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的象征意义和适应性技术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章初步揭示了金属建筑发展的两条线索——象征意义与适应性技术。青铜合金之高贵与宫室建筑之高等级具有天然的契合，这是在象征意义层面。金属纪念柱、塔刹的象征意义来自通天传说、国家政权和佛教。高等级特性、贵金属材质，以及在常规建筑技术基础上对适应性技术的进一步要求，决定了金属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为“小众”的建筑类型。

本章初步揭示了金属建筑发展的两条线索——象征意义与适应性技术。

青铜合金之高贵与宫室建筑之高等级具有天然的契合，这是在象征意义层面。因此我们看到商周时期青铜构件的使用都在高等级的宫室建筑内。当时的建筑技术仅能支持使用铜柱础（铜锧）、金釭等节点构件。

战国至南北朝，铜建筑构件仍然都出现在贵族宫室、太庙这样的高等级建筑中。虽然金殿的概念早已出现，中国的青铜冶铸也早已经发达到足够造出造型复杂的青铜礼器和形体简单的大型铜柱，但此时建筑技术方面尚未发展出适应性技术来架起一座完整的铜或铁的殿堂。柱础、柱、金釭、椽、瓦、墙，甚至斗栱（可能是装饰性的）都已经可以用铜合金铸造，但梁架及相关的屋面结构技术此时尚未解决。这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阶段的大背景是一致的。

金属纪念柱、塔刹的象征意义来自通天传说、国家政权和佛教。到南北朝时，中国本土的金属承露盘柱、纪念柱，本土重楼的标柱，以及佛塔的刹柱，已经为隋唐时期柱形金属构筑物和金属塔的出现完成了冶铸和建筑技术上的储备。而在象征意义和艺术形象上，本土传统与西来佛教的长期交织，也必然影响着此后这类金属构筑物的象征意义和形象。

高等级特性、贵金属材质，以及在常规建筑技术基础上对适应性技术的进一步要求，决定了金属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为“小众”的建筑类型。在本书上篇各章中，我们将看到象征意义（理论依据）与适应性技术对金属建筑发展的引领、支撑和促进。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书在论述商代青铜器和青铜构件的时候强调了“青铜”，而在论述秦汉之后的发展时，不再强调“青铜”，而是改用了“铜合金”这个更广泛的概念。这是因为：

第一，商、周的青铜器，青铜建筑构件都是青铜铸造的，而非黄铜。这是因为商、周没有掌握黄铜的冶炼技术，而形成了以铜—锡、铜—锡—铅为主的高度发达的青铜合金体系。用青铜而不用黄铜，这不是出于在礼制或象征意义上的选择，而是冶炼技术的选择——因为当时没有掌握黄铜冶炼技术。

第二，东汉时期，黄铜（鍮、鍮石、鍮铜）从西域重新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只在原始社会偶然炼出少量黄铜制品）。至迟到五代时期，中国重新掌握了矿炼黄铜技术。

黄铜因其黄金般的色泽和曾经的稀缺性，也一直有着比较高贵的地位。不仅佛教有崇尚使用黄铜造像的传统，在唐宋时期，黄铜还进入了官方规定的装饰等级，其使用与官位品级挂钩，作为官服的装饰，次于金、银，而高于铜、铁^[45]。黄铜在古代也常成为金的替代品，宋代时就常有人“熔钱点药，以为鍮石”^[46]。

可见，在象征意义上，黄铜“错过了”中国的礼乐时代，是因为中国没有掌握冶炼技术。历史地看，秦汉以降，礼乐制度瓦解以后，作为铜合金，黄铜与青铜在表达所谓“吉金重宝”的象征意义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明代著名的宣德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宣德炉仿的是三代青铜鼎彝礼器，但用的材料却是黄铜^[47]。

但仍应注意，历史上，青铜、黄铜作为成分不同的两种铜合金，无论是在冶炼技术上，还是在作为金属建筑的材料使用上都有明确的区别。

【注释】

[1]张光直. 考古学六讲[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10-132

[2]据报告，该遗址先后于1985、1989、2025年出土过三件形制类似的青铜建筑饰件，但2025年的那件因相关线索中断，至今尚未追回。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25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6-19

[3]形制描述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25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6-19。相关讨论见：宋国定. 商代前期青铜饰件及相关问题.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72-77

[4]石璋如. 河南安阳小屯殷代的三组基址[J]. 见：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一册. 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初版，1970再版: 99-106。引文中方括号内为笔者注释，后面引文方括号用法同此处。

[5]石璋如.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M].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49-50

[6]杨鸿勋. 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釭. 见：建筑考古学论文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17

[7]何堂坤. 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10-11

[8]礼记·礼运，见：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68-669

[9]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 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J]. 考古，1976（2）：121

[10]引自杨鸿勋. 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釭. 建筑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18

[11]傅振伦《燕下都发掘报告》,见：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1932《北大国学丛刊》3卷1号抽印本

