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对于商领地的征服过程持续了约20年,并且是在商的世敌援助下得以完成。封地的诸侯王们要以口头和实物的方式向周王进贡及致敬。那些通过不断蚕食周边邻邦以强化自身实力的诸侯王们,已敢于公开蔑视其统治者周王。公元前771年,申侯认为自己受到周王侮辱,于是寻求并获得了来自中原之外游牧民族的军事援助。[20]这些士兵杀死了周王,袭掠了都城,迫使王室逃到相对安全的洛河。然而,此时的周王仍掌握着世俗的和祭司的权威。......
2023-08-31
1869年,两宫皇太后开始为同治皇帝筹办婚事。安得海早有出宫风光一回的强烈欲望,再三请求西太后恩准成行。 自视大权在握的西太后经不住心腹太监的曲意奉迎,无视规制,竟默许安得海去南方为同治帝置办大婚所用的龙衣。按照清廷祖制,宦官不得随便出京,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得海违制出宫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传遍了朝野。
与此同时,一张捕杀安得海的网也悄悄撒开,似乎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历史地看,诛杀一位四品宫廷总管,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后世往往认为清正官员们出于正义,才不顾头上的乌纱帽和身家性命、断然出手斩杀各路贪官污吏的。这实在是拉低了“清官们”的智商与情商。丁宝桢虽然为官刚直,行事果决,敢于担责,但他却不乏官场智慧。他比谁都明白,处决一位西太后宠信的朝廷显贵,势必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必须仔细考量时机、成本和策略。所谓时机,表面上指安得海须路过山东,在自己的辖区内将其擒获处置,私底下尤需摸清朝堂、特别是恭亲王奕诸人的态度。只要恭亲王点头,才能有胜算。所谓成本,诚如薛福成兄弟所言,干得好,则“不世之业也”,丁宝桢可恃此功闻名于世;若搞砸了,“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患”,不仅自己丢了性命,而且连累甚多,故必须得到恭亲王奕等朝廷大佬的授权,才能稳操胜券,万无一失。至于策略,则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届时临机决断即可。
而此时的恭亲王奕、东太后等也面临着一场赌局。按清廷顺治皇帝定下的祖制,太监私出都门当诛。然此时的西太后日显独揽大权于一身的趋势,被解除议政大权的恭亲王奕,万难独自抗衡强势的西太后。于是,东太后成为决定天平倾向何方的关键砝码。经过罢黜奕议政王事件,东太后虽然不便对恭亲王奕明确表示同情,但对西太后的擅权之举却颇有微词,担心长此以往, 自己正宫皇太后的权威恐将丧失殆尽。因此,东太后决定与恭亲王联手,顺应朝臣意愿,以祖宗家法惩治不法安得海,同时打击西太后的政治野心,给这个权力狂一点颜色瞧瞧。有了东太后的支持,恭亲王就剩下一个执行问题了。他立即通过内线告知了丁宝桢,密称同治皇帝与东太后一致赞同诛杀安得海。[11]丁宝桢得报后心中有了底,开始策划捕杀安得海事宜。
这一切,安得海都被蒙在鼓里,而身体不适、静养深宫的西太后也一无所知。
1869年8月10日,安得海“声称奉旨出京,赴苏州采办龙袍”,令在内廷当差的太监陈玉祥、李平安等人及苏拉(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勤务之人)13人跟从同行。8月13日,安得海由北京起程东行,随行的尚有其胞叔安邦太并随身服侍之安马氏、族弟安三、胞妹洛二、胞侄女拉仔以及在家服役之女仆2人。其管家黄石魁为安得海雇了30余人随同服役赶车。他们由通州雇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又雇镖师韩宝清等5人为保镖,一路上声势煊赫,招摇过市。安得海所雇之船为两只太平船及数只小船。太平船头插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大旗,旗上又插一小旗,中绘一日形,内有一只三足乌,暗含“为西王母取食”之意,无异于公然宣称为西太后办差。楼船两旁插有若干龙凤旗帜。船内安放龙袍,沿途又招歌女唱曲取乐,所过之处,两岸观者如潮。路经天津时,安得海曾赴天齐庙游玩,因与庙僧滨文言谈投机,遂亦带其同行。[12]
