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洋文库及个人收藏件数，同房亲友27人见证责任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清代各级衙门书吏盛行顶补，顶补时需交顶首银，迄至清末，未有变更。然而，书吏之间如何前后顶补，吏缺如何买卖，顶首银如何交付，涉事书吏要否具立书面字据？既有研究殊少提及。

幸运的是，日本东洋文库收藏了6件文契，加藤雄三博士个人收藏了10件文契，均是有关浙江巡抚和布政司衙门书吏顶补的文书。^[44]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苏州金氏文书》中，有4件江苏布政司衙门书吏顶补文书^[4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中有安徽按察司衙门督捕房书吏出顶缺契1件^[46]。近年来，国人对清代吏胥的研究成果源源推出，但似乎从未见引用吏胥文书原件者。只有日本加藤雄三收集并介绍了一件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杭州织造衙门门房缺绝顶契，^[47]泉州市文管会黄真真曾经介绍过一件同治八年（1869）泉州府学门斗缺卖断文书，^[48]网上也曾流传一件光绪十年章殷氏等绝卖徽州府学值路婺源县并祁门县门斗缺文书，^[49]可以视为迹近书吏缺买卖文书。上述文书内容完整，品相较好，时间起自康熙五十七年，止于光绪二十七年，长达近2个世纪。尤其是留存在日本图书部门的江浙书吏顶补文书，时段集中于乾隆二十年以后，较为具体地提供了书吏顶补的诸多实例，成系列地展示了江浙省级衙门书吏之间顶补的实况，形象真切地展示了清代地方衙门书吏顶补的实际情形，也为前述清人的相关描述作了绝好的注释，对于了解清代地方衙门书吏的活动状况，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当能丰富清代胥吏研究的具体内容。对于上述浙江巡抚和藩司衙门的16件书吏顶缺文书及杭州织造衙门门房缺1件绝顶契，加藤雄三博士曾予以全文介绍，并从法制史角度对清代的吏缺和文书所反映的吏缺买卖作了初步探讨，唯尚留有较大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究。

江浙皖三省巡抚及藩、臬二司衙门的21件文书，包含顶缺契5件，绝顶契2件，永远顶首文契1件，典缺契1件，议单7件，合同议单2件，议约、允租和笔据各1件。21件文书中，除了笔据1件，又可以分为议单和顶缺契2大类，各为10件。其文契形式又可分为契约式和条款式2类，前者12件，后者8件。

为展示这些文书的样貌，现选择吏缺顶缺议单契约式和条款式各1件及典契1件，移录如下（格式微有变动）。

1.《赵行周出顶浙江巡抚衙门嘉绍二府吏缺合同议单》（条款式）：

立议单亲友张舜舞、王巨瞻等，今有赵行周兄，向充抚宪春秋班咨房吏缺，缘一身难以兼顾，将嘉、绍二府出顶与张云程先生处承办，当得酒礼银壹百两正。自顶之后，所有嘉、绍二府甲下一切事件听凭办理，不涉赵处之事。所有众议规条，开列于左。

一、议银平九七。

一、议每班张处绍甲帮银六两，嘉甲帮银五两，于上班时先付六两，交与赵处，汇办署内伙食束修等项，馀银五两次月交付，不得愆期。

一、议赵行兄如欲引顶，先尽张处，另议缺价，如赵处不愿顶充，听凭赵处回赎，另觅售主，归还张处，原价张处不得阻掯。

一、议嘉、绍二府并非绝顶，但赵行兄未经出缺引顶之前，总与张处合办，不便另售，如张处不欲承办，先侭赵处回赎，如赵处不愿回赎，听凭张处别顶，赵处亦不得阻掯。

一、议嘉、绍二府内一切文武衙门刑钱事件，统归张处办理，至通行事件，按府派分，嘉、绍事件遇有一名以上，照数加二奉酬赵处，馀外不得另生觊觎。

一、议嗣后内外务须一秉至公，不得各生异心。

乾隆贰拾伍年陆月　日立议亲友　张舜舞　王巨瞻（押）强履安（押）

　　　　　　　　　　　　　　　俞拱乾　黄璞存　费凌沧（押）

　　　　　　　　　　　　　　　江帝歆（押）王西清（押）朱锦云

　　　　　　　　　　　　　　　季协清（押）

　　　　　　　　　　　　　　　允议　张云程（押）赵行周（押）

　　　　　　　　　　　　　　　代书　张清芝（押）

大吉存照^[50]