[12]陈薇. 材料观念离我们有多远[J].建筑师，2009（3）：38-44。

[13]注意这里的“黄铜”，当指黄颜色的青铜，而非后来的黄铜合金。

[14]［汉］司马迁. 史记[M]. 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1370

[15]［宋］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 卷一百八十七. 第五页，卷一百八十八.第三页，第七页. 见：四部丛刊三编第40册[M]. 上海：上海书店，2025年据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重印

[16]如“金有三等，黃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孟康曰：“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见［汉］班固. 汉书[M]. 卷二十四下食货志第四下.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64。

[17]《列仙传》，见：道藏：第5册[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74

[18]姜生，汤伟侠主编. 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18(https://www.chuimin.cn)

[19]“太上圣祖金硫柜头变化金宝滋养无穷之法。说三品金丹，第一品金丹，服之飞升金阙，名曰天仙”。见：铅汞甲庚至宝集成. 卷二. 见：道藏：第19册[M].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55

[20]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M].上海：中华书局，1980：62

[21]杨鸿勋. 凤翔出土春秋秦宫铜构——金釭[J].考古，1976（2）：106。铜门楣如果是上部有荷载的过梁，则当视作承重构件。

[22]［汉］司马迁. 史记. 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2：2535

[23]［唐］房玄龄. 晋书. 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2

[24]［汉］班固. 汉书[M].卷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3989

[25]［宋］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 卷五百三十一. 第八页. 见：四部丛刊三编第47册[M]. 上海：上海书店，2025年据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重印

[26]［宋］李昉等撰. 太平御览. 卷一百八十七. 第六页. 见：四部丛刊三编第40册[M]. 上海：上海书店，2025年据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重印

[27]［唐］房玄龄. 晋书[M]. 卷二十七志第十七五行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4：802。《汉晋春秋》也有相关记载：“武帝改营太庙，南致荆山之木，西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见［晋］习凿齿. 汉晋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28]［梁］萧子显. 南齐书[M].卷二高帝纪下. 北京：中华书局，1972：39

[29]东方朔撰，张华注：《神异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王根林等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0]如《水经·河水》：“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见：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1。又如《河图括地象》：“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又：“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市绕之。”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1089, 1095。以及《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天神则主北辰，地祗则主昆仑。”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大司乐》，《十三经注疏》阮刻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90。

[3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 纬书集成[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885，1154，1091，1092。及东方朔撰，张华注：《神异经》，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王根林等校点.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7。

[32]［汉］司马迁. 史记[M]. 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88

[33]［汉］班固. 汉书[M]. 卷二十五上郊祀志第五上. 北京：中华书局，1962：1220

[34]［宋］范晔. 后汉书[M]. 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1966：839

[35]《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 盛饰佛图, 画迹甚妙, 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 犹依天竺式样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见[北齐]魏收. 魏书[M]. 卷一百一十四. 北京：中华书局，1974：3029

[36]［晋］陈寿. 三国志[M]. 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2：1185

[37]［宋］范晔. 后汉书[M]. 卷七十三陶谦传. 北京：中华书局，1966：2368

[38]［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三，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 No. 1

[39]［清］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全梁文》卷十，简文帝2，北京：中华书局，1958：3007

[40]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96

[41]“善男子應當如法。書寫此咒九十九本。於相輪橖四周安置。又寫此咒及功能法。於橖中心密覆安處。如是作已。則為建立九萬九千相輪橖已。亦為安置九萬九千佛舍利已。”见［唐］天竺三藏彌陀山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 No. 1024

[42]在日本的不少木塔中，刹杆也确实并不起结构作用，而只有宗教象征的功能。这一点蒙张十庆先生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东方建筑专题”课中示教。

[43]刘敦桢《覆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见：刘敦桢文集（一）[M]. 1982：251-259。在中国，现在看到的佛塔之塔心柱、刹柱一般都是承担结构功能的。因此刹柱不仅是佛塔象征意义成立的必需品，也是形式、技术上成立之必需构件。

[44]孙机. 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00）：41-47,130

[45]《旧唐书·舆服志》：“武德初，因隋旧制……四年八月敕：三品已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 pagenumber_ebook=246,pagenumber_book=234 ，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及庶人服绸、、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见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M].卷四十五. 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2《宋史·舆服志六》：“别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书奏覆状、流内铨历任三代状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内用之；三曰‘书诏之印’，翰林诏敕用之。皆铸以金，又以鍮石各铸其一。”见［元］脱脱，等. 宋史[M].卷一百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3582

[46]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民间多熔钱点药以为鍮石，销毁货币，滋民奸盗，命有司议定科禁，请以犯铜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22（第一册）

[47]据《宣德鼎彝谱》，明宣宗认为宗庙、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式范猥鄙，殊乖古制”，于宣德三年三月初三（1428），敕谕工部尚书吴中：“今有暹罗国王剌迦满霭所贡良铜，厥号风磨，色同阳迈。联拟思惟所用，谌铸鼎彝，以供郊坛、太庙、内廷之用。”见［明］吕震. 宣德鼎彝谱[M].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1。关于宣德炉铸造材料的讨论见：周卫荣. 关于宣德炉中的金属锌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 9（02）：161-164

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的象征意义和适应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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