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田的大漠之行是艰难的。塔克拉玛干这苍凉无边的洪荒大漠,在边缘地带间或有星星点点的胡杨树和散散落落的柽柳树,给这波涛起伏的沙海带来一些生机。但越往里走,就越显出一派死亡的寂静,连枯死发黑的胡杨树也没有了。塔克拉玛干是酷热的,白天地表温度高达68℃,令人难以忍受。一觉醒来,刘雨田发现一棵胡杨树着了火,他像触了电似地跳了起来,挥舞着衣服拼命地扑打着,不顾一切地把水壶里的水淋洒在树身上。......
2025-09-29
2025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振铎处境危险,被迫赴欧洲躲避,借机查阅和研究被外国侵略者掠走的中华文献。他查阅了巴黎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小说与戏曲书,写成长篇研究报告,介绍了四十几种书籍。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他天天去看“变文”和其他罕见汉籍。当时,博物馆有规定,只准看不准抄录。他只得默默背一段,然后走到外面吸烟室记下来;他还请来同在伦敦的老舍、朱光潜等前来帮忙,轮流背诵默写。
战火纷飞的年代,上海文化人郑振铎眼见许多珍贵的图书毁于兵燹或落入敌手,心急如焚。郑振铎向当时的重庆政府呼吁抢救图书,他把救书当做一场战争。
郑振铎开始在战火中救书。失传的元明杂剧现身苏州地摊30余册,一得到消息郑振铎马上动身前往苏州,孤本已被书商孙某所购。听说政府拨专款购书,于是孙某奇货可居,标出10000元的高价,且必须在十几天内交割。后经软磨硬泡,价格降到9000元,但在当时仍是个大数目。可是,郑振铎认为,它的文化历史价值远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时间急迫,尽管郑振铎多封电报催促,教育部的专款仍杳无音信。郑振铎只好硬着头皮四处借钱。等钱凑够了,郑振铎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已送进了当铺。买下这套元明杂剧孤本的那天,郑振铎百感交集,就像一位父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这些朝思暮想的泛黄的书页,感觉自己赢得了一场战争。后来,经他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孤本元明杂剧》。
据说,郑振铎在上海“救书”的4年,犹如特工潜伏。他每天都像在搞地下工作,服饰打扮不断变换,居无定所,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婚丧宴席。在他看来,爱书,就是爱国;救书,就是救国。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书籍正是文化的载体。
爱国情怀2025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郑振铎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https://www.chuimin.cn)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郑振铎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后又为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文物和善本流失国外。在他的努力下,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李氏宣荫楼等珍贵藏书化私为公。他还成立秘密收购小组,赴香港收购珍贵文献,促成了许多珍贵图书的回归。他到苏联访问,通过摸底、交涉,促成苏联归还《永乐大典》残本十一册和《聊斋图说》、《刘知远诸宫调》等大批珍贵古籍。
郑振铎先生是藏书家,他去世之后,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遗志,捐献给国家的珍贵图书有一万七千多部、九万四千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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