2.《赵庚立浙江巡抚衙门吏缺顶缺契》（契约式）：

顶契存照

立顶缺契赵庚，情愿凂中，将自原顶朱森木兄名下抚辕夏冬班咨房正缺壹分贰厘五毫，立契出顶与章绍舒兄处承办管理，当得酒礼制钱壹百伍拾千文正，三面收明。自顶之后，所有名下壹分贰厘伍毫咨房名缺一切刑名钱谷等事，听凭章绍舒兄处管理承办，公费照股轮收，不涉赵庚之事，并无阻掯异说。恐后无凭，立此顶契存照。

再批：是缺系顶朱森木兄名下，原顶强立兄之缺，前曾庚自出过酒礼银贰百两正，今庚情愿减价转顶，并无异说，当将原顶合同议单壹纸交存作据。又照。

乾隆伍拾伍年玖月　　日立顶契　赵　庚（押）朱森木

见立　斯圣岐（押）张历山　朱序东　朱秉钧　张仁斋　张升阶^[51]

3.《何静默立江苏布政司衙门吏缺典缺下契》（契约式）：

立典缺下契何静默，凭友褚墅洲、瞿芝田等，今典得许桂堂兄经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及太湖厅书缺事宜，议典半中之半合办，当交典价公费元银陆百两正。上契载明，不拘年月，如有原价，听凭取赎。欲后有凭，立此典契下契为照。(www.chuimin.cn)

嘉庆拾肆年伍月　日立典缺下契　何静默（押）

　　　　　　　　　　凭　友　褚墅洲（押）

　　　　　　　　　　瞿芝田（押）

　　　　　　　　　　王晴川

　　　　　　　　　　馀玉^[52]

书吏缺议单与顶契等，就文书形式而言，均有契约式和条款式2种，与民间日常的房地产买卖、分家析产、里甲催粮、承担徭役、宗祧继嗣等各式议单文契并无二样。具立议单的是书吏涉事双方，落款以允议身份出现，另有以见议或立议身份出现的中见人，有的还有代书等；书吏各类顶缺契则与房地产买卖的正契相同，出顶缺人落款以立契人身份出现，另有见立或居间或见居或凭以中见人身份出现。^[53]唯与上述各类议单和正契不同的是，居间人或中见人大多不是事主双方的亲族邻居，而是事主的“友”、“同房亲友”。这里的同房并不是宗族意义上的“房”，而是衙门中的房科。江苏布政司衙门书吏何肯堂所立永远顶首文契上具名的“同房亲友”多达27人，说明吏缺出让，同房书吏均有见证责任与义务。就书吏顶缺契约的约束力而言，同业书吏的同业显然要比同宗亲友更加切合实际、更为有效。

就文书内容而言，书吏顶缺文书同其他文书一样，事主双方必须说明吏缺出让或顶卖的原因，吏缺承当事务的范围和收入情形，讲明吏缺价格及其交付时间、银两成色等，如若不是绝顶契，还需说明出顶是否保留回赎权利，受顶人是否可以转顶。从文书反映的运作实际来看，吏缺文书即使具立了绝顶契，仍然存在像当时流行的民间房地产买卖不断找价的现象。可见书吏缺俨然已是持有人的无形产业，可以转让，可以继承。

