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资本：气候暖化与意识体系

2023-08-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气候暖化问题不仅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有关，也与资本密切关联，对气候暖化的应对中存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分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是以“阶级意识”来武断地判定资本的敌人与朋友。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它的敌人与盟友往往亦是资本。同时，发达国家的劳工对本国资本的境外投资甚为不满，其原因就是国内就业岗位的丧失。

气候暖化问题不仅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有关，也与资本密切关联，对气候暖化的应对中存在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话语逐渐占据主导的过程中，石油财团、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不断利用气候暖化来谋取利益（曹文振，2011）。对绿色意识形态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绿色意识形态对资本的塑造和影响（见第五章），也要理解事物的反面，即资本如何应对绿色意识形态。资本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扩张性时深刻地指出了资本具有无限增值的内驱力，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架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1995：266）

资本对利润嗜血般的追求，直接推动着资本的扩张。在一个国家内，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形成垄断，对产业形成支配力，并且扩张至其他产业，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在国际范围，无论是采取商品的输出还是资本直接投资，资本的牟利动机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最大利润。这样的历史图景，深深地刻画了早期殖民主义的掠夺，以及在资本竞争激烈化后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20世纪后半叶，跨国公司开始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通过全球网络的平台，影响政治决策、制造话语霸权，最终实现资本无限增殖的目的，在全球化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技术的加快变革、快速流动的资本、便捷的跨国通讯是3股主要的世界结构变革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更多的关注并开始与国外的跨国公司打交道，后者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渐长（Strange，1992）。今天，国际政治体系的僵滞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加速变动，二者间的变动速率的非均衡性对当代国际社会与国家间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克服这一流弊，将对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破坏作用（Strange，1970）。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对气候暖化问题的讨论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全球资本统治世界的当今时代。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探究了货币对日常事物具有的强权，货币担负起“纯粹手段的特质”。“因为这意味着货币可支配对象的范围在不断地增加，所以，事物也在越来越毫无防范地臣服于货币的力量，而货币自身也越来越缺少个性；但与此同时，在与事物的关系中，货币却正好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力量强大”（西美尔，2007：161）。在货币成为绝对手段后，它在心理上成为绝对目的的意义也便完成，这也就是西美尔论述货币是从手段变为目的的“新极端的例子”。世界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逐渐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对生产过程的支配。20世纪初，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研究后，认为资本已成为社会的君主：

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表现为直接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整个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的所有制中产生力量，表现为对作为由所有制关系中直接产生结果的活劳动的支配权。（希法亭，1994：265）

资本还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构造了一个异化的生存空间——指导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追求目标以及个人幸福的感知方式，并且赋予我们所有的意义，一个人的生命便在这种资本的程序运转中消耗殆尽。

诚如阿明所言，“资本积累运动统治着当代所有的世界体系，不管是在地方的还是在全球……”（阿明，2005：51）。分析全球化时代的资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是以“阶级意识”来武断地判定资本的敌人与朋友。资本家的天然敌人似乎就是劳工，在马克思及其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对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以及最终剩余价值剥夺的实现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早期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和现代在劳工组织有序指导下的文明化的罢工，仍继续证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立场。以分配蛋糕比喻，蛋糕大小一定时，资本与劳动间似乎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资本家多得一分，劳动者必然就少赚一分。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只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才有意义。“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势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阿尔都塞，1984：83）。换上一个“做蛋糕”的镜头，这时为了制作出更多的蛋糕，资本与劳动的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它们在一定的时空中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回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可以转化为资本与资本的矛盾，劳工与劳工间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及帝国主义理论涉及了前者，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这种竞争关系更是表现的一览无余。

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瓦克曾对全球化时代产生的新的竞争关系，做了生动的描述：

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及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马丁、舒曼，2006：28）

今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它的敌人与盟友往往亦是资本。资本与资本间可能由于隶属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国内企业家号召民众支持购买民族品牌的产品来抵抗外国进口商品的生动事例。同时，发达国家的劳工对本国资本的境外投资甚为不满，其原因就是国内就业岗位的丧失。资本家与其说是由于“阶级利益”而要与劳工对立冲突，不如说他们的行为选择一直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所驱使。在中国加入WTO谈判时，发达国家中对此积极支持的是资本家联盟，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的企业扩张提供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而反对声最强烈的是属于“全世界无产者联盟”的另一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其实质性原因并非它们出自“正义感”而指责本国资本对中国劳工的剥削。真实原因在于这样的资本境外投资，会造成发达国家国内就业岗位的削减，对本国劳工界的利益产生不利作用。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中国业务总裁毫不讳言：“我们的任务是给股东赚钱。如果我们必须把工作和技术放在别的国家的话，我们肯定会这样做”（格托夫，2000：64）。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的特征。从资本的无限增值本性来重新审视资本的“敌人”与“朋友”，无疑变得更有意义。因此，道德崇高的绿色意识形态的散播，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阻碍资本不断贪婪扩张的敌人，这仍然不是一个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

