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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3
甘肃人物画创作,跟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创作的主流样式,同样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因此,在人物画创作的方法上,普遍采用了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笔墨或工笔重彩相结合的手法。而在人物画的题材中,对藏族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成为甘肃乃至全国许多人物画画家所普遍热衷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影响这一状况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1982年陈丹青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时的油画《西藏组画》创作的成功在全国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二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文化寻根”热潮,使西部尤其是西北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双重源泉。作为西部民族之一的藏族形象和藏族人的生活自然也成为艺术家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是藏族人的那种生存力量和虔诚信仰使艺术家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振和创作欲望。甘肃也因此产生了先后几代表现藏族题材的国画家,而创作方法大都属于现实主义下的写实手法。
相对于水墨写意人物,甘肃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则处于明显的弱势中,一是从事工笔人物创作的画家少,二是工笔画的制作更费时费力。在为数不多的工笔人物画家中,王骁勇的工笔人物画创作在近年来却脱颖而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骁勇仍然在写意笔墨中追求着他绘画上的古典品位,注重着在理想意境中的笔墨抒写。这一时期,依然沉浸于文人情怀的王骁勇似乎无意以激进的姿态挑战当代艺术,他愿意在笔墨的计较中表述自己对于已经隔世的深远文化的理解和探寻自己的笔墨方式。2000年至2002年,王骁勇在中央美术学院胡勃工作室进修,学习现代工笔重彩人物画和矿物质颜料的使用。之后,他便选择了以藏族人物为题材的工笔重彩画创作,而且很快取得了成效。
王骁勇《头像》工笔重彩
王骁勇《高原红》工笔重彩
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在稳固继承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基础上已有了显著的发展,现代观念加之媒材和手段上的多样性,促使了工笔画的形态转变。王骁勇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以新颖的面貌在中国当代工笔画中已卓有成就,这首先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主题和精神取向。相对于众多表现藏族人物题材的作品,王骁勇的创作在有意逃离着那种惯有的解读和表现程式。他的作品中,不再是概念中藏族人生活的单纯的苦涩和深重,而是在人物坚毅豪放的性格塑造中寄予了一种心灵的明净、纯真和灿烂。2001年王骁勇去四川阿坝的藏区时,他感受到“那里的天空湛蓝、纯洁、幽静,天地之间聚散着神秘祥和的气息”。作品《高原红》《康巴汉子》中就突出表达了这一意蕴。在绘制的方法上,王骁勇对传统工笔重彩画的作画程式有了自己的突破,勾勒和淡墨渲染之后,着色绘制时不再是传统方式中的严谨的“三矾九染”或“九朽一罢”。他先用粗颗粒的矿物质颜料打底分染,形成厚重多变的底层机理,然后用最细的颜料罩染,以求色彩的丰富变化和破解传统工笔画中平面均匀的赋彩布色。画面的色彩在强烈、饱和、绚丽和随意中蕴藏起感受现实人物原型时所获得的那份激情。也因此,色彩成为王骁勇的工笔重彩超越传统或他人的最显著的特征。勾勒形体的线条,也尽可能融于色彩的块面之中,以避免线条的过度规范或纤细所带给人物形象在力度传达上的损伤。
王骁勇写实的人物造型风格,深受中央美术学院唐勇力等老师的影响。在人物形体的完整的大体块中,王骁勇在造型上有意强调、放大了人物形象的某些局部的细节特征(如面部的五官、皱纹及手等),刻画极为缜密,人物性格和精神的传达也愈加明确。他在强化着艺术造型中的主观意志时试图把写实推到极致,做到“形真、神全、意足(画家语)”。他也有意追求女性人物形象在服饰上琳琅满目,以渲染画面中的热烈气氛和装饰效果,如作品《头像》《高原红》中,繁杂的佩饰物托衬出较为平简的面部形象。王骁勇的作品在画面结构上显示出更多的创意和张力,在画面空间上试图超越写实的限制。
王骁勇自己说,他在创作中不断地确认着自己,感悟着生命的存在和跃动。传统工笔画的制作过程因过分的程式化而消减了画家的感性和情绪表达,王骁勇在心中向往那块充满信仰的圣地时,其较为自由的绘制过程又使他品尝到了一份因情感能得以释放而获取的快意,这也正是他创作的最为直接的意义。
2006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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