通观江浙皖三省省级衙门的21件书吏顶缺文书，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其一，关于书吏分班分房分科及其人数。乾隆二十年、二十一年间，浙江巡抚衙门春秋班咨稿房书吏赵行周，因“一身办理未周”，先后分3次将其所有的绍兴、嘉兴府二府之缺位出顶与人，此缺是“承管嘉兴、绍兴两府属一切刑钱公务”，是为巡抚衙门下嘉兴、绍兴两府刑名、钱谷事务起稿。^[54]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浙江强立诚将与章绍舒合顶前手潘一渊与倪协文的抚宪咨房吏缺，因“出缺另图他业”，同业禀举由张历山接充，立有议单。^[55]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赵庚将原来顶自朱森木名下的抚辕夏冬班咨房正缺一分二厘五毫，立契出顶与章绍舒，“一切刑名钱谷等事，听凭章绍舒兄处管理承办，公费照股轮收”^[56]。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朱森木将此部分吏缺凭中出顶与人，同时，朱森木又因届“吏满”，将抚院咨科夏冬班经制吏缺全股，凭中出顶与章处。道光六年七月，朱孔闻将抚宪衙门夏冬班礼房山阴、会稽两县公私事务及两县节孝随礼出典与江景岐。^[57]由此数例可知，浙江巡抚衙门各房书吏，分为春秋和夏冬两班，各轮两季管理承办事务。每班之下，每个书吏全缺再细分为8份，每份为一分二厘五毫，顶缺时按份计价。每个书吏再以府为单位，分管一二府事务。赵行周原有嘉兴、绍兴二府事务缺，因一身不能兼顾，先后将二府中部分吏缺出顶与人。从其身故后同行所立相应议约来看，赵行周并无其他吏缺，说明大体上抚辕某房一个书吏承管一府之事。

抚辕如此，藩宪如何呢？浙江，清前期《治浙成规》称：“藩署书办向列二十三科，而一科之中又复分县管理，上下交接，一气相连。”^[58]藩署23科，每科又复分县管理，全省76县，书吏多达2 370余人。但对照定制，浙江藩司额定书吏为58人，经历、理问、库大使、照磨、攒典各1人，也只有63人，^[59]书吏实际人数是定制的三四十倍。江苏，乾隆四年布政使徐士林奏称，该司“经制书吏额设十一科房”^[60]，即此11科房，书吏当不少于千人。书吏实际人数远超定制，在顶首文书也有较为具体的反映。同治六年三月，鲍友兰等立议单，“将祖遗藩司吏二科台州府属之太平县知县、县丞、巡检、典史、两学吏书缺并土著试用官等十分之内应得三分，情愿出顶与章博堂处合办，当得酒礼银一百二十千文”。光绪元年十一月，周秉镛立允租，载明：“今将祖遗藩司吏壹科杭湖甲之安吉全县，以及现任土著吏攒试用官阄承值大计捐输一切事宜，凭中出租与章处承管，三面议定，每年租钱计英洋拾贰元正，按季凭折支付，遇闰不计押租。”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俞凤笙等立合同议单，称季子静“曾将祖遗藩司衙门户课程科承管瑞安县司缺五分，又藩司承管嘉兴县吏房司缺全缺”为凭，向沈星阁处陆续借洋1 000元。^[61]

