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简史》的学术评价

（一）胡适的书评^[1]

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此书，因为在用欧洲语言书写的所有已出版的中国史著作中，这本著作是最优秀的一部。我真诚认为这部著作有一些值得中国史家思考及关注之处。富路德教授凭借其出色的写作技艺，成功地在短短230页篇幅之中书写出一部关于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真实且富动感的历史。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果断而近乎彻底地消减朝代和政治史，以便留出充足篇幅来突出中国人在物质、技术、社会、思想、艺术、宗教等生活方面发展的故事。

例如，在作者无情的笔端下，仅用一行即将孔子打发了（第24页），但关于马镫的故事却用了21行（第100页）；伟大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仅占用了三行半（第201页），但关于印度玉米、甘薯、花生的引进却占了整整一页。为什么不呢？如果“马镫能使中原人更好地打击他们的传统敌人”，如果“这三种植物不仅肯定影响到土地的使用和饮食习惯，而且对人口的增长亦有影响”，显然就值得对它们做更为突出的介绍。毕竟，仅有一部分中国人受王阳明甚或孔子学说的影响！

正是这种非传统的方式，使得这本小书既令人不安，又富有启发性。对于那些自鸣得意的传统史家来说，它令人不安甚至是令人讨厌；对于所有希望知悉“中国人是如何发明和‘采用’他们的工具、如何发现和栽植他们的主食、如何制造和进口他们的商品、如何创作他们的艺术和文学并建立起他们的文明”的人来说，这部著作却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它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如何沿着时光隧道从旧石器时代走到现在”的动态记录。

这本著作也可称为一部最实用的西方中国史研究概要；其注释和所列补充阅读材料，说明作者已充分利用了西方学术研究成果。中华民族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东西方之间文化、物品及思想的交流，自然成为整部著作强调的重点。关于中国史的这些“全球性”方面，常为中国史家所忽略或不当处理，因此像本书这样的巧妙概述应该受到中国史家的欢迎。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在对待如此遥远过去的文化对象时，经常犯有过于倾向“文化借用”理论而甚少承认文化“独立或平行发展”的错误。例如，中国古代使用的棺材肯定不是来自于古埃及的“一种外来文化渗透”；对中国人来说，“修筑护城河以保护筑有防御工事之城镇的泥墙以及扩井的使用”等军事技艺（第28页）无须借用外部世界。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归因于文化借用似乎牵强附会，而且也并非历史事实。面对类似的需要和困惑，人类心灵通常能够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发明了或多或少相类似的解决方法。仅仅是存在相似性，并不总意味着相同的起源。

富路德教授自己即指出（第207页），早在马斯安和维克迈斯特分别于公元1636年及1691年发现十二音构问题之前，朱载堉在公元1584年已通过采用“根号2开12次方”发现间隔区间存在着“十二平均律”。难道像这样确凿无疑的独立发展案例还能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将诸如古代中国的“毕达哥拉斯音阶和西方几何学公理”（第28页）解释为“外来文化渗透”的结果？

（二）杨联陞的中文书评^[2]

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美国现在的汉学家中，年辈算比较高的。同国会图书馆的恒慕义氏都已在中年以上，两个人都勤于著述，不让青年。恒氏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第一卷，六百余页，去年已经在华盛顿出版。富氏也在同年发表了这本《中华民族小史》。在序言之中，回忆他在上次大战末期同美国军队在法国与华工常有来往，感觉到中美两国民众特别相似，想从历史上寻求解释。在这烽火满天的今日，大约是不胜其感慨的。全书260页，分九章。第一章，中华民族之初始，包括史前时代及商周；第二章，初期帝国，秦及两汉；第三章，政治分裂，魏、南北朝；第四章，中国重复统一，隋及唐；第五章，分裂，宋与北方及西北分治；第六章，元朝；第七章，明朝；第八章，清朝；第九章，民国。除了第三章56—110页特别长以外，其余各章篇幅差不多。比起来，近代稍略一点。附有铜版图15面，大抵是关于考古及美术的，选择很精。每章有补充读物，都是中西学者用英文写的重要著作，还有一个史表，标举各朝代的重要史实，宗教及思想、艺术、文化几方面的进展，这个表很能表现作者特别用心的地方（见本书附录“史表”）。

