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突破-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

2023-11-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從陳伯達同志爲了實現哲學、社會科學的大躍進，提出了“厚今薄古，邊幹邊學”的方針後，全國各地史學工作者各抒己見，展開討論。然而在今天社會生産大躍進、形勢逼人的情况下，如果不抱定决心，徹底改造，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那就將是歷史科學躍進道路上的嚴重障礙。爲了貫徹“厚今薄古”這一方針，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爲歷史科學的思想指南，同時也必須對近代現代史加强研究。

自從陳伯達同志爲了實現哲學、社會科學的大躍進，提出了“厚今薄古，邊幹邊學”的方針後，全國各地史學工作者各抒己見，展開討論。我曾參加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和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談會，深受啓發。對于歷史科學如何贯徹“厚今薄古”的原則問題，我是同意范文瀾同志的意見的：“厚今薄古”還是“厚古薄今”，是興無滅資還是興資滅無的兩條道路的斗争，我們新史學工作者必須站在馬克思主義者立場上，以厚今薄古、興無滅資爲己任，確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進行研究，使歷史科學真正爲社會主義服務、爲政治服務。

在過去受到封建的、資産階級的舊史學影響的歷史科學工作者或歷史教學工作者，包括我自已在内，當陳伯達同志提出“厚今薄古，邊幹邊學”方針以後，深深感到加强馬克思主義學習的必要性，我們今後在歷史研究或歷史教學中，不論立場觀點上、方法上、内容上，都應該根據這個方針，加以考慮。但是也有些人，感到震動，存有顧慮。我認爲能够震動，還是好的；能將顧慮暴露出來，通過同志們的幫助，是可以消除顧慮的。在舊社會、舊史學的殘餘思想影響還没有徹底肅清和新的思想還没有完全建立之前，情感上一時扭不轉來，也是合乎清理的。然而在今天社會生産大躍進、形勢逼人的情况下，如果不抱定决心，徹底改造，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那就將是歷史科學躍進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爲了貫徹“厚今薄古”這一方針，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爲歷史科學的思想指南，同時也必須對近代現代史加强研究。但也有些人存有不同程度的顧慮，説：“古代史學術性强、近代現代史政冶性强，學術性不强”，“研究近代現代史容易犯錯誤”，“研究近代現代史没有資料”，等等。我認爲這些顧慮是不應該存在的；這樣的提法也是不够妥當的。

以爲“古代史學術性强、近代現代史政治性强、學術性不强”的説法，實際是將學術與政治分離開來；事實上，就是封建時代有價值的歷史著作，也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孔子是因爲春秋時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于是“懼”而作“春秋”的；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是爲了“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奸宄’，厥有履霜之漸。”^[1]他們是懂得學術爲政治服務的。買辦學者胡適爲了麻痹中國青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他在“五四”以後，提倡學術和政治分離，他大放厥詞説：“我以爲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種狹義的功利觀念——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2]胡適提出這個口號，是有其反動的政治目的的。他妄想引導一些人“爲學術而學術”、“爲科學而科學”，鑽到古書堆中，脱離現實，逃避斗争，以有利于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反動統治。可見胡適主張政治與學術分開，也是爲買辦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因此，持這種論調的人，實際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了胡適的影響。

其次，究竟什麽叫做學術？什麽叫做歷史科學呢？我們認爲，真正的歷史科學是在馬克思主義産生後才有的。馬克思主義，把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應用到社會歷史的研究上來，從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樣，就使歷史的研究真正成爲一種科學；没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歷史的研究是不能稱爲歷史科學的。近代現代史的研究，是要闡明“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爲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3]。使廣大群衆認識近百年來中國的主要敵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産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4]；也認識到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强的反抗精神，從而激發人民對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對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熱愛。特别是中國近代史，清楚地證明了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必須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産黨的領導下，才能走向勝利。所以，開展近代現代史的研究，是既有其政治意義，又有其學術意義的。

有些人受了舊史學的壞影響，以爲“史學就是史料學”，將古史曲解爲“深奥神秘”，于是餖飣字句，訓詁名物，考詳同异……，以爲是“學術”所在，這樣便割斷了學術和實踐的關係。那麽，所謂“學術性强”，還是指的清代乾嘉式的考據學或近代資本主義的考證學的一套，使歷史學喪失了戰斗性、思想性和科學性，走回了尋章摘句、支離破碎的煩瑣主義的舊路。這樣的觀點實際就是“厚古薄今”。