在江苏，上述乾隆四年布政使徐士林奏称藩司衙门额设书吏11科房，“其中最紧要难办者，一曰户总科，一曰工房”^[62]。此批吏缺文书显示，江苏藩司正是按事务分设科房的，而且户总科确实最为重要。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俞茂昭等立合同议单，载明方学、方圣兄弟二人处，“原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奏销一切事宜全缺，并太湖厅分授吴县地丁奏销书缺六分，议与钱尔翁与王容兄各半承办。当日三面议定顶缺公费元丝银贰百捌拾两正，自交卷日为始，言定五周年为满”^[63]。嘉庆四年正月，姚耘心等立议单，条载钱瞻廷“祖遗苏藩司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一半并太湖厅三分书缺”，议顶与夏介永远接办，“此缺公费上契银壹千叁百两，余银肆百两不上契，元丝九七兑，科房交卷银十六两，管家八两”。^[64]如前所录第3例，嘉庆十四年五月，何静默立典缺下契：“凭友褚墅洲、瞿芝田等，今典得许桂堂兄经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及太湖厅书缺事宜，议典半中之半合办。”道光二年四月，何肯堂立永远顶首文契，载明：“今有父遗苏藩司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奏销盘查交代升科坍荒公田馀租徭里纸张并轮管苏州府头一半事宜并太湖厅三分书缺，凭同房亲友袁涵、潘畹兰等，议顶与金处接办，当得公费元丝足兑银壹千伍百两整，当日一趸交足。”^[65]

上述7例清楚表明，江、浙藩司衙门各房书吏未像抚衙那样分为班次，而是因为直接处理钱粮事务，分房或分课，其下再分科，每科以县为范围承管，相当细密，基本上一县一缺（太湖厅从吴县中分出，仅洞庭东山一地，事务有限，所以书吏缺位往往与吴县合算）。至于其人数，分县而设，阖省而计，当在一二千人，均远超定额至数十倍。

关于书吏分班，令典有规定，一是在署内办公，不得随意出入；二是分别班期。^[66]而班期长短，各地不一。两江总督衙门和江苏、安徽藩臬四司衙门，分为2班，3月一班轮流，安徽巡抚衙门4月一班更换。^[67]浙江布政司衙门一度分为内外2班，因内班房屋数少不能容歇众书，分班有名无实，乾隆八年布政使潘思榘奏请改为在衙署集中办公。^[68]早在顺治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张维赤就题称，浙江全省书役照府分设，全浙11府，则设11人，“每一人有正有副，合正副共二十二人，合督抚两衙门则正副共四十四人矣”^[69]。这批文书反映，浙江抚辕是按府设置书吏，符合定制，但省级衙门书吏分班做法远比令典规定复杂详细得多，其人数也远超额定数量。

其二，关于书吏“缺底”性质与承充之人。按清人的说法，江、浙等地是书吏世代承袭最盛、顶首银最为流行的地域。清初人说：“浙属州县七十有六，此辈立有顶首，用价买充，以县分之大小，钱粮之多寡，定售价低昂。有一人而买数县，有数人而朋一府，父子相承，兄弟挨值。”^[70]乾隆十九年两江总督鄂容安奏称：“江南户口繁庶，事务纷纭，各衙门胥用较多于他省，而作奸犯科者亦较甚于他省。……乃江南胥役，非系买缺顶补，即系私相朋充，一役在册，外有数名甚或十数名，皆藉称帮办名色，倚官作威，因公讹诈，大为吏治民生之累。”^[71]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疏奏：“近来书吏尤为积重难返，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司府州县衙门，书吏皆有缺主，每一缺主或万余金，或数千金，自为授受。”^[72]

此批文书，反映书吏出顶吏缺者较多，富有典型意义。此缺就是所谓的“缺底”。此缺底，可以出顶，可以转让，转让时可以全缺，也可以部分。浙江抚辕咨稿房春秋班和夏冬班两班书吏缺的辗转出顶，清晰地反映了吏缺的所有权属性。因为吏缺具有所有权属性，所以书吏顶缺议单或顶契，往往声明该缺为“祖遗”、“父遗”、某某“分授之业”，或“自制”之业、的系某某“己业”等，将之直接视为合法产业，合理继承或合法拥有。正因为吏缺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因而议单或顶缺契总会强调“此系正行交易”、“上下不瞒长幼，并无重叠交关债负准折等情”等，而在循照绝卖找价的民间俗例完成转移之时，书吏顶缺契同田宅买卖文书一样，总会郑重声明“永不找贴，永无异言，永断葛藤，永不回赎”，“自绝之后，一切悉如前议，永不回赎，永不找贴”等。