表中所列，好像很复杂。但是，很可能看出西方汉学者对于中西交通同物质文明的进展特别注意。以前芝加哥博物院的洛弗尔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现在美国学者当中，在这一类最渊博的要数富氏了。他对于饮茶、吃菸、玉蜀黍、花生等都有专文讨论。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在这些地方的考证。后面附的索引，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史辞典用。这种零碎的博物知识积累起来，有时也足以见大。如富氏在《新世界对于中国之早期影响》一文中，指出玉蜀黍、甜薯、花生等之传入，对于17、18世纪中国人口之增加或者不无关系，即是一例。

其他宗教史、美术史等方面，西洋学者的贡献很多都网罗在内。在综合方面，作者实在很用了一番心。只可惜篇幅太短，往往语焉不详。杂志里的文章，有时候引用了结论，可是不注出处，想寻根究底的读者，不免要失望的。

这本书对于政治经济两方面太忽略，所以对于全民族的活动，不能深刻体会，稍稍辜负了《中华民族小史》这一个题目。

至于方法态度，却很谨严公允。例如，论夏朝说“实际上还没有满意的证据，能证明这一国曾经存在。没有一件礼器兵器或铭文，我们能确证是夏朝的。不过这许许多多的从商代传下来的工艺及文字，绝不是初民所为，在中国一定早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些东西，使我们可以断定说，即使没有过夏朝，在黄河岸上也一定有过几个中心会铸造青铜器、知道簋的用处、用车战并且开始有文字了”（第6页）。这种见解在惯于疑古的西洋学者当中，是比较难得的。

书里有几处小错误，如蜀亡于263年，不是264年；灭蜀的是司马昭，篡位及平吴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第58页把两个人混成一个人。五台山在山西写成陕西，第130页。恐怕是笔误。最大的毛病是书里的几张历史地图，不但简陋，上面黄河的河道，多半是错的。按黄河大徙，一般承认有六次，连同最近1927年5月南徙，一共有七次了。大徙的年岁路径，史册都有记载，后人也有考证。画历史地图的人，如果确定了图的年份，是不应该以意为之的。（本书评针对该书1943年的版本，在1969年版本中这些错误已被修正。——译注）

（三）杨联陞的英文书评^[3]

这些著作都是对史前时代到现在的综合性考察，但各自侧重不同时期。富路德用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篇幅仅占整部著作的十分之一；崔植则将三分之一的笔墨用于这一历史时期；如同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拉铁摩尔的著作主要关注现代中国。不过，拉氏著作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从北京人到1644年的故事。

拉铁摩尔的著作实现了其宣称的简洁明了之目标。由于该书的特色在于富有同情心的解释及其合理结构，故此值得向公众推荐。对初学者来说，他的优势在于不需要读者具有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储备。相对而言，富路德和崔植的著作要深奥得多，但不应为任何严谨的中国史研究者所忽略。

富路德的著作可以说是对现代西方学术成果的出色综合。然而，颇为令人遗憾的是，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伟大汉学家的著述却没提及，作者对他们显然是熟悉的。补充阅读书目非常出色，但仅局限于英文著作。作者似乎对中国的物质文化特别感兴趣，他以高度浓缩的形式来描述中国人的成就，读者可能会有浏览一部百科全书的感觉。

在这三部简史中，崔植的著作最为详细。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其冗长的中文参考书目可能毫无意义。然而，核实后表明，作者所列书目绝大部分都利用到了，并对它们做了忠实可靠的翻译。其主要局限在于，作者在处理利用这些史料时，没有进行足够严谨的考辨。一些著作出现年代错误；他似乎并不清楚传奇小说不是历史，像盘古开天辟地这类神话以及像汉室明妃嫁给蛮族首领的故事当然有趣，但冗长的叙述并没有聚焦于中国文明的特点。