丁宝桢得知安得海一行沿大运河南下的消息后,当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13]。8月17日,安得海一行船队进入德州境。德州是直隶(今河北)、山东两省交界的重镇,又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鉴于次日是安得海的生日,决定在德州停留一天,过完生日后再继续南行。这时,德州知州赵新也获得了安得海一行入境的消息。赵新聪颖过人,断案甚速,常常一次堂讯即能结案,故有“赵一堂”之誉。他访闻有北来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已驶入州境,且“仪卫炫赫, 自称钦差”,却“无传牌勘合”(清代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的身份证件),“又未奉文行知”,遂顿觉可疑,随即委派妥员前往暗访。不久,该员回衙报称:“系安姓太监坐船,旗上大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两旗上又有一小旗,上画一日形、一三足乌,船之两旁俱有龙凤旗帜,并闻船上设有龙衣一套,其所带之人,举动桀骜;且女乐成队,品竹调丝,以致观者如堵”。[14]
8月18日,安得海率其随从乘船抵达桥口,令船靠岸,同时命管家黄石魁下船,登岸采买肥鹅及大葱等食物。当时,安得海命人在中舱并排安放了两把太师椅,一把摆着龙袍一套,翡翠朝珠一挂;另一把则坐着安得海。船上的男女一一上前给他磕头祝寿,并雇有妓女设宴作乐。最后吃罢“烧鸭寿面”,祝寿闹剧才落下帷幕。沿途遇人盘问,韩宝清等保镖即上前肆行恐吓,致使民间颇为惊骇。当日,德州知州赵新亦亲率随从驰往查询,不料安得海祝寿完毕,已扬帆出境南下。
赵新阅历广,经事多,官场经验十分丰富,对安得海过境一事要不要向上司丁宝桢呈报,颇费了一番思量。因丁巡抚密嘱在先,如不上报,怕得罪上司;但明白禀报,又怕不能除掉安得海, 自己反而受累遭殃。他召集幕僚密议,最后决定采用夹单密禀法。这样,丁宝桢如不上折参奏安得海,则其密禀夹单即非例行公事可言,既不存卷,也让安得海无从得知;如果丁宝桢上折参奏安得海,则无论祸福则均由丁宝桢一人担当,而与地方官员毫无关涉。[15]计谋既定,赵新一面“飞移下站及邻封跟踪查访”;一面即用夹单将安得海过境事密禀于巡抚衙门,请丁宝桢核查办理。[16](www.chuimin.cn)
与德州知州赵新相比,山东巡抚丁宝桢更具城府。丁宝桢通过赵新密禀夹单,发现了两个问题:其一,按例,钦差外出,朝廷须“明降谕旨”,其他相关文书也要提前下达给沿途各衙门,以便迎送,但安得海出京,却什么文书也没有;其二,钦差外出,兵部应给予“传牌勘合”,也就是合法的身份证件,钦差凭证件可在沿途获取相应的资源帮助,而安得海一路上只是勒索,从未出示过“传牌勘合”,可以治他一个“假冒钦差”的罪,即便杀了也无妨。作为山东一省的主政官,对管辖境内这种违法犯规之事,系职守所在,没有理由视而不见,不管不问。于是,丁宝桢一面密饬署理东昌(今聊城)知府程绳武、署理济宁直隶州知州王锡麟及沿运河其他州县一体跟踪截拿,解赴省城亲审;一面于9月5日六百里加急将安得海出京招摇及上述办理情形一并上奏清廷军机处。密折中指出:“我大清王朝列圣列祖相承已历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衣系御用之衣, 自有织造谨制,倘必应采办,但须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即该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亦决不能听其任意游行,漫无稽考。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 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而安得海到底系假冒钦差,还是捏词外出,丁宝桢尚一时真伪莫辨。但丁宝桢觉得安得海此番出宫南下,“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17]