吏缺既是合法产业，就可继承，就可公开转让出售，甚至可以抵押向人借款。抵押如前述季子静抵押借银洋例。转移过程则如同民间田宅买卖一样，可租可典，先典后卖，由杜到绝。在21件吏缺文书中，就有1件典契，1件允租。如前所述，允租载明租钱，“凭中出租与章处承管，三面议定，每年租钱计英洋拾贰元正，按季凭折支付，遇闰不计押租”。出顶吏缺，既可全缺，也可分股。出顶后，既可取赎，也可转顶。值得注意的是，吏缺从出典到顶卖，同房书吏有优先权，此与民间田宅交易情形类似。如前录第1例，赵行周将嘉兴、绍兴二府部分事务出顶与张处承办后，双方议定：若“不欲承办，先侭赵处回赎，如赵处不愿回赎，听凭张处别顶，赵处亦不得阻措”。张历山接充抚宪夏冬班吏缺，与章绍舒共持此缺，由朱可久、张辅廷择人进署办理，三面公议，张历山接充后，“先尽章绍名下应顶，后换朱、张二兄名下接顶，如此周而复始，彼此公允”。又如前录第3例载，许桂堂将经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及太湖厅书缺事宜出典，“当交典价公费元银陆百两正，上契载明，不拘年月，如有原价，听凭取赎”。出典以至绝顶后，也同民间田宅买卖一样，吏缺可以找价。前述乾隆二十五年，赵行周将嘉兴、绍兴二府另外部分事务出顶与张云程，由章绍舒具体管业，乾隆三十八年赵处控告到抚衙，浙江巡抚熊学鹏发文杭捕厅，令章绍舒2次代找过银80两。同是这个赵行周，乾隆二十五年将嘉兴、绍兴二府另外部分吏缺出顶与人，得到酒礼银100两，后来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浙江巡抚熊学鹏发文杭捕厅，令接办此缺事宜的书吏李宜资助丧葬费银80两，后因赵行周遗下寡妇、孤女及侄儿“不能养赡，度日艰难”，李宜再次助银50两。直到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赵行周遗孀赵吴氏又向承接缺主张云程“当得找价五十两正，以为营葬之资”。即使不算赞助银，找价银已是出顶银的足足一半。历经20年，吏缺转移才告完成，可见吏缺转移，也需经历较长年头才能完成。相似的是，道光六年七月浙江抚衙礼房书吏朱孔闻立绝顶契载，其前曾得过典价银600两，“均有条议”，现在“因有急需，今循一典半找之例”，绝顶与江景岐，“又得找价九七平九五兑纹三百两正”。颇有意思的是，浙江人居春麓，因嘉庆年间章云翰表母舅将朱姓咨房夏冬班顶班二纸押信于沈镇山外祖家，其钱早已清迄，但顶契二纸当时未曾交出，而其舅父沈建封转将此契书让居收执，居氏“贫乏已极，无计可施”，先是屡次向章表母舅支钱8千文，到咸丰八年（1858），又以其母年老多病为词，恳得银洋2元。^[73]只因收执书吏顶契，就不断向人索要钱文，事虽迹近荒唐，而吏缺顶契之所有权性质体现无遗。

吏缺具有所有权，可以出顶，也可以转顶，意味着进署办事之人未必就是持有吏缺者。强立诚与章绍舒，曾合顶潘一渊与倪协文浙江抚衙夏冬班吏缺，出官承充办事。乾隆四十四年夏季，因强立诚役满，同行“禀举”张历山接充，并三面公议，强立诚既已出缺另图他业，所有名下原顶酒礼银“未便听其久悬”，有朱可久与张辅廷“情愿接顶”，接顶二人出钱交强立诚，“以作归农之费”。自顶之后，听由朱、张二人“择人进署办理接充”。可见持有缺底者，原是强立诚，现是张历山，而接充办事者是朱可久与张辅廷，但实际进署办事者，朱、张二人仍可择人。章绍舒自张云程处租得浙江抚衙嘉兴、绍兴二府部分吏缺后，却由“洪孔翁引顶出官”，此缺后来归并到章馥斋处后，各方议明：“孔翁高尚，如馥兄昆玉自理，进署办公，或择人代理，应听其便。”此例反映出，吏缺持有人与实际进署办事者往往并非一人。可见，书吏承事相当复杂，有吏缺，吏缺可以顶充，顶充者可以本身入署办事，也可因分身无术或其他缘故再择他人理事，吏缺与承事相分离，所以“一人可兼数缺，一缺可由数人合顶”，但承事只能量力而行。