本书第五章曾分析了成为“政治正确”的绿色意识形态对资本和产业发展的塑造，消费者容易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形成绿色偏好，去购买带有绿色标志的各种商品；绿色环保组织会对企业发动大规模甚至是跨国的抗议活动，严重打击公司的商誉与形象；政府或政治家会考虑大众民意的诉求，采取立法的手段或高额征税来控制资本的流向。从以上各种形式可以看出，绿色意识形态能够对资本起到塑造作用。一些乐观人士认为，新的超国家政治消解了民族国家存在的意义，而消费者的抵制也显示出了一种消费民主。在面对全球资本的汹涌之势时，这些人认为制衡全球资本的反权力不是国家而是世界公民社会，因为他们看到的正是消费者可以通过拒绝购买来形成反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组织、大众媒体都发挥了卓越的作用。贝克乐观地认为：

对资本利益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面对消费者反权力的日益扩大没有任何应对的办法，甚至连实力雄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也不能得罪自己的消费者。（贝克，2004a：7）

世界公司和国家政府的活动正在变得屈从世界公共领域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集体参与全球行动网络是显著的和决定性的；市民们发现购买行动是他们总能以一种政治的方式使用的直接投票。通过抵制运动，一个活跃的消费社会因此在世界层面上与直接民主相结合并与其结盟。（贝克，2004b：53）

贝克看到的乐观景象与本书所分析的绿色意识形态塑造资本的图景相符，他还将消费者“货币投票”权力延伸出的消费社会与直接民主相关的反权力联盟视为未来的希望。面对与资本扩张相对立的绿色意识形态，乐观人士想象中的资本“退缩”情景真正发生了吗？一个直观的印象是：面对消费者站在超市货架前显示出他们的“绿色偏好”，那些挥舞着拳头喊着口号的激愤人群，还有政府的征税威胁，资本好像“害怕”了，在绿色意识形态的超级话语下，表现出了退让、悔过自新的姿态。然而，事实上资本从来没有改变其追逐利润的本性，资本以“屈服者”的姿态为继续赚取利润铺平了道路，资本是受人尊敬、拥戴的“屈服者”。

这一情景立刻让人想起齐泽克的那则故事：为抗议当地麦当劳用取自牛脂肪的油料炸薯条，印度教教徒曾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很快，麦当劳公司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从此以后改用植物油炸薯条。故事的结局是这些“满意而归的印度教教徒又开始重新大嚼薯片”了。对此，齐泽克反思的问题在于，麦当劳公司表面顺服听从印度教教徒的主张后，全球化的进程并未受到丝毫瓦解，反而印度教教徒更加热情地自主投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怀抱中。

从这一故事中有两点是值得回味的：

（1）伴随着现代化及全球化，西方文化的扩张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原有的日常生活方式，又影响了他们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这样的文化扩散不仅体现在齐泽克故事中的麦当劳热，以及那些表象世界里容易被觉察出来的现象：追逐好莱坞电影大片，购买那些所谓的“国际品牌”等。本书所讨论的绿色意识形态就是以为了地球、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获得合法性，谁能够拒绝它那些崇高伟大的主张呢？这种价值观的深层输出因其隐蔽性更不容易察觉，反而获得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积极拥护。事实上，这样的无意识接受的内化过程与上街抗议完麦当劳后，回家大口嚼人家炸的薯条没有本质的区别。

（2）在故事的评论中，齐泽克将麦当劳公司对印度教教徒的退让描述为“大人对小孩子的恩赐态度”，尽管麦当劳并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但却“尊敬他们那无伤大雅的风俗习惯，不去打碎他们编织的梦幻世界”。今天，绿色意识形态下，这个更大的梦幻世界就是“绿色”。资本的增值扩张本性注定了它必须具备良好的适应性能力，资本对于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贝克的言论把全球公民社会以及消费者的“货币投票”视作针对资本的反权力，则未免太过简单化。没错，它是事实，却只是一层浮萍，这样的判断大大低估了资本的适应性能力与追求增值扩张的本性。

全球化时代资本：气候暖化与意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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