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胄从政二三事：进士出身，怀柔施政，化解矛盾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为此，特据能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叙述其从政的一些具体事实，以飨读者。唐胄成进士后获得的官职是户部山西司主事，表明他在进士考试中成绩是不错的，起码位居第二甲前几十名之内。唐胄在云南期间，他施政的理念是以怀柔政策化解矛盾，反对动辄以武力干预，激化矛盾，残害人民。唐胄一概婉拒不受。唐胄采取有力措施，抓获为首的

明代的海南岛群星耀眼，数以百计的进士、举人个个以饱读诗书、品学兼优而驰誉于神州大地，被称为可与“圣人”之邦相提并论的“滨海邹鲁之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曾慨叹：“广于天下为远藩，仕籍华秩已少，况琼于广又边郡乎。成化二年秋，进薛公远户部尚书，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濬翰林学士，皆在一月。虽天下望郡亦希觏，洵海外衣冠胜事也。”

唐胄就是这些群星中少数几个被“宣付国史”，于《明史》立传的巨星之一。《明史·列传·卷二百零三》简述他的家世出身及仕途升迁，还大段引述了他一篇劝谏嘉靖皇帝远征安南（即今越南）的奏议，最后称赞他“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然而“国史”毕竟过于洗练精简，许多事件、政绩只能一语带过，使人不免有“难窥全豹”之憾。为此，特据能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叙述其从政的一些具体事实，以飨读者。

唐胄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成举人，十五年（1502年）成进士。有的文章说他于乡举、会试中夺魁（即参加举人、进士考试均获第一名），其实是误读了史传。王弘诲为他写的《神道碑》称他乡试、会试“皆以《礼记》魁其经”，就是说他在广东（广州）举行的乡试以及在北京举行的会试（由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中，都以单科《礼经》（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夺得第一名而成为“经魁”。此前，临高县的王佐也曾于乡试中夺得《礼经》第一名而成“经魁”。

唐胄成进士后获得的官职是户部山西司主事，表明他在进士考试中成绩是不错的，起码位居第二甲前几十名之内。比在他之前，文昌的邢宥所获得的“监察御史”还高一品（户部主事为正六品；都察院监察御史为正七品）。且当时山西司主事仅四人。

唐胄进入仕途之后，还未开始施展才华，却因父亲病故回琼守丧（“丁外艰”）。但就在他服丧其间，大宦官刘瑾专权，擅自规定：凡是丁忧的人都作托故营私旷职处理，超过八九个月则算自动去职。唐胄对宦官专权横暴早就不满，于是干脆“自动退职”，服丧期满也不还京，在家奉养老母。一直到刘瑾倒台被剐，嘉靖皇帝即位后才应召回到北京户部改任河南司主事。这时，他已经五十出头了，足足在家闲居了将近二十年。

史传上都说他复职后，一直留意于有关国家“政体”的问题，如上疏反映让宦官内臣主持苏杭织造事务的严重弊端，要求改革。虽然不曾见到他的这些奏疏的具体内容，但历史上明代宦官把持苏杭织造事务确实是明代经济的一大祸害。被皇帝委派到苏杭去监督织造事务的宦官大多贪婪蠢恶而又专横跋扈，他们利用说一不二的政治特权，随意把持丝绸纺织品的价格，向商人或织户索要贿赂，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所以“苏杭织造太监”成了众多宦官们垂涎的肥差。有些被派驻到地方的“镇守太监”甚至不惜重金打点，到京城去贿赂收买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和秉笔太监等重臣勋戚，谋夺这一职位。如嘉靖二年浙江镇守太监就曾借口入贡，派手下载了两船宝物到京城行贿，请求“兼管”织造事务。万历年间的太监刘若愚在他的《酌中志》中披露，这“苏杭织造太监”的实际地位是“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就是说，这种太监的地位待遇与秉笔太监差不多，仅次于最高的掌印太监，但能够享受到的富贵尊荣则胜过他们。不难想见由这样一班权重而蠢恶的贪婪之徒在他们通过贿赂收买、花了大价钱得到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职位之后，当会如何变本加厉地压榨、盘剥、祸害纺织行业的众多商人和百姓。当时很多政要们感叹：“今天下之为民害者，孰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事乎！”“今天下苦织造久矣！”（《明大政纂要·卷四十六》）唐胄就此问题上奏章要求改革，委实抓住了有关国家政体的要害问题，也是他作为“户部主事”应该关注的民生问题。虽然史传上说他的奏疏言辞切直，措词尖锐，但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奏议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织造太监”之事，不仅嘉靖朝没有解决，反而积弊越来越深重，到了万历时期甚至激起民变，加重了明政权的统治危机。