其三，关于吏缺之价格。吏缺既是可以买卖转让之产业，自然有价格，市场有行情。康熙十七年，安徽按察司衙门督捕房书吏一缺的典价，“顶手纹银六十两”。此可为康熙后期安徽省级衙门书吏缺价之参考。乾隆二十年赵行周将浙江抚宪衙门咨稿房绍兴一府吏缺出顶，当得酒礼银42两，次年赵行周又将嘉兴一府吏缺出顶，议定酒礼银75两，乾隆二十五年将嘉兴、绍兴两府部分吏缺出顶与张云程，当得酒礼银100两，此外，“张处绍甲帮银六两、嘉甲帮银五两，于上班时先付六两，交与赵处，汇办署内伙食束修等项”。此处所谓“束修”，顾名思义，当为新老书吏授受之时的指点教导类费用。后来到嘉庆十三年，以此管业的章馥斋连找价银实际付出了280两。乾隆二十八年，方学将江苏布政司户总科吏缺出顶与钱尔翁等人，得银280两。乾隆四十五年，浙江抚宪咨房夏冬班书吏公立议单载，前一年夏季，强立诚因办事“役满，禀举”张历山接充，强“既已出缺，另图他业，所有名下原顶潘、倪二友酒礼一半银两未便听其久悬”，因有朱可久、张辅廷情愿接顶，“三面公议，朱可久、张辅廷兄出钱五百千文正，交立兄收清，以作归农之费”。其时500千文，大约可兑银625两。一半酒礼银如此，全缺当在银1 250两以上。此是一次性卖断，应该较之上述不含找价银的数字高，但与前相较，短短20年间，成倍增加，似难凭信。乾隆五十五年，赵庚将原顶自朱森木名下的浙江抚衙咨房书吏正缺一分二厘五毫，出顶与章绍舒，当得酒礼银150千文。折合银两，约近140两，八分之一缺如许之多，全缺当为1 100余两。嘉庆四年，钱瞻廷将祖遗苏藩司户总科书吏缺议顶与夏介接办，承顶者付以公费上契银1 300两，不上契银400两，另有科房交卷银16两，管家银8两，共为银1 724两。嘉庆十四年江苏藩司书吏许桂堂出典吏缺，“半中之半”即四分之一，为银600两，是则全缺为2 400两。嘉庆十九年，朱森木因届吏满，将浙江抚衙经制吏缺全股出顶与人，收取归农酒礼银600两。但另一顶契载明，此外“尚有一分二厘五毫”出顶与他人，又得酒礼银200两。如果将其合算为全股，则为800两。此似可作为其时浙江省级衙门书吏顶首价之参考。道光二年，何肯堂兄弟将父遗苏藩司户科吏缺出顶与金处接办，当得公费银1 500两。道光六年，前述浙江抚衙书吏朱孔闻将自制吏缺出典，先曾得过典价银600两，现在又得找价银300两，声明“永不回赎，永不找贴”。典价找价相加，为900两。同治六年，鲍友兰将祖遗浙江藩司吏二科吏缺十分之三出顶与章博堂，当得酒礼银120千文。折合银两，约为77两。全缺当为256两。光绪二十七年，季子静因长年借债洋银1 000元，无力偿还，将祖遗浙江藩司衙门承管瑞安事务缺五分、嘉兴等县事务全缺抵算，“欠洋一千元，作十二年，每年连息本拔还八十元”，转至沈星阁处。一个半缺，洋银1 000元，合银两720两。^[74]