拉铁摩尔对于中国史的解释，则带有更多的想象性和理解性。然而，偶尔的失误显示作者缺乏精细的知识。古代商遗址的挖掘是在安阳而不是洛阳；纸发明于汉代，但印刷术要几个世纪后才出现；第124—125页的历史对照图表，有一些历史年代是错误的。在富路德著作的第243—244页，有与之相类似的历史图表，但比较而言他的历史图表更具学术性和启发性。拉铁摩尔认为棉花是在唐代时期引入中国的，这明显与他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他在著作的第102页中说棉花是在蒙元时期引入中国的。富路德的处理就更为严谨：“棉花是作为进呈的贡品……早在公元5—6世纪时（根据藤田丰八的研究，在汉代时棉花已为中原人所知），但到宋代人们意识到其价值和用途后，它才成为一种商品。这种植物的大规模栽种以及棉纺织品的制造，要到公元13世纪以后才变得普遍起来。”（第202页）

无论富路德的著作还是崔植的著作都有瑕疵，细小问题在这里就不加以讨论，所应关注的是这三部著作中的黄河河道图。这只常带来灾难的怪兽，其河道在数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生过许多变化。公元以来，有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大改道即有六次，但三部著作的地图都将其中的绝大部分给忽略了。

（四）邓嗣禹的书评^[4]

直到十年前，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仍为西方人所忽视。如果有人能够在世界史教科书中找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几页篇幅，那他一定非常幸运。在英语世界，唯一拥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著作是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对整整一代人来说，它一直是权威的教科书。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主要参考的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像卫三畏一样，赖德烈是耶鲁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长期活动在中国的传教士。赖德烈的著作简洁、清晰并具学术性，每章后面都附有一份有价值的学术性书目。自1934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它作为大学中国史教科书即无出其右者。现在，对于赖德烈的著作来说，富路德教授的《中华民族简史》可能是一个挑战。

《中华民族简史》分为九章：第一章讲述中国人的开端，从史前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二章讨论的是从公元前221年的第一位皇帝到公元220年；第三章讨论的是从221—589年的政治分裂时期；其后是从公元590—906年的重新统一中原时期，等等。时期的划分，显示了作者合理的分类以及对中华民族发展主题的准确把握。著作的每一章都相应地探讨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其风格简洁，并具高度概括性；历史事件的日期非常清晰，并制作了精美地图。24幅铜版插图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些插图与其放在一个地方，倒不如将它们散落放置于书中各章空隙处。

尽管比赖德烈的著作简短许多，但富路德教授的著作却包含了在赖德烈书中未出现的大量信息，尤其是植物、花卉、游戏以及其他许多有趣的物品。这些有趣物品要么是从中国流传到西方国家，要么是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富路德教授已出版了许多关于文化交流的论述，并对中文书目有着极大兴趣，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华民族简史》这部著作中讨论了中国文学史、大型著述编撰以及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等。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了大量中国史研究方面的最新专著，在中文史料的处理方面，他也明显好于赖德烈教授。

不幸的是，富路德教授的著作对普通读者来说过于简短，以致难以彻底理解，尤其是19世纪到今天这段时期。因此，这部著作与赖德烈的著作并不存在太多重叠之处。

富路德教授特别关注宗教史，故此他在第三章非常出色地阐释了对中国人生活有着实质性影响的佛教和道教；对于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的引入、传播及其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史，他都做了探讨。整部简史是一种概要式处理，没有任何主题被加以详细介绍，宗教也不例外。著作如能清晰地呈现社会和政治背景，对于神学研究者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简而言之，基于对中文和西方文献材料的潜心研究，作者撰著了一部出色的中华文明史概要。相比于普通读者，这种概述对专业学者更为有用，因为极其简要的概述连同其中充满暗示的历史日期会让门外汉望而却步。

（五）韩玉姗的书评^[5]

富路德教授在260页的篇幅中写出了一部出色而独特的著作，其贡献是当下所迫切需要的。该著作已经超出了其前言中所申明之目的，因为它采用了一种由“新材料”支撑的新方法。作者使中文文献中被一些学者遗弃的研究成果重新复活，并概览了近年来学者们所提供的重要成果之精华。

考虑到篇幅有限，作者所涉及的参考书目中有部分因简洁而常缺少解释。然而，本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对各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来说是一永恒的挑战，也会使人对作者得出的众多结论产生合理怀疑。新方法强调的是文化前进道路上中国的“给予和汲取”，它向读者介绍了一种理解中国历史的视角，并使读者抛弃了中国是一极端保守国度的传统观念。