唐胄还是以他杰出的思想与才华、心系国计民生的高尚情怀，获得当时士大夫们的普遍赞赏，因此个人的声望也逐步提高。不久被提升为本司员外郎（从五品），接着还被提为广西提学佥事。这期间，他在广西办学，“督师生习冠射诸礼，即僻邑遐陬，巡历皆遍”，也就是说，尽心教育师生学习礼仪，崇尚道德，所有最偏僻的地方，他都视察个遍。因为工作出色，嘉靖五年（1526年），他被提拔为云南按察司副使（实际是金腾屯田副使，从四品）。这次提拔主要是到云南协助按察使解决各土司之间的矛盾问题。当时，明朝立国已经一百五十多年，由于地方官吏的腐败以及政弛法弊等原因，地方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以及各民族（也就是各个土司）之间的矛盾纷纭复杂。所以唐胄的云南之行，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危险的艰巨任务，除了行政工作还要“备兵金腾”。对于这样的差使，即使得到提升，一般老于世故的油滑官吏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据史传，他到任后干了几件出色的大事：一是设计擒拿了凶暴违法的土司头人莽信；二是调查核实保山县令赵九皋勾结叛逆分子刘七，形成“黑恶势力”，贪赃枉法，残害地方的种种罪行，派兵将其捉拿归案，为民除一大害；三是和平解决了木邦土司与孟养土司之间的争斗。这一连串的行政措施，成效显著，政绩彪炳，嘉靖皇帝也“论功行赏”，将他及时提拔为云南右参政。唐胄在云南期间，他施政的理念是以怀柔政策化解矛盾，反对动辄以武力干预，激化矛盾，残害人民。以仁政为本，这当然是上上策。

嘉靖八年（1529年），升为右参政（从三品）的唐胄依例进京表贺（上表致谢升迁），按以往惯例，参政进京“表贺”，各属吏员皆当馈赠物品、提供夫马仆从等事物。唐胄一概婉拒不受。到了京师，别的官员忙着去拜谒京官显贵，进贡宝物，拉拢关系，唐胄却一无所动。幸运的是，在此情况下，他又因上疏言事，受到嘉靖皇帝的采纳，升为云南右布政使（从二品），之后，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为广西左布政使，虽仍是从二品，但却担当起“第一把手”的角色。

唐胄任提学佥事时，在广西办过学，给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回到广西任左布政使，百姓自然也寄予厚望。其时，广西境内盗贼横行，有一部分贼人专门盗墓，而且盗的都是王公大臣以及豪富士绅之墓，搞得人心惶惶，惴惴不安。唐胄采取有力措施，抓获为首的一批首恶分子公开处决，才把这股邪恶风气压下去。接着又有广西古田凤凰寨韦姓贼人出掠，骚扰地方。这凤凰寨是有名的强寇出没地盘，明军多年征剿仍扑灭不了他们。唐胄到任后，仍是采取怀柔政策。他通过县令刘朝辅晓喻韦姓首领。韦首领听说新来的布政使就是当年深入瑶寨劝子弟读书的唐提学，十分感激，于是约束部下，不再与地方政权为恶。广西的局面算是获得了多年不见的平静岁月。

唐胄在安抚强贼的同时，对地方王室及镇守军将领弄虚作假、冒领国家钱粮的贪污行为也绝不含糊，及时核实奏报朝廷。虽然皇朝宗室因此迁怒报复，群起而攻之，他也毫不手软，依实奏报。结果，宗室的王公大臣没能将他扳倒，朝廷反而肯定他的奏报，形成律令约束全国的各个藩王，不得再冒领多支国家钱粮。从此唐胄声名日著，在仕途上也不断晋升，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调到北京任户部左侍郎。

《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全文载有唐胄上疏反对武定侯郭勋要求将其先祖郭英入祀皇室宗庙、与徐达等开国功臣一起配享太祖庙堂。郭勋是正牌的“皇亲国戚”（郭勋是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后裔。郭英的妹妹还是太祖朱元璋的妃子，而朱元璋的女儿又下嫁郭家），但此人并非无所作为的纨绔子弟。他依仗祖辈的勋爵出任过两广总督等要职，还懂得逢迎拍马、讨好皇帝。嘉靖初即位，想荣封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帝、皇后，这就是曾经震撼朝野的“议大礼”事件。那时，唐胄似乎还退职在家。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接下来还有他的儿子杨慎）的大批朝臣极力反对，只有一个在京外的小官张璁上疏支持嘉靖。郭勋瞧准了机会，利用他皇戚的身份暗中掩护并大力支持张璁，结果深得嘉靖的信任与宠幸，升为京城禁军的总管，加封太师。郭勋编刻过一本《皇明英烈传》专门为他的先祖郭英评功摆好，其中不乏夸张粉饰之嫌。但因为有嘉靖皇帝的认可，他便狂妄起来，进一步要求将自己的先祖入祀、配享太庙。在精于仪礼、曾以《礼经》夺魁的唐胄看来，这太过份了！于是便写了一份奏章上呈嘉靖，据史实披露，郭英虽然有功，却不能与胡大海、徐达等开国功臣相提并论，仅是在平定云南时立了功勋。唐胄认为郭勋“不学少知”，误把先祖郭英的云南之功当成开国之功，利用自己家族“皇妃、王妃、驸马之贵”，提出这种不合礼仪的非份要求。奏章最后：“伏愿皇上于英之配享、庙祀，且寝其议，使在天之灵慰圣祖当日之心，定序之位悦诸臣素聚之向。而英生平谦让之英魂安食家庙于百世，不致忸怩于非疑之谤，则勋知孝而不知学之误亦可以雪，以终全臣节。”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郭勋的极大嘲讽，唐胄对郭勋已经不仅止于鄙视其“不学妄为”的轻狂了，而事实上，此时的郭勋确实是个“挟恩宠，揽朝权，擅作威福，网利虐民，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为廷臣所恶”的弄臣。但既然得到嘉靖的宠信，唐胄的奏章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后来，郭勋果然如愿以偿，在嘉靖的准许下，让自己的的老祖宗郭英坐在了他不该也不配坐享的神位上。

