。

[28]问琴：《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第16期，1923年。

[29]《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合刊，1935年6月。

[30]《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文苑·文录”第3—4页。

[31]《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15页。

[32]1929年10月6日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82、92页。

[33]钱穆：《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

[34]《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未刊稿），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5页。

[35]《闲谈历史教科书》，1935年10月1日《教与学》第1卷第4期，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55页。

[36]《贺昌群文集》第一卷，第180页。

[3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35页。

[3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61页。

[39]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96—97页。

[40]《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史论丛续稿〉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0页。

[41]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4页。

[42]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0页。

[4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35页。

[44]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1月5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45]《〈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6页。

[46]1940年2月24日傅斯年致孙次舟〔抄件〕。

[4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1页。

[48]1940年6月（？）傅斯年致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

[49]1942年5月19日傅斯年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50]翁同文：《追念陈寅恪师》，《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61—62页。

[51]1931年底（？）傅斯年致陈寅恪〔抄件，残〕。此事朱希祖等看法不同。

[52]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94页。

[53]严耕望：《治史答问》，第85—86页。

[54]陈寅恪与傅斯年关于宋代史学观念的异同，另文详论。

[55]《陈述辽史补注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4页。

[56]1928年5月5日致蔡元培杨杏佛，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1页。

[57]1944年8月15日傅斯年致杨向奎〔抄件〕。

[58]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235页。原载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

[59]1929年9月9日傅斯年致陈寅恪。

[60]1931年4月20日致王献唐，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00—101页。

[61]《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62]1942年5月傅斯年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42年5月19日傅斯年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