富路德教授提供了17幅简易地图以及补充性阅读书目、年表和图表。尽管如此，由于教师和学生无法在他们的图书馆中找到其中大部分史料，所以他们很难将此书当作教材使用。当学术能够因介绍而达成一种全球性理解，当研究结果能为所有人利用之时，思想的“门户开放”时代才成熟。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两个历史年代需要更正。第一个，中国正式放弃阴历是在1912年而非1927年（第47页）；第二个，道教中“所谓的天师”是在1912年而非1927年被正式废弃（第67页）。除了继续沿用道教中“天师”这一不准确的传统术语外，作者还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误导性说明：“这种所谓的天师并没有被官方正式承认，直到公元748年；但它时常拥有巨大的权力。1927年，中华民国正式废弃了这一称号。”（第65页）“官方认可”持续了多长时间？“天师”拥有什么权力？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应该给予回答。公元1747年之后，张天师成为唯一一位五品宗教官员（官方地位）。在中文人名的“拼音”方面，发现有两处错误：第一，绘图者姓P'ei而非Pei（第76页），第75页是正确的；第二，它是郑氏家族而非“Ch'eng”氏（第211页）。关于郑氏家族，作者应介绍“四世”中的一位，比如郑成功，如此，读者可能会更容易辨识这一家族。^[6]

《中华民族简史》代表着作者多年研究和教学的成果，无论对公众还是学术界，这本著作都有极高的价值。

（六）赖德烈的书评^[7]

这两部对中国史进行简要考察的著作，在范围、观点和学术质量方面有着很大不同。

第一部著作是由富路德这位成熟的汉学家所撰。长期以来，他一直为这一领域的同行尊敬和爱戴。这是一部紧凑的概括性著作，目的是服务于有思想的读者或希望对这一主题做一了解的学生，而非专业人士。这部著作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及教学的成果浓缩，更重要的是，作者以为其朋友熟知的视角进行撰述。政治事件所占篇幅的比例要远少于其在普通历史著作中所占的比例。富路德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政治事件，但主要是将其作为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一种框架。它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到中原的其他民族之人所做的贡献在这部著作中占据了相当比例的篇幅。因此，它不是将中国看作一个分裂的帝国，而是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与其他民族相互交流接触、互通有无的民族。例如，许多篇幅用于介绍佛教的引入和传播；汉隋间的数个世纪则占据了更大比例的篇幅，这个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国取得最大收获的时期。有关佛教的本土化、本土宗教道教的兴起和发展等只有一个轮廓，关于文学的部分亦相当少。基于茶在中国人的饮食和生活习俗中的地位，作者用近两页篇幅来介绍其发现、用途的延伸及如何流传到其他地区是合适的，这大致也适用于被广泛使用的运输工具独轮车。该著记述了印刷术的发明和完善，这非常合适而正确，尤其作者是卡特所在院系的同事。这部著作向我们讲述了首次提及的骰子、轿子，并让我们对煤的早期使用有所了解。这些只是偶拾的几处例证，如此丰富的信息被浓缩进约8万字的文本中。

爱挑剔的评论者本不应该追问这样一部简要著作中的一切。然而，他们很好奇：阅读这部小册子的读者是否能从中获得中国文明之主流思想和趋向的任何印象。这部著作几乎没有以我们欧洲的方式提及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尽管儒家思想在形塑中国方面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佛教甚或道教，它值得花费更多的篇幅。有关源于儒家思想并为科举考试强化的宗族及政府组织结构之重要性，初学者无法从该书中获得足够的启示。儒家教育方式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政治能力和成熟性，然而现代西方却普遍将其忽略了，它们仅仅只知道中国最近发生的变乱。然后呢？大概是有意为之，19世纪被富路德教授省略了。他对民国时期只做了最为简要的介绍，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遭遇的最大威胁及经历的彻底革命。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简史》在某种程度上辜负了其标题。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作为其他著作的有益补充读物。对于那些为汉学初学者提供阅读建议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推荐一两部需要预先细读的同类读物提供知识背景，接下来再读富路德教授的著作会被证明是一种惊喜。

（七）柯睿格的书评^[8]