有人説：“研究近代現代史容易犯錯誤”，這樣的説法也是不對的。我們認爲，歷史科學工作者和歷史教學工作者如果能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武器，就可以在研究工作或教學工作中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相反的，如果没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没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那麽，你去研究古代史，也是會犯錯誤的，向達、雷海宗等，不都是搞古代史的嗎？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却墮落爲右派分子，這就是顯著的例子。

因此，持有“研究近代現代更容易犯錯誤”的論者，不是積極地堅持歷史科學的政治性，而是消極地躲避歷史科學的政治性，想找易于掩飾錯誤的門路，企圖鑽到古代的“象牙塔”中。這樣的態度是不對的。我們認爲，研究近代現代史，更有利于鍛煉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應該邊幹邊學，不斷改進，不斷提高。争取又紅又專、更紅更專，把自己培養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家，而不能再“故步自封”，“因循保守”。况且，消極害怕和躲避錯誤也根本不是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

有人説：“研究近代現代史没有資料”。這個説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解放以來，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出版了“鴉片戰争”等九種，達四千萬字；“中國現代史資料”也有一千萬字。其他專題資料叢刊，内部發行和公開發行的也出版了多種。1954年開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創刊了《近代史資料》雙月刊，到目前爲止，已出版十九期，發表了二百萬字左右的近代現代史重要資料。此外，專門發表近代現代史資料的定期或不定期書刊，還有《湖南歷史資料》（季刊）、《安徽史學通訊》（雙月刊）、《山東近代史資料》（不定期）等等；而散見于各種報刊的資料，尚未統計在内，不能説研究近代現代史没有資料。

同時，目前還有大批近代現代史檔案資料，正待投入大量人力整理發掘。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以中國近代現代史和帝國主義侵華史爲研究重點，他們感到資料衆多，人力不足，需要發揮社會力量，共同搞好資料搜集整理工作。據初步估計，保存在上海的檔案資料，就有七千五百萬件正待整理。他如解放前的各種舊報刊，上海也保藏得很多（如《申報》、《北華捷報》、《字林西報》……上海幾乎都是保藏齊全的）。所以，近代現代史不是没有資料，而是寶藏豐富；開展近代現代史的研究正是大有可爲。

有些人或者因爲長期鑽在古代史的“象牙塔”中，對近代現代史的現有情况估價不足；或者看到資料龐雜，無所適從，缺乏辛勤摸索、艱苦整理的樸實作風，希望人家把資料弄好搬在他面前，這種“科學老爺”的作風是要不得的。也可能有人認爲資料整理是比較“低級”的工作，只有研究工作才是“高級”的，把資料與研究機械地割開，同樣是不妥當的。我們應該培養艱苦樸實的作風，邊幹邊學，使近代現代史的研究發展繁榮起來。(www.chuimin.cn)

所以，以爲“古代史學術性强、近代現代史政治性强、學術性不强”，“研究近代現代史容易犯錯誤”，“研究近代現代史没有資料”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近代現代史的研究是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又有其重大的學術意義的；我們應邊幹邊學，在開展近代現代史的研究中鍛煉自已的立場、觀點、方法，從而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而不應害怕或躲避錯誤；我們應在豐富的近代現代史資料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從而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爲社會主義服務。

我們堅持“厚今薄古”的方計，并不等於“厚今廢古”。有些人認爲“薄古”就是“廢古”，不要古代史的研究了，也是一種誤解。我們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古代史，不要再用資産階級觀點來研究古代史，其目的亦是爲了“温故知新”。有人對范文瀾同志説“要有一部分力量占領古史的陣地”有些反感，好象自己就是“被占領的陣地”，這種看法也不對。目前大家都訂立了“紅專規劃”，要求改造自己，這樣邊幹邊學，正可以發揮老科學家、老教師的積極性。

我們六十歲以上的人，由于受到舊社會、舊思想的傳統束縛，每每思想落後於現實，而有着不同程度的暮氣。在當前的革命新形勢下，應當掃掉暮氣，打破常規，把自己從封建的、資産階級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青年人更不當有暮氣，應該朝氣蓬勃地挺起胸奮勇前進。陳伯達同志號召我們厚今薄古邊幹邊學，只要方向對了，立場觀點正確，就可以從邊幹邊學中不斷提高。我們有着美好的社會主義遠景，今天研究歷史的條件又比過去好了不知多少倍。讓我們胸懷舒暢地、有信心地“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鍛煉自己成爲一個又紅又專的真正的歷史科學家吧！

原載《學術月刊》1958年第5期。

【注释】

[1]《資治通鑒序》。

[2]胡適：《論國故學》（《胡適文存》一集卷二）。

[3]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

[4]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突破-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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