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学人与学术的比较研究

2023-11-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陈寅恪与刘文典书，除正面回应对对子问题外，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他对比较研究方法的意见。就比较研究而言，陈寅恪推崇合本子注法而批评格义法，显然意在讥讽晚清以来附会中西学说的猖獗。乐黛云教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称：吴宓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或谓翟氏曾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的批评著作，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

陈寅恪与刘文典书，除正面回应对对子问题外，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他对比较研究方法的意见。不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痛批马氏文通，指为“何其不通如是”，还对附会中外学说的格义式比较提出批评：“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格义”之说，详见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盖晋世清谈之士，多喜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僧徒之间复有一种具体之方法，名曰‘格义’。‘格义’之名，虽罕见载记，然曾盛行一时，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

与此相对，“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还有“合本”。“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附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

陈寅恪还引用敏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所说：“此三贤者，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关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按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若其配不相畴，傥失其类者，俟后明哲君子刊之从正。”认为“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方法，亦何以远过。……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18]。

就比较研究而言，陈寅恪推崇合本子注法而批评格义法，显然意在讥讽晚清以来附会中西学说的猖獗。除了痛批马氏文通外，所举要例为中国文学系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此事颇有几分蹊跷。当时中国各大学开设中外文学比较课程者极少，而且不在中国文学系，而在外国文学系。乐黛云教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称：吴宓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9年12月，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语义派的创始人瑞恰慈（I.A.Richards）应邀到清华任教，在清华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比较文学”为名的正式课程。清华中文系则在朱自清、杨振声的主持下，提出要“注意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中国文学专家研究”“外国文学专家研究”等课程，同时开出“当代比较小说”“佛教翻译文学”选修课及“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等专题课。中文系教师还在外文系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等选修课。此外，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岭南大学等学校也开设过类似的课程。[19]

上述细节方面有小误，据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佛教翻译文学”应为陈寅恪所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应为“中国文学中佛教故事之研究”，而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的叶崇圣，即叶公超，1929年至1935年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瑞恰慈到清华任教是在1929年9月，其1929—1931年在外文系所开课程为：“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20]。所谓瑞恰慈开设的“比较文学”，似从未出现在正式课表上。直到1934—1935年度，才有翟孟生（R.D.Jamesan）的“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外国语文学系的研究部暂设课程。或谓翟氏曾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的批评著作，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21]这大概是指1934年4月翟孟生发表于《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的《On the Comparision of Literature》。这些描述，容易令人理解为翟孟生的著述及讲学，均为受瑞恰慈影响的结果。其实二者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以及究竟怎样联系，仍需进一步考察。有学人便声称在清华外文系讲比较文学的，“先是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翟孟生，后是曾任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的瑞恰慈”[22]。次序刚好相反。(www.chuimin.cn)

至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鉴于当时“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自1928年杨振声被聘为教授兼主任后，对于这样的状况深致不满，认为更重大的使命是创造新文学，因而提出一个新的目的，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而创造新文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参考外国文学”[23]。

这段话出自1931年朱自清代理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撰写的《中国文学系概况》，在弥漫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气氛的北平学术界，多少有些隐晦。据杨振声后来的回忆，当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接流……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大学恰巧是人文荟萃，来协调这些冲突，综合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在文法两院的科系中，如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治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及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一个。”“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是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意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24]

杨振声事后的回忆，因语境大变，也不免夸张。当时改造课程的原则是：“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25]所开设的课程旧的仍占多数，“新的只有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三种。”[26]朱自清所说“当代比较文学”，应为杨振声自1929年度所开设的选修课“当代比较小说”之误。而参考外国文学的具体措施，是在必修课中增加由外国语文系教师开设的西洋文学概要和西洋文学专集研究两科，并计划增设第二外语。不过杨振声、朱自清等人确有进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或教学的设想，据杨振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该系自1928年10月改订课程后，目的就是要一方面注意研究中国各体文学，一方面注意于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对文学的各体都亲炙了，再贯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外文学都造成相当的概念了，再证之以中外比较文学。对于某家或某体文学养成相当的倾向了，再继之以文学专家研究”[27]。

1930年暑假后，杨振声就任青岛大学校长，由朱自清代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年8月，朱自清休假游欧，由刘文典继任。到1932年9月朱自清归国，再正式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从时间上看，刘文典任内的对对子风波，应由朱自清来善后。目前找不到朱自清对于此事的直接表态，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10月3日，任教于清华中文系的浦江清来访，谈及两大问题，“一、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西藏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黏着语，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中国字为象形，形一而声可各从其乡，所谓书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谐声等五书辅之，乃可久存，见于记载，以省文故，另成一体与语言离，如今之拍电报然，又如数学公式然。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至《尚书》之文难读者，盖杂白话分子多。又谓以后文体变易，大抵以杂入白话分子故。……二、比较文学史方法：中国中古文学多受印度影响，小说话与诗杂，继乃移诗于前，话渐多。此种诗至宋变为大曲，又变为诸宫调，为戏曲之原。至唐七言诗则受波斯影响，日本、朝鲜则被中国影响。又谓人类学有所谓传布说，为文化大抵由传布，异地各自独立发展同样文化者，绝鲜其例。因思希腊无小说，印度无戏剧，至亚历山大东征后乃相交易而有。故元曲实间接受希腊影响，其具悲剧味盖非无因。”闻此朱自清叹道：“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28]其实浦江清此前担任陈寅恪的助手，而陈那时对身边人尚能坦言人事学问，因而浦江清所说，往往可见陈寅恪的影子。

浦江清的到访及其所论，虽然不一定与对对子一事直接相关，但时间如此凑巧，话题又复切近，而且相关各人与此事多有关联，多少反映了一些背景。是年底，清华中国文学系教授会通过《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除保留新文学课程和外文课程外，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开设“国学要籍”一类的课程，并将全部课程大致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以培养古典文学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人才。[29]但这一变动并不影响朱自清对比较文学的重视。他于1934年写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仍然坚持：“本系必修课程，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所谓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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