富路德教授的这部著作，在再版时做了一些细微修订，它在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读物中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部著作的标题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但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它抛弃了在此之前为绝大多数中国通史所遵循的模式，特别强调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和近期之间进行更为合理的篇幅安排。在广阔的历史时期内，它对于历史的探讨是按照主题而非时间顺序。作者在对主题的处理方面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有的主题详加扩展，有的主题则轻巧掠过。诸如人名和历史年代等细节常被省略，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有趣的思想观念源源不绝，令非专业读者感到兴奋。与此同时，专业学者的注意力则被每一页出现的新颖史实和观点所吸引。以前，这些新颖的史实和观点只能在专业学术论文中找到，有的甚至在专业学术论文中也无法找到，中国的科技及物质文化部分尤其如此，但它们并非唯一。三国和六朝时期（220—589），通常为一般性通史甚至专业著述所忽略，除蒙元入侵和民国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在这本著作中所获的关注是其他历史时期的一倍，这与它的时间跨度是成正比的。

这本著作要对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有吸引力，这意味着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专业学者希望那些有用的概括能附上更多的人名和历史日期，他们对作者某些缺乏文献证据且不同于主流观点的结论有时感到不满意。反过来，非专业学者会发现，对理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有时却被忽视，因为作者为使该书对专业学者有吸引力而注重不同寻常的史料，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中国早期哲学的探讨。在第25页，作者对中国早期哲学的概述只用了半个段落的篇幅，而关于孔子仅有一行。这本著作特别强调唐代的经济革命及唐代和随后朝代在行政组织方面的某些重要成就，普通读者当然也可能会从中获益。

所有读者都将感激该著所附的附录。作者为每章都提供了英文补充阅读文献，以附录的形式放在著作后面。当然，所列举的仅是著作，而且还包含有许多常被忽视的著作。如果富路德能将相关论文也收入参考书目的话，可能会使普通读者受益更多。除了提供完整的索引外，该著还为我们提供了24幅精心挑选的插图（其中包括一些非常精美的照片）；所附的历史图表不仅列出了宗教、思想、艺术和大众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还标出了它们的朝代和大致的历史时期；另外，作者精心构思并制作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图及其对外交往的地图。

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阅读动机，大多数读者都会以感激之情来看待这本著作，因为它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贡献是如此巨大。

（八）萧洛克的书评^[9]

这部简明扼要又令人钦佩的著作满足了一项真正的需求。无论是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入门手册还是大学院校的教科书，这本书都具有价值。除了非常出色的地图和插图外，该书还附有年代表、历史图表、索引，并提供了一份经过甄选的补充阅读书目。

西方学界的老一辈中国史家将他们著作的绝大部分篇幅用于解释过去几个世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例如，E．T．Williams于1928年出版的《中国简史》，在428页的篇幅中，现代外交关系占了很大一部分，仅有192页是关于中国史的其余部分。赖德烈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精彩的中国历史文化概要，但这本书太过于详细和厚重，以致难以用作教科书；并且，此前对中国并不熟悉的读者会被该书众多的史实和陌生人名而吓倒。

富路德教授避免了这些缺陷，他通过批判性选择的方式将中国史的基本史实呈现出来。他的叙述十分简要，这满足了非汉学专业文化人士的需求，也满足了那些渴望对一个曾取得伟大成就并在将来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的民族有所了解之人的需要。值得庆贺的是，富路德教授利用了最新的人种学资料。尽管在目前这场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时间内，新的考古发现可能会使本书的这部分内容显得过时。

相对于目前可用的其他同类著作而言，这本著作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它应该有着广泛的使用价值。从确切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部普及性著作，同时也是有着扎实学术功底的著作。

（九）宓亨利的书评^[10]

就其不恰当的大小和开本来说，这部富有价值的著作显得不成比例。除了出版商会私下劝告作者不要从知识之树上采摘太多，以免著作变得太过厚重并对普通大众变得过于昂贵外，人们感觉出版商之于作者的关系已经类似于蛇之于夏娃的关系。有一天，当富有知识、雅性及灵感的书籍不再为纸张的缺乏和政府订单所限时（而丑闻传单和滑稽漫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厚），希望富路德教授能够心动并以更具吸引力的形式出版当前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也在准备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更为详尽的阐述。像目前导言所证明的那样，他完全有资格和能力去这样做。

