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交恶原因解析，治国方略迥异导致分道扬镳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探析两国交恶原因，对于今人来说仍具一定的启迪意义。究其原因，系治国方略的迥异而分道扬镳。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殖民制，各个诸侯国在其封国内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对于封国乃至西周天下的稳定至关重要。由此可知，齐国推行的是“因其俗，简其礼”政策，以“工商立国”为治国方略，与鲁国的经国之术大相径庭。齐鲁两国治国方略的不同，导致用人政策的南辕北辙。总计齐桓公在位43年，纠合诸侯凡26次。

上述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33次争战，仅限于文献记载。其实，两国征战的次数远比文献明确记载的要多。远观两千多年前的齐鲁争战，可以察知两国战事始终保持着不可逆转的齐强鲁弱态势。探析两国交恶原因，对于今人来说仍具一定的启迪意义。

众所周知，西周是以小邦战胜大宗邦的殷商王朝而兴起的。周武王率军攻克殷商的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境内），仅标志着殷商王室的灭亡，而当时的周王朝除本族拥有的原有区域外，大部分地域仍在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周王出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目的，将最亲信的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了殷商残余势力反抗最顽强的卫、鲁、齐等地。尤其是地处原殷商腹地的东方地区，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周武王就把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和周公姬旦之子伯禽分别封到了地处东方的齐国和鲁国。

然而，同时受封的齐鲁两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究其原因，系治国方略的迥异而分道扬镳。

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殖民制，各个诸侯国在其封国内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对于封国乃至西周天下的稳定至关重要。《左传·定公四年》通过子鱼的一段话，将鲁国的殖民政策说得清清楚楚：“……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子鱼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从前武王战胜了商朝，成王安定了天下，然后便选拔分封有德行的贤人，以作为周朝的屏障。因此周公得以辅佐王室，治理天下，诸侯和周朝也都和睦相处。赐给周公儿子伯禽鲁公的东西有金车、龙旗、夏后氏的璜玉、封父的繁弱弓，以及殷朝的六个家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并让这六族率领大宗，集合小宗，带着所有的奴隶，放弃殷朝的法令，顺从周公的法制，归服周朝，听从命令。这是为了让他们到鲁国做事效力，以宣扬周公的德行。还分给鲁国土田和附庸国，以及太祝、宗人、太卜、太史，还有各种器物、典籍简册、百官、祭器，以商奄之地的百姓为基础，颁布了《伯禽》这篇诰命，把他封在少皞的故城……（鲁、卫）都沿袭商代的政事，按照周朝的制度划疆理土。鲁国为殷遗民之国，这里所说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按照“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的原则，依据周礼彻底改造民风民俗，将殷商遗民的言行举止统统纳入礼制规范，建立符合周制的理想社会秩序。而齐国则不然，走的是一条与鲁国迥然不同的治国道路。这一点史书虽然没有明文详载，但从一些相关的史料中，可以洞察齐国的别具一格。如《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由此可知，齐国推行的是“因其俗，简其礼”政策，以“工商立国”为治国方略，与鲁国的经国之术大相径庭。

齐鲁两国治国方略的相左，取决于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

齐国版图东延胶东半岛，拥有天然的鱼盐优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同时又有手工业的传统优势。姜太公确立“工商立国”的国策，就是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制定的。《史记·货殖列传》载：齐“太公望封于营丘（今临淄），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到名相管仲辅国时，更是“设轻重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使商人“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工匠也使其“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国语·齐语》）。至“战国”时代，齐国都城营丘已经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而鲁国的自然条件则与齐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靠海，没有鱼盐之利，经济类型是以单纯的农耕经济为主，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守成国家。虽然鲁国也出产举世闻名的纺织品“鲁缟”，不过查遍有关资料，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记录。其提倡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鲁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国语·鲁语下》也记载，鲁国的贵族夫人——公父文伯的母亲，教育他的儿子时，标榜自给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鲁国的贵族们认为，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艰苦劳作和过着简朴的生活，才能培养出“善心”来。否则就会淫逸忘善（参见《国语·鲁语下》）。而齐国则有与此相反的议论，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齐鲁两国治国方略的不同，导致用人政策的南辕北辙。