丁宝桢之所以将密折报给军机处,是因为他清楚安得海的政治背景。如果直奏安得海的靠山西太后,等于告诉她,“我知道小安子是您派遣的”。那么好了,太岁头上动土,西太后的老脸往哪搁?势必将死要面子的西太后置于尴尬境地,弄不好找个歪理怪罪下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为了转移风险,先把棘手的球踢给军机处,缓冲一下,既保住了西太后的面子,又给自己留下了后路。允许惩治最好,将来有事,由军机处扛着;若不许,那就将错就错,先斩后奏,反正有“假冒钦差”的铁证在手,不怕没理说。
安得海一行乘坐太平船由德州南行,驶至临清南湾地方,因水路不畅,遂弃船上岸,换乘马车,改走陆路。其所带女乐因车辆无法多载,随即付给工钱打发回去。但安得海仍带有妇女5人,其随从人员尚有30余人,外表多似镖师模样。他们由临清经东昌府南下,先后沿东阿、东平、汶上一带行走,“势甚迅疾”。所经州县官员先后将安得海一行踪迹上报,使丁宝桢对安得海的一行一动了如指掌。当时,丁宝桢鉴于安得海随从人员众多,且多似保镖模样,恐怕他们“不服查拿”,遂又密饬各路巡缉武员酌带小队驰行,绕到安得海一行之前,与地方官相机捕拿。[18]署理东昌府知府程绳武办事一向谨慎,惟恐安得海万一持有西太后懿旨而招惹麻烦, 自己担当不起,故接到丁宝桢追捕安得海的密札后,改换便装,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在炎炎烈日下,率精壮快骑紧随安得海一行之后,跟踪了3天,一直追到汶上县,但却迟迟不敢动手。于是,丁宝桢又加派总兵王正起发兵追捕。[19]
9月7日,安得海一时心血来潮,率众从汶上临时改道东行,经宁阳县北上泰安,准备游览泰山。当日,鉴于天色将晚,安得海决定下榻南关义兴客栈(又称三合店,官方驿站,旧址在今泰城洼子街),准备次日登山。这时,程绳武快马驰抵泰安县知县何毓福府上,密商捉拿安得海一伙事宜。
署理泰安知县何毓福,字松亭,汉军镶红旗人,进士出身。他在京廷任监察御史时,曾因参奏安得海横行不法而被构陷入狱,后因证据不足,又因何的母亲是同治帝的乳娘,才得以释放,贬为署理泰安七品县令。何知县的跛脚,据说系当时受刑所致,所以何毓福痛恨安得海已久,岂能轻易放过这个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公敌?为稳住安得海,何毓福率文武官员不动声色前往客栈谒见问安。傍晚,待泰安营参将姚绍修率所部官兵将义兴客栈团团围住后,何毓福会同守备刘英魁带领差役、兵勇冲进客栈,将安得海一干人等逮了个正着。仗势欺人惯了的安太监岂能束手就缚?曾抗争威胁何毓福等人。然而,泰安不是京城,没有安得海作威作福的政治环境,况且遇到了积怨已久的政坛宿敌,无异于飞蛾扑火, 自投罗网。何毓福和刘英魁有丁抚台札饬壮胆,哪能理会安得海的咆哮恐吓?将昔日权势熏天、横行霸道的安得海捆了个结实,连同其随从人员及其车马等一并扣押。接着,总兵王正起也率队赶到,与何毓福等一起,将安得海一干人连夜解往济南。[20]
次日,丁宝桢亲自提审安得海。当丁宝桢责问其因何外出时,安得海傲慢地回称:“奉旨差遣,采办龙衣。”丁宝桢追问:“既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又何以携带妇女,妄用禁物?”安得海无言以对。丁宝桢斥责道:“必属假冒,何能狡饰!”[21]安得海开始还勉强争辩,谎称:“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22]。继而经丁宝桢以其“毫无凭据及不应一路招摇震惊地方”为由严厉盘问,安得海始“形色惶恐,俯首无词, 自称该死”。丁宝桢又命搜查其随身所带物件,于贴身包袋搜出两个纸包,内有不同纸片两种,均系干预地方公事,经询问,确系安得海受人请托。至此,安得海假冒钦差、招摇煽惑已确切无疑。接下来,丁宝桢又提审安得海随从人员,供词称:安得海声言奉旨采办龙衣,带领他们起程,实不知真伪,由天津坐船携带妇女多人同行。至临清地方,复又换乘马车,行至泰安,即被拿获。丁宝桢随即饬令属下将安得海随带衣箱打开检查,见箱内装龙衣一领,翡翠朝珠一挂,其余均系常用物件。检查完毕,丁宝桢又令将衣箱依旧封固。[23]鉴于朝廷谕旨未到,具体何意也未可知,丁宝桢欲先斩后奏,为国除害,即使事后因此遭朝廷严厉谴责也不遗憾。但署理泰安县知县何毓福却慑于西太后的淫威,遂长跪力谏,恳请丁宝桢再略待时日,候旨遵行。[24]丁宝桢遂饬令历城县知县孙善述,严加看管安得海及其跟随3人,以候旨遵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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