有读者认为，《南京条约》签订之前的中国史对西方研究者来说并不重要。让这部分读者感到震惊的是（但令那些认为在进入与西方世界相对亲密关系之前的中国人过着真正文明生活之人感到欣喜的是），富路德教授将其不到232页中的209页篇幅用于满族统治之前的历史。这部著作共九章，其中的每一章都非常出色，但叙述中华民族从北京人到明代之发展（而非他们的统治者）的前七章最为精彩。这七章充满了富有价值且有趣的知识信息，所收集的史料毫不夸张地达一千种，其中的大多数都被编织进一幅历史的壁毯之中。所使用的史料非常丰富，无任何多余，这使得此书偶尔显得不易阅读。正像许多语法学家和文体家所期盼的那样，大多数段落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着一打甚或更多的重要思想和事实。

像各种名录一样，这本著作材料虽丰富，但与其记述方式和风格却显得有些脱节，必须集中精神反复阅读多次，不然就只有求助于祈祷才能领会其内容。但无论如何，令人欣慰的是，其16页的参考书目为更多有趣史料的详尽阐述提供了线索；并且，它所展示的有趣史料比其他任何叙述中国史且规模是其数倍的著作要多得多。8页补充阅读书目、1份历史年表、1张历史图表、24幅精选插图、17幅轮廓清晰的地图，大大增加了该著的价值。

（十）T．H．Lindsay的书评^[11]

所有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和考古感兴趣之人都将感激这部《中华民族简史》，因为它在相对有限的篇幅里准确记述了中华民族从最初到今天的历史。它探讨的主要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殷商时代以来的演变发展、与这种演变发展相关的著名人物之作用、邻近和边远地区民众对这个国家生活的影响等，各种作物和手工业的引进及推广都受到了充分的关注。探讨的对象被逐章划分到精心挑选的历史时期，对晚近历史时期所做的探讨没有早期充分，其结果是描绘出一幅均衡的中华民族演进图景。尽管因无数征战和内战之浩劫而发展迟缓，但当一连串强大的统治者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与秩序时，这种历史的演进总是显得波澜壮阔。中国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造性天才为其他方面的进步提供了机会。即使在像周朝行将结束的几个世纪以及汉唐间的数百年这样混乱的时代，中国仍存在大量的智力活动，人们可以自由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所有这一切为汉唐各自的辉煌做好了铺垫。

“政治分裂时期”这一章特别有价值，这一历史时期在许多方面都是最为有趣的，然而却也是中国历史最为迷茫的时期。作者用一页纸即理顺了这三百年间统治着不同区域的众多王朝，并对它们进行了总结。还根据不同时代佛教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出现，得出佛教正逐渐渗入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本书中有这样明确的叙述：“没有人知道佛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佛经翻译的困难被很好地呈现出来；在混乱动荡的时代，佛教对中国人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这一章所涉及的其他问题还有：道教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宗教，它对佛教起初是友好的，后来才变成敌对的；这两种宗教对官方儒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精彩绝伦的佛教雕塑；中国朝圣者前往印度圣地的旅程。突厥人起初是作为工匠从事着卑微的工作，后来崛起为伟大帝国的建造者；公元5至6世纪时期，各种形式的中国思想和信仰经朝鲜传入日本，对于这些，这一章都给予了适当的注意。除了为许多后来的中国历史提供线索外，这一章还为诸多方面的研究指明了路径。

这部著作附有17幅有价值的地图和一系列有趣的图片。书末的参考书目和著作中的注释，为所有希望做进一步研究或获取更进一步的知识信息之人提供了帮助。

（十一）M．A．S的书评^[12]

相当长时间以来，一直渴望有一部能够吸引美国普通读者的中国文明简史。现在，两部出色的著作出现了，它们都出自毕生致力于此课题研究的作者笔下。

要将四千年历史压缩成一本两百余页的小册子，这是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尤其是当所关注的对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当作者试图尽可能以简单且人性化的用语来描写时，这项工作就更为艰难。然而，这两本著作都实现了令人钦佩的目标。它们努力告诉美国人此前并不了解的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

相比于第二本著作，第一部著作《中华民族简史》更为确切地讲是一部历史著作。作者追寻了中华民族从石器时代一直到清王朝被推翻的历史，非常生动地讲述了有关中国的历史故事。这部著作强调的是每一历史时期的特色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知识宝库的贡献。与正文相随的是一份非常出色的书目以及颇具价值的历史图表，这份历史图表描述了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西方所发生的事件。

