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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旦与郑振铎,同乡同事到翁婿,商务印书馆的友情

【摘要】:二十年代初,同为长乐籍的高梦旦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从同乡、同事到后来又成为翁婿,关系十分融洽。高梦旦与该馆经理张菊生从上海到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去了解出版动向,寻访人才,曾多次与正在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等人会面叙谈。高梦旦以及几位好友为了郑振铎的安全,再三劝说和催促他以“游学”为名出国到西欧去,一年多才回国,总算避过了这个风头。

二十年代初,同为长乐籍的高梦旦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从同乡、同事到后来又成为翁婿,关系十分融洽。

1921年3月,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即北方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上海火车站当见习生。这可是个热门的行业,但他却酷爱文学,一个多月后,就到《时事新报》编副刊《学灯》。这年五月,经沈雁冰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该所所长高梦旦热情接待了他。当谈到工资问题时,当时初进商务任编辑,月薪一般不超过三十元,郑振铎不了解这情况,说:“只要工作合乎兴趣,薪水六十元就够了!”口气可说不小。高梦旦却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原来,他们在半年前已有一面之交。那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导致商务的一些出版物销路骤降。高梦旦与该馆经理张菊生从上海到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去了解出版动向,寻访人才,曾多次与正在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等人会面叙谈。双方互相都有着良好的印象。

郑振铎进商务工作之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这时,高梦旦的小女儿高君箴也参加了研究会。郑振铎与她志趣相投,进而相爱,于1923年结婚。

1925年8月间,商务印书馆发起了罢工运动。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发行所的陈云同志。郑振铎是十三名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而高梦旦因系编译所所长,又是董事会成员,恰恰是作为商务资方六个代表之一,来参加谈判。在此期间,翁婿有过“约法”,那就是离开谈判桌,两人之间绝不谈有关罢工的事。妥善地处理了公与私的关系。这次罢工以馆方让步而结束。(www.chuimin.cn)

然而,高梦旦始终关怀着自己的爱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郑振铎积极参加上海市总工会领导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并领衔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写抗议信,为此几乎险遭逮捕。高梦旦以及几位好友为了郑振铎的安全,再三劝说和催促他以“游学”为名出国到西欧去,一年多才回国,总算避过了这个风头。

郑振铎在通俗文学的研究方面,对故乡的福州民歌虽有浓厚的兴趣,但知道的却不多。1926年夏,在莫干山避暑时,高梦旦把自己记的《真鸟仔》等福州民歌逐句背诵出来,并加以必要的说明,使郑振铎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