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创立意图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江南工商各业的内部救助设施较为普遍，地方慈善机构也渐见增加，设施增多。作为商帮，其地域性商业组织的特色在慈善设施上得到了最形象的反映。徽州商帮的内部救助、善后措置，不独有利于增加徽商团体的向心力和竞争力，客观上也有助于江南地方秩序的稳定，减轻江南地方和官府的社会保障压力。立即批示，阻挠者不敢违反。

由上考察可知，徽商在江南的慈善设施形成规模都在乾、嘉年间，而且其后虽然经过太平天国兵燹，但大多或重建，或扩建，得到了不断发展。这个时期，徽商在苏州的势力大不如前，在上海却气势如虹，茶商等势力大增。然而从总体上说，江南徽商在各地域商帮中的实力地位已大不如前，而且众多的徽商自然不可能人人发财，大量小商小贩难免客死他乡，身后得不到妥善安置，徽商群体是最重乡党宗族精神的，最善于标榜患难相助、互帮互持。以群体的力量设立公益慈善设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力图让每一个乡邦成员都有较好的归宿，解除他们身后暴露他乡不能返归故里的忧惧心理，让贫穷无靠的客居商人也能感受到乡党的关怀。所谓“今也散而为商旅于四方，势固不暇相顾问及，一旦遭罹大故，而望收恤于故乡之人，又情之所不容已”。倡导者以赈恤同乡为己任，待助者以同乡救助为企盼，于是徽宁之旅居于外者，“无不敦睦桑梓，声应气求，肫肫然忠厚恻怛之意，出于肺腑，诚善之善者也”^[14]。发扬徽商以众帮众、互帮互持精神，实践逐利思义、化利为义的伦理追求，从而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和商业竞争力，应该是徽商创建或不断扩建慈善设施的最基本动机和最直接的出发点。

当时江南工商各业的内部救助设施较为普遍，地方慈善机构也渐见增加，设施增多。然而同行救助更多地倾向于均摊负担，强壮时思虑病弱时，身前为身后着想，最不利于小商小贩；地方慈善能力既有限，作为外地人的徽商要沾得实惠，恐非易事。相对而言，地域乡邦设施，主要行业承担大部分费用，个体商人量力捐助，富裕者捐助贫困者，徽商的慈善组织正是其同乡，特别是小商贩最合适的组织。徽商作为商人群体，既有实力，也有邻近江南的便利，让同人得以叶落归根或入土为安。因此，如果说会馆建筑是地域商帮实力的反映，是商帮之间互相竞争的具体表征，还多少含有名誉、面子的成分，那么商帮的慈善设施既是该商帮实力的反映，也是该商帮纯粹为团体成员服务的设施。在近代江南，各种慈善组织纷纷涌现，救助的内容、范围和形式都有新的扩展，徽商不但没有放弃传统，反而更加重视地域圈内的殡舍义冢形式，实施善后同籍资助。作为商帮，其地域性商业组织的特色在慈善设施上得到了最形象的反映。作为传统性质的商帮，徽商也并没有解体，而仍然活跃于江南商品舞台上。

徽商在江南各地广设义园义冢的这个时期，也是江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地价不断增值、地皮日趋紧张的时期，同时更是微商家乡葬地难觅、地价不菲的时期。道光时泾县人朱珔曾透露其在苏州选择墓地的原因说：“窃惟余邑安窀最难，往往耗重赀，尽付东流，迩者人愈稠，地愈隘，即值愈昂，苦叠遭辛螫，家遂落……适主讲吴中，询风俗，知缓葬者颇鲜。暇辄遍览郊原，多平且旷，觅购亦稍易。久乃获诸盘门外田方七亩，载起幽宫。”^[15]徽州葬地难求，只会甚于泾县，朱珔家大业大，尚要考虑价格，改在苏州寻找身后之地，对于徽商整体，特别是子嗣不旺的弱小者来说，要在家乡购地，就更难上加难，能够在江南入土恐怕是理想的归宿了。然而就单个徽商来说，要在客居的江南购地同样绝非易事。上海地方文献说：“购地营葬，土著者尚易集事。若客乡来葬者，把持地段，争昂其值，间有老妪寡妇不能做工者，环索照派，或越境夺工，动辄殴打。此种恶习，各处皆然，卒难禁革。”^[16]在这种情况下，以群体的形式，凭乡邦的实力，到官府备案，购置公共墓地就是最有效的途径。这就既摆脱了地方势力的纠缠，又经济地达到了寻找墓地的目的，也较好地处理了与地方居民的关系。^[17]很难想象，如果不是集团的力量，徽商能够在苏州阊门外、上海南门外和杭州江干等均为人烟稠密、地价昂贵的地方购得数十亩、上百亩的义园义冢用地。因此，扩建义所义冢也可能是徽商在江南用较经济的代价大规模购置公共墓地的一种手段。(https://www.chuimin.cn)

徽州商帮的内部救助、善后措置，不独有利于增加徽商团体的向心力和竞争力，客观上也有助于江南地方秩序的稳定，减轻江南地方和官府的社会保障压力。很难设想，每年数十具乃至上百具棺柩得不到安葬，或者相同数量的尸身得不到收殓，更多的困乏商人得不到必要的救助，对于地方经济负担、社会秩序和环境卫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徽商以地域组织的形式，立足于自我救助，无形中减轻了地方政府和地方仕商社会救济、社会治安的压力，所以总是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切实保护。同治初年，苏州的安徽会馆在阊门外设立专用码头，按照成例，当由县令张示晓谕，以示承认，但一度“几致中沮”。知府李薇生得知后，拂然大怒道：“人不惜赀创善举，吾侪可不亟为成全耶？”立即批示，阻挠者不敢违反。^[18]杭州惟善堂创办之初进展缓慢，后来因为“通达大吏竭力以营之，故能成是丰盈豫大之象”^[19]。署上海知县许乃来对思恭堂的看法则是：“生有所寄，死有所归，枯朽骸骴，必思埋葬得其一地，如生者之寝食居处，了无遗憾，然后仁至尽，可以赞皇恩佐圣治也。”^[20]赞恩佐治，有利地方，地方官正是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类慈善设施，从而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

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创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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