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状元府第闪耀稀有天才

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山东聊城人，初字梦簪，又字孟真。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倡导新文化运动。著有《傅斯年先生史学论文集》、《夷夏东西说》、《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等，后人编有《傅斯年全集》。

在山东聊城北关光岳楼以东的东关大街上，有一座“傅斯年陈列馆”，许多人把它当成是傅斯年故居，其实这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居，而是当年的傅家祠堂。傅斯年祖居原本位于陈列馆以北，大门朝南，悬匾“相府”，门前街道亦被称为“相府街”。当年聊城解放时，毛泽东曾亲笔签发《八路军解放聊城入城三项命令》：

（一）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敬礼；（二）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海源阁藏书楼；（三）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

所以，傅斯年祖居曾一度得以保护，然而数年后，由于“历史的误会”，终被拆除。

清末傅氏家族合影，背景即为傅斯年祖居——“相府”

一九一九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老头子和小孩子》一诗：

三日的雨，

接着一日的晴。

到处的蛙鸣，

野外的绿烟儿濛濛腾腾。

远远树上的“知了”声，

近旁草底的“蛐蛐”声，

溪边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叶上的风声辟呖辟呖，

高粱叶上的风声吵喇吵喇，

一组天然的音乐，到人身上，化成一阵浅凉。

野草儿的香，

野花儿的香，

水儿的香，

团团的钻进鼻去，顿觉得此身也在>空中荡漾。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

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仿佛这世界是他俩人的模样。

傅斯年在诗前短序中写道：

这是十五年前的经历；现在想起，恰似梦景一般。

这首诗描写的是傅斯年童年时和祖父在聊城郊外领略自然风光的情景。那一年，傅斯年才九岁，其祖父六十岁。

其实傅斯年的童年并不像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无忧无虑。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北门里路东的相府大院内。傅家世居聊城，原是鲁西名门望族，到了傅斯年祖父辈，由于轻财重义、不事生产，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慢慢走向下坡路。(https://www.chuimin.cn)

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是名副其实的宰相。他天资聪慧，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被赞为“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顺治皇帝亦对其非常器重。康熙年间，傅以渐家人新建的院墙盖住了邻居地基，邻居以为有碍自家的风水，于是找上门来。傅家人因宅院刚刚修缮完毕，不愿额外增加开支，与邻居发生纠纷，一时相持不下，于是写信给傅以渐，希望由他出面，让地方官员通融一下，予以照顾。傅以渐很快回信道：

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看后十分羞愧，主动将墙基退让三尺，并向邻居道歉；邻居看到相府人家如此仁义，十分感动，便也退让三尺，这便是傅家祠堂（今傅斯年陈列馆）东邻的“六尺胡同”的由来。后来，康熙皇帝南巡路过聊城知晓此事后，顿生褒奖之心，挥笔题写了“仁义胡同”四个字，题字被嵌立于傅家宅院的墙中，而这座宅院也就是傅斯年的祖居。

傅以渐以后，傅氏家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的有一百多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四世孙傅继勋，字玉溪，号湘屏，是傅斯年的曾祖父，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为拔贡，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桢都是他的门生。傅继勋有七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清康熙皇帝题写的“仁义胡同”

清康熙皇帝为傅家题写的“状元府第”金字匾额

傅淦，字笠泉，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又精医道，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终生不参加科试。傅淦为人孝悌，乐善好施，兄弟七人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而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由于不善谋计，又好济贫，终于日益穷困起来，他只好靠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是卖家画换钱改善家计。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自幼勤学好问，仁慈宽厚，但也一直没有入仕，长期做教书先生，曾为东平龙山书院（今东平县第一中学）山长。傅斯年就生长在这样的书香门第，良好的教育使得他对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祖父和父亲的淡泊名利、为人处世之道也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傅斯年出生时，虽然其祖宅还巍峨壮观，院落还相当整齐，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府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的御笔“圣朝元老”楷书金匾及门框上精刻的“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金字对联仍然引人注目，但这些都无法遮掩傅家正在走向衰败的事实。

傅斯年出生时，五十二岁的傅淦分外高兴，他自此不再远游，以含饴弄孙为乐。等到傅斯年三四岁时，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读物。傅斯年同乡聂湘溪曾这样介绍傅淦傅斯年祖孙二人的生活情况：

孟真四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到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傅淦十分痛恨清末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疾恶如仇的态度。有一次傅淦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但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才答应。宦官病愈后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傅淦之所以如此恨宦官，是因为他认为历代弊政，多是因宦官干政所致，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傅淦在对孙子的教育中，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时，也必然会带上自己的感情，从而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傅斯年不满五岁时，便被祖父迫不及待地送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而且课教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四十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街北头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也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交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于是傅斯年转入朱家塾馆，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就读。虽然有塾师教导，傅淦仍未放松对傅斯年的教导，每次放学回家后，傅淦还要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写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不过，傅淦对孙子的学习虽然督促甚严，但在严中也包蕴着深沉的爱。在傅斯年完成作业后，祖父常常带着他去街上散步游玩；有时带他上城墙饱览城外风景；有时则走出城门，在护城河的岸边，或在运河的大堤上，甚至到田野中领略自然风光。直到长大后，傅斯年还深深地留恋这些童年时代的情怀，他在《老头子和小孩子》一诗中记述的就是此时的情景。