由于齐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就已大胆任用外姓贤者如管仲、鲍叔牙等人治理齐国。这些人在执政时，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因之国力迅速增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也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保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总计齐桓公在位43年，纠合诸侯凡26次。对此，孔子曾给予高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到了战国田氏代齐后，田齐桓公竟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择善而从之。齐威王更是公开号令国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这样豁达大度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在齐国才有了兼收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的出现。从战国初年的齐威王时期起，稷下就聚集了当时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享受着齐国给予的显爵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治的得失。稷下学宫历百余年而不衰，网罗的学者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人，各种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这就使稷下自然成为当时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学宫中学者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成长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术领域，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尹文子等，都与稷下学宫的滋养密切相关。

而注重家族宗法组织、提倡“亲亲”孝悌观念的鲁国则截然相反，他们崇尚先王之训，大讲礼乐教化。至于举贤才、尚功利在鲁国则根本没有市场。孔子所创的儒学在鲁国虽然也能存留下来，可是因为他是异姓，而且又主张“举贤才”，因之受到排挤，以至不得不周游列国十四年。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军事家吴起曾经一度事鲁，即便为表白忠贞不二的心迹而忍痛杀妻，并立有大胜齐军的辉煌战功，也没能打消鲁人的疑虑，依然被赶出国门。儒家学士在鲁国尽管也受到尊敬，但没有一个被信任、受重用的。他们对孔子如同手中的工具，用时当作武器，弃时毫不可惜。孔子之孙子思，也曾被鲁缪公视为贤者，但始终没有委任具体官职，只作为一般的顾问当摆设，为自己赚个“尊贤”的名声而已。鲁国这种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人事政策，势必将自己置于封闭状态，难求大的发展，更休谈富国强兵、争霸天下。

治国方略的不同，塑造了齐国尚功利、鲁国尚德义的异样社会风尚。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就是说，建国之始，鲁国就是以“褒有德”为特点，而齐国则以“尊勤劳”为特征。东汉史家班固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而述鲁国则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频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汉书·地理志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各国诸侯要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礼仪之邦。而齐人则素来喜欢“声色狗马”，一直到春秋时代，齐国人即便是贵族阶层中的人物，仍不免会经常做出一些“非礼”的事来。如齐国贵族庆封出使鲁国时，其行为就表现得很没有礼貌，鲁国人借赋《相鼠》诗讥讽他，可是他却“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毫不在乎。到了战国时代，苏秦在谈到齐国临淄的风情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乐器）、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言辞尽管夸张，但却形象地描绘了与鲁国完全不同的繁华都市情景，以及与鲁人形成鲜明对照的精神风貌。

总之，由于齐鲁两地国情的不同，导致两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经国方略，而南辕北辙的施政方针，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命运。正如《汉书·地理志下》所记：“昔（姜）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其后二十九世为强臣田和所灭，而和自立为齐侯。”又记：“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逐渐）弱矣。’故自鲁文公以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后来的实践证明，周公和太公的预言都是正确的。(https://www.chuimin.cn)

立国之本，兴亡之事，多少道理留给后人思索。即便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回溯两千多年前齐鲁争战那段历史，对于如何确立发展道路，克服体内弊端，避免走弯路，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25年版。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25年版。

郭克煜、梁方健、陈东、杨朝明：《鲁国史》，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周郢：《泰山通鉴》（先秦至清代卷），齐鲁书社2025年版。

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注释】

[1]鲁人不称鲁，称“我”，史官记事亦是如此。

[2]吴起系卫国人，入鲁师从曾参之孙曾西，精通儒学，尤擅兵法，治军有术，为官后娶齐女武姜为妻。强齐攻鲁，鲁君欲拜吴起为将，又疑其不忠。为取得鲁君信任，吴起被逼将娇妻杀掉，才如愿以偿，故有“杀妻求将”一说。

[3]郭克煜、梁方健、陈东、杨朝明著：《鲁国史》，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5页。

[4]郭克煜、梁方健、陈东、杨朝明著：《鲁国史》，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