上述十数例，很不系统，时间跨度既大，吏缺分工不一，难以确切反映书吏实际价格，但是据此仍可对清代江浙省级衙门书吏顶首价作出粗略估计：乾隆早期约在银二三百两，中期在500两左右，后期在1 000两左右，高者可达1 300两；嘉庆年间在一二千两之间；道光年间并无上涨趋势，直到清末。如此，吏缺之价，则似乎并未昂贵至时人惊呼的少则数千金多则万余金之地步。

其四，关于吏满出身与世代相袭。清代书吏，五年为满，满役可以通过考试补授官职，律有明条，前景似乎较好。乾隆初年浙江布政使潘思榘也称：“吏员皆由胥吏出身，素无学术，一经役满考职，每多恃符生事。”^[75]那么，书吏满缺后多大程度上能考选官职“恃符生事”，从此安享尊荣呢？其实吏满考官很难。乾隆二年正月，云南布政使陈弘谋奏报，书吏“一经考授职衔，有候至二三十年不得一缺者。及至得缺，吏部代为掣签，发凭赴任，其人大半老迈（聋）钟”^[76]。嘉庆、道光时，洪亮吉指出：“今则不然，由吏胥而为官者，百不得一焉。登进之途既绝，则营利之念益专。”^[77]时人一致认为，清中期起，书吏役满考选官职殊少可能，偶尔有人循此轨迹，求得微薄功名，恐也属于凤毛麟角，实际利益优于从事吏役者更少可能。

又按时人说法，浙江书吏世代相承最为严重。雍正元年，有人奏言：“浙江藩司衙门有通供一缺，父子兄弟相传，钱粮均归掌握。又学院则有掌案，盐差则有长接，把持一切，与缺主无异，请永远禁革。乃下部通行，直省一并严革。”^[78]乾隆五十八年浙江布政使张朝缙奏称：“藩署书办上下交结，其弊不可胜数。”^[79]直到同治年间，江苏布政司还声称：“至吏胥则父子祖孙盘踞一窟，不可化诲。”^[80]

此批顶首缺文书对于吏满出缺，颇有一些事例可以探究。赵行周自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开始出顶吏缺，到乾隆三十四年时已经病故，应该两次满缺，但直到其死，吏缺转移他人之手，仍未见其出缺。其病故后，因无子嗣接替，吏缺由同房书吏李宜与章氏书吏接充，吏缺在同房书吏之间发生了转移。强立诚在乾隆四十四年役满后，出缺另图他业，接充者付以钱500千文，“以作归农之费”。强从此离开书吏队伍，但是否真正“归农”，并不清楚。嘉庆十九年，朱森木因届吏满，将浙江抚衙经制吏缺全股出顶与赵处，转归章处，收取归农酒礼银，吏缺也转移别姓。道光六年，浙江抚衙承管山阴、会稽两县事务的朱孔闻，在收取典价和找价后，将“自制”吏缺绝顶与江景岐，声明“永不回赎，永不找贴……永斩葛藤……永无异言”，吏缺完全转移。光绪二十七年，季子静因长年借债洋银1 000元，无力偿还，将祖遗浙江藩司衙门承管瑞安、嘉兴等县事务的吏缺作价，转至沈星阁处。上述5例中，2例役满后按规制出缺，另图他业；3例未曾在5年役满后按时出缺，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吏缺均转移至他人手中。江苏情形类似。嘉庆四年，钱瞻廷将祖遗苏藩司户总科书吏缺议顶与夏介“永远接办”，吏缺转给了夏氏。道光二年，何肯堂兄弟将父遗苏藩司户科吏缺出顶与金处“永远接办，与何处无涉”。两件文书均称由人“永远接办”，如此口气，恐是役满后的转让。此外，乾隆二十八年方学兄弟出顶江苏藩司户总科书吏缺，“言定五周年为满”，是则书吏承役具立文契时具有定制意识。此批吏缺顶首文书，未见吏满考官事例，似乎说明书吏考满的可能很小。由文书事例同时可知，书吏在不同姓氏之间转移极为频繁，吏缺虽然“祖遗”、“父遗”之说较为常见，说明吏缺确实父传其子，子传其孙，但世代绵绵承袭究属少见。数百两甚至上千两银子的产业，要想代代承传牢守不坠，从子嗣和经济方面考量，应属不易，甚至极为困难。就文书反映的事例来看，江浙省级衙门书吏可能只是在同地同业书吏中传承，而家世相承代代相传的现象并不突出，不能夸大其辞。