傅斯年幼年就读的小学堂

正当傅斯年在塾师和祖父严格督导下苦读经书时，父亲傅旭安突然病逝，年仅三十九岁，这年傅斯年刚满九岁，而傅淦已年过花甲，这一变故对傅家无异于雪上加霜，全家老弱失去了惟一的壮年亲人，也断绝了主要的生活来源，生活更加窘迫。傅淦老年无靠，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年幼的孙子身上。因此，他对孙子的学习督促更加严格。正是在祖父的严格教导下，傅斯年十一岁时便读毕“十三经”，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傅斯年在成年后一再对其弟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净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其实，傅斯年一生所抱有的正统观念和忠于领袖的意识，显然也是受到祖父的影响。他虽然并没有进入国民党政府为官，然而后来当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之际，他却没有果断地与之决裂，始终绑在国民党这架就要散架的战车上，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剧，但却也是他的“正统观”所致。

傅斯年的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环境和求学道路。

一九〇一年，在戊戌变法的热浪中，光绪皇帝下诏改科举、废八股。九月，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然而此举在偏僻落后的聊城却很难立刻产生影响。聊城虽是东昌府治，诏令初下时，城内的府学、私塾中的生徒们，依然在那里读经书、学作八股文，整天“子曰”、“诗云”地背诵儒家经典。不久，启文书院便改为府立中学堂，摄西书院也改为高等小学堂，考院则改为初级师范小学堂。一九〇五年春，傅淦顺应时代潮流，把傅斯年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当时的小学堂虽设算术、地理等新课程，但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照常要读经传、诸子之书。不过，傅淦担心傅斯年入“洋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当时学堂学习的内容，傅斯年后来回忆说：

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时，如做梦一般。

但是，傅斯年却没有真的“如做梦一般”虚度光阴，不论是在塾馆，还是在学堂，虽然他始终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学习成绩却总是最好。这并非是他“天生异质，禀赋聪慧”，更重要的是他的刻苦勤奋。在祖父的教导下，他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凡其所学，必求正解。平时读书，凡是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难解的句子，总是要问个明白。有时教师不在身边，他便记下来，有机会时请教教师或祖父。遇到问题，若身边无纸，年幼的他便信手写在手上、臂上乃至大腿、肚皮上，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记笔记”的习惯，因此，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迹斑斑，母亲为他洗衣时，颇费气力。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们说起的趣事，傅斯年学习的刻苦认真从中可略见一斑。

一九三四年，傅斯年与夫人俞大綵在北平（今北京）寓所书房合影

据儿时的同窗回忆，傅斯年的记忆力非常好，大家在一起读书，他读到哪里，就能背到哪里，过目不忘，被称为“神童”。学生当中，朱笠升年龄最大，被称为“大学长”，但功课不是很好，一有问题就向傅斯年请教，时间久了，傅斯年便戏称他是自己的“大徒弟”。傅斯年成绩好，尤其擅长作文，往往是老师出了题目，傅斯年略加思索，然后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文章大气磅礴而老成。每次作文，别的学生尚在冥思苦想时，傅斯年早已笔下生风、妙语连珠了。于是，一些“聪明”的孩子便私下和傅斯年达成一项协议：傅斯年每代写一篇文章，便以一个烧饼作酬谢。傅斯年自幼仗义，且又有难得一吃的烧饼做诱惑，总是慨然应允。有时候，他竟能在完成自己作文之后，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不过这种把戏，自然难逃先生的法眼，孩子们的协议被先生发现了，每次在讲评作文时，先生也不忘给他开个玩笑：“傅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鲁西风俗，对儿童往往不叫名字，而是根据兄弟排行，依序称为“老大”、“老二”、“老三”等等，傅斯年排行老大，故有此称。）傅斯年虽然看得出先生是在拿他逗乐，不过每次还是羞得面红耳赤、低头不语。

一九四六年九月，傅斯年结束北京大学代校长任期、欢迎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合影，左起傅斯年、胡适、胡适之子胡祖望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傅斯年有机会到天津求学，实现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而这次转折，其实源于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早年一段特殊的师生因缘。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铺，看到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他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铺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塽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后来他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塽苦读三年后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塽始终将恩师的提携之恩铭记在心，他回乡省亲时专程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到恩师墓前祭拜。

侯延塽比傅斯年年长二十五岁，视傅斯年为子弟。在与傅斯年交谈中，侯延塽发现他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国学已有功底，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少年。不久，侯延塽返京路过天津，遇到傅淦的弟子等人，便把傅斯年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大家传阅。众人十分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于是，侯延塽又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家人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与家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等人的意见。

傅斯年陈列馆大门

一九〇八年冬，少年傅斯年离别了养育自己十三年的故乡，在寒风料峭中踏上了求学的征途。此后，傅斯年还曾两次重回聊城老家。一九一九年夏，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出国前曾回聊城老家省亲。他登上光岳楼，并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一文。一九二六年冬，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这次回家，仿佛是有所预感，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他慢慢走着，仿佛要把这一切都留存在自己的记忆中。

如今，虽然傅斯年的祖居早已荡然无存，但保留下来的傅家祠堂被善加利用，这座见证过傅家一代又一代名人墨客的祠堂旧址被辟为“傅斯年陈列馆”，展厅里陈列着有关傅斯年生平事迹的图片资料，忠实地记录和展示着这位被胡适称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