在这件事上，唐胄的义愤更能证明他就是不畏权贵、认理不认人。按常理，郭勋向皇帝求其祖宗配享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看，属皇帝的家事，旁人大可不必认真。而且更重要的是，嘉靖本人也不顾所谓“礼仪”硬要给自己的父母讨封赠，朝野共知，群臣共愤。他怎么会去阻止郭勋，自打嘴巴呢？他不但不阻止郭勋，还以此作为舆论辅垫去干他还想再干的一件大事——在京城立他父亲的庙堂，让他的父皇配享太庙。这就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京都里“集议明堂”的又一件大事。此时，嘉靖登基十七年了，由于他不顾群臣反对，运用政治手段已经给父母争得了兴献皇帝、兴献皇后的“名分”，但对于他们的祭祀仅能在原先的封地（湖北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举行，还不能供奉在京都的太庙里。按儒家供奉大礼的规定，列祖列宗之中只有建鼎立极、开国创始的立大功德的先祖才能供奉太庙，与皇天上帝同祀。嘉靖的父亲原只是一个小小的藩王（嘉靖的父亲朱佑杬是明孝宗弘治皇帝的弟弟，生前被分封于湖北安陆，号兴献王），四十多岁便去世了，也谈不上有什么功德，怎能供奉太庙？按常规仪礼是万万办不到的。可这位嘉靖帝就是有手腕。当年，偏巧有一位已经退休在家的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给嘉靖，认为他应该将他父皇的神主供奉到京都的太庙里才算得上有孝道。嘉靖便像上次一样，先将这份奏疏下达，让群臣来议论，表示公正。礼部尚书严嵩首当其冲，必须就此事表态。严嵩十分圆滑，明知此举不合礼仪却不愿公然反对，便上疏说：“以功德论，皇上的父皇似不宜进太庙；但以亲情论，也应该让他进太庙。皇帝你圣明，这事你就自己裁决吧。”嘉靖又把那份奏疏拿给内阁首辅（宰相）夏言看，夏言知道事情尴尬，却不表态。嘉靖再次召群臣集议，首先就放出硬话：“认为我父皇不宜配享太庙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唐胄上疏了。这份奏疏的内容，《嘉靖广东通志》没登，到了清代，谷应泰著的《明史纪事本末》才可见到其摘要，而晚清海南张岳崧主编的《道光琼州府志》也做了摘要。还是谷应泰的摘要能击中要害：唐胄在奏疏中婉转地指责嘉靖帝说话不算数。嘉靖即位之初，也有投机拍马的官员建议在京都建庙奉祀他的父亲。当时，嘉靖为了表示他的以礼治国，公开表示反对：“朕奉上天之命而遵法于祖宗，怎么敢于妨碍太庙之礼呢？”所以唐胄抓住这一点反击道：“可是考察陛下今日之所为，是不是被丰坊的那一套议论所迷惑呢？臣以为明堂之礼是不可废的。但是只有以太宗配享太庙，于礼才更为合适。如果仅仅因为献皇帝生有陛下，就不待称宗而议配享，是想独自占有太庙之享，越百世而不迁么？”这样说话，简直就是讥讽嘉靖出尔反尔、得寸进尺。果然，嘉靖看完奏疏，怒不可遏，下令锦衣卫将唐胄逮捕下狱，加以拷打，然后削籍为民。这是当年夏天的事，当唐胄收拾残躯，返回海南之后，就在这年的冬天，嘉靖又特加赦免，恢复他的官员待遇（复冠带）。唐胄回到海南，过了一年便去世了。

唐胄一生廉洁清正，光明磊落，淡薄名利，视礼义节操为生命。正因为如此，他在嘉靖违礼轻诺时，毫不犹豫、毫无顾忌地上疏进谏，招来解官下狱之辱。这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所以，王弘诲在《神道碑》中赞叹道：“嗟夫！若西洲（唐胄号西洲）公者，岂不毅然大丈夫哉！尝观缙绅士夫，平居矢口言天下事，即引裾折槛，见若无难为者；至当国家利害事变之冲，辄相率首鼠两端，甚则卷舌固位。嗟呼，此其人视公何如哉！”

唐胄一生的政绩是以大丈夫的风骨气概争得来的，他是值得我们永世景仰效法的先驱。

（2017年8月21日）

唐胄从政二三事：进士出身，怀柔施政，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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