此外，清代书吏特别是江南书吏，吏满后往往从事幕客生涯，人称“幕客大半出于江浙，而由书吏作幕又十居六七”，因而易于“与上下各衙门书吏往来结识”。^[81]但此批文书并无相关反映，不敢臆测。

其五，关于官府官员禁革书吏世代顶充。前述赵行周物故后，其遗孀为吏缺银告至巡抚衙门。巡抚熊学鹏不但没有按定制否定吏缺价格及顶首银，反而两次发文杭捕厅，下令由顶充人偿付找价银和资助丧葬费。以巡抚之尊，为书吏顶首银裁断，说明官府知道吏缺买卖有干例禁，但却承认吏缺合理，吏缺有价，可以顶首，可以授受。官员为书吏顶充断案，在明末已可见端倪。前述崇祯年间浙江嘉善知县李陈玉就曾屡屡为之，而且由此感慨“一皂之交易，亦烦评驳，可谓隶也，实不力矣”^[82]。可见官员熟知书吏具体顶充情形。前述乾隆四十四年夏季，因强立诚役满，接充者由同行“禀举”，说明接充书吏需要官府允准。赵行周物故，同行“公举”同房书吏李宜接充，大张旗鼓，说明吏缺不能“私相授受”，既而同行商议，更需要官府认可。文书所载内容，完全与其时所设制度、皇帝谕令大相径庭。吏胥顶缺文书，为我们展示出的清代书吏承充的实际样态，与令典要求和人们的想象相去甚远。

其六，关于书吏收入及其生活状况。时人多谓书吏“坐拥富赀”，称“奸黠之人买一书缺，其利息强于置产十倍……官有封建而吏无封建”^[83]。但深知内情者并不这么认为。光绪时长期任吏部考功司掌印的何刚德，约束书吏很有办法，却道出书吏公费不足之实情：“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能否索贿致富，既看“司官之精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因此“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何刚德甚至认为，书吏所得弊款利银，还要与官吏市侩等中饱分肥，“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而“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84]

实际究竟如何？吏缺顶首文书有一例可资参考。季子静将祖遗浙江藩司衙门户课程科承管瑞安县司缺五分和嘉兴县吏房司缺全缺作抵，12年中陆续曾向沈星阁处借洋银1 000元；其身故后，葬埋后事、儿子完婚，其家又经人代为挪借洋银575元。看来此吏家境并不宽裕。光绪二十七年，同行商议，看在沈、季两家世交的分上，将欠洋“作十二年每年连息本拔还洋80元，自拔清后，即将此据折销”。每年利息是洋银80元，合银两不到58两。如果此数有参考价值，可知其时书吏实际收入并不高，以之养家糊口已属不易。由前述顶缺出缺事例也可推想，单凭数百两以至千余两的顶首银，八口之家至多只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不可能锦衣玉食。其实承充书吏者，未必皆有一定资财者。清初循吏陆陇其有体会，认为“稍有赀产，孰肯为吏，非饥寒亡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85]。书吏顶充文书反映出，书吏大多数人并无多少经济实力，有些人甚至相当拮据，这或可更正我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