这本书没有探讨近代中国，仅有不到六页的篇幅是关于1912年以来的历史。对此，读者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但作者的目的很明显是解释过去而非现在。

《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作者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任务。他向读者提供的不仅是中国过去的图景，同时还包括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图景。此外，他希望帮助读者理解中华民族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并分析战后必定出现的某些问题。中国真的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吗？将来会不会发生内战？存不存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机遇？或者中国人是否能将他们的国家变成另一个日本，以廉价商品冲击世界市场并试图吞并其他国家的领土？

今天这部著作特别受欢迎，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对我们的太平洋盟友更感兴趣。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术语进行表述，这是专为吸引外行而设计；对于成年的市民以及学生和军队来说，这部著作应该广有用武之地。

（十二）L．M．King的书评^[13]

这部富有洞察力且以平衡方式撰述的学术著作，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它涵盖了从远古时代一直到现在的整个中国历史，开始于最近考古发现的北京人（北京人是东亚智人的远祖）这一旧石器时代的著名原始人，结束于民国和珍珠港事件。每一历史阶段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中国漫长历史中的著名人物、事件、运动，都以一种清晰流畅且始终富有吸引力的风格呈现出来，使之引人入胜并颇为均衡。整个叙事非常流畅，所有没有意义的东西似乎都被省略了，要点都在那里，并借此得以避免畸轻畸重。

富路德教授对预言是谨慎的，但像这类暗示是危险的，比如，“地方分裂的消失，便是目前强调地方控制所带来的结果。政治团体之间的尖锐分歧，导致一种寡头政治成为必要，但是，民众的意志也将会得以体现”（第236页）。本书前面（第35页）还提到了中国人在分裂之后趋向统一的思维方式：“始皇帝（前221—前207）开创了将长城以内所有民族统一起来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从未被忘记，即使在帝国崩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依然如此。”

（十三）P．H．C的书评^[14]

这部对中华民族文明背景进行学术性叙述的著作，是由我们在中国史方面最具权威的史家所撰。该书的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开始于史前时期，结束于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征服。

这部著作重点关注的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包括他们的谋生方式、宗教、道德思想、官府组织、文学、精美艺术等，它提供了一种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化和主要政治趋势的富有鉴赏力的理解。

【注释】

[1]胡适（Hu Shih），《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太平洋杂志》（Pacific Affairs），Vol．17，No．2，1944年6月，第225页。

[2]杨联陞：《富路德，中华民族小史》书评，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6期，1944年。

[3]译自杨联陞刊发于《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Vol．34，No．4，1944年10月，第687－690页）的书评。该书评评述了富路德的《中华民族小史》，欧文·拉铁摩尔的《现代中国的形成》及崔植（Tsui Chi）的《中华文明简史》。

[4]邓嗣禹（S．Y．Teng），《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宗教杂志》（The Journal of Religion），Vol．24，No．4，1944年10月，第294页。

[5]韩玉姗（Yu-Shan Han），《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Carrington L．Goodrich），《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3，No．1，1944年3月，第78－79页。

[6]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书评都是针对此书第一版即1943年版所作的评述，而本译稿是根据2002年版，这一版对1943年版中的错误都做了修订，且页码也与本书不同，故此译稿中没有出现这些错误。——译注

[7]节选自赖德烈（Kenneth．Scott．Latourette）刊发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3，No．3，1944年5月，第272－274页）上的书评。该书评评述了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和崔植的《中华文明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8]柯睿格（E．A．Kracke，Jr），《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No．2，1947年9月，第244－245页。

[9]萧洛克（John K．Shryock），《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纪事》（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32，1944年3月，第194－195页。

[10]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9，No．3，1944年4月，第480－481页。

[11]T．H．Lindsay，《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rington Goodrich），《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1，1945年4月，第97－98页。

[12]M．A．S．，《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和拉铁摩尔的〈现代中国的形成〉》（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Carington Goodrich；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y Owen Lattimore；Eleanor Lattimore），《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Vol．13，No．8，1944年4月19日，第74页。

[13]L．M．King，《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by L．Carrington Goodrich），《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5，No．2，1949年4月，第240页。

[14]P．H．C．，《评富路德的〈中华民族简史〉》（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by L．Carrington Goodrich），《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1，No．3，1952年5月，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