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与政府：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民国初年，随着南开中学办学质量的提升、办学规模的扩大^[2]，严修、张伯苓开始着手尝试开办高等教育。^[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

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4]学生17名^[5]，修业期限三年，研习科目包括：修身、国文、英文、德文、历史、地理、论理、心理、教育学、法学、经济、簿记。^[6]同年10月，张伯苓致电张彭春^[7]，聘其负责教授专门科课程。^[8]1916年，张彭春回国参与南开学校高等教育的创办和谋划。张彭春的适时加盟，为南开学校创办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因此，张伯苓称其为“创立南大计划人”^[9]。

南开学校之所以设立英语专门科，主要是为有志于出国留学深造的中学毕业生创造学习语言的便利条件。^[10]当然，张伯苓之所以首开英语专门科，可能还与其担任过清华学堂教务长的经历有关。

鉴于张伯苓在办理和经营中学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1911年5月4日，时任清华学堂监督范源濂聘请张伯苓担任清华学堂教务长，“然终以南开故，任事半年余，辞职返津”^[11]。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4月，前身为“游美肄业馆”，主要为政府选取赴美游学生而设立的机构。按照机构设立初衷，学生须在此接受半年至一年的品性观察和能力考察，但实际情况却是“游美肄业馆”仅仅起到了甄选和派遣的作用，并未“真正实施半年至一年的养成教育”^[12]。改为学堂之后，遂变成名副其实的培训学校（包括语言培训，“除国文地理本国历史外，余均用英文考试”^[13]），为留学美国甄选成绩较优的学生。在范源濂聘任张伯苓之前，“游美肄业馆”已于1909—1910年间录取两批游美学生，共118人。^[14]1909年8月南开中学梅贻琦、金邦正等被“游美肄业馆”录取，并于同年11月赴美留学。次年8月张彭春被录取，9月赴美留学。张伯苓到任后，便参与到清华学堂的教务改革当中，吴宓记曰：

盖余上半年来此，见此间一切皆极完备，心中殊乐，且三年之间即可游美，功课又优，故安居无他念。自胡教务长（按：胡敦复）一易，余心即怦怦然动，然犹冀萧规曹随尚无大碍。乃下学期上课以来，此教务长（按：张伯苓）既已荡废旧制，一切皆改为极粗浅之课程，又列余于第四年级，如是五年坐待始可毕业，而派送与否又未可必。通而计之，学成必在十年以外，且高等科课程更极粗浅，即毕业后，比之中国他校亦未过之，而游美一层则固与清华学堂无关，在此坐待实不免于自误。^[15]

吴宓的记述涉及清华学堂教务处的两项改革：其一，改清华中等科4年毕业为5年，改高等科4年毕业为3年；其二，建议清华高等科毕业学生之不能通过游学甄考者，以及中等科毕业不能升入高等科者，除发给毕业文凭外，请学部准其参加各大学堂及各高等学堂之入学及插班考试，以免埋没人才。^[16]张伯苓主持的教务改革，放弃了原有选课制，采取了班级年级制。另外，高等科从4年改为3年，降低了学业难度，迎合了美方将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定位要求，也因此“美籍教员深表佩服”^[17]。

清华学堂的任职经历，以及陆续有南开学子通过学堂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张伯苓开办英语专门科的“理由”。

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18]为强化组织领导以及为筹备大学部作准备，同年8月21日，南开学校“添设专门部，以张彭春为主任”^[19]。其实早在1915年11月，张伯苓即与严修商议筹建师范班事宜^[20]，并且曾于1915年11—12月间短暂代理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一职。^[21]应该说，张伯苓开办师范专门班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做了“功课”和努力，并且通过代理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一职获得了实践经验。为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教育现状，张伯苓利用担任直隶学务联合会会长的职务便利，使得师范专门班的学生有机会在“直隶全省各县小学校长，及劝学所长开本年学务联合会议”之时前往旁听，“籍资熟悉教育情形”^[22]。

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自近代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建立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建立始，师范教育便在政治、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作用，不仅培养师资，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机构。^[23]基于此，政府对师范学校的开办有着严苛的规定。诸如在师资延聘方面，特别强调“爱国家、尊法宪，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24]。师范教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对于政府来说意义重大。在教育部看来，统一的教育为国家统一的基础，而统一教育的方法即重新规划师范学校。为此，政府将“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由教育总长通计全国，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并且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经费，以国库金支给之”，“学生免纳学费，并由本学校酌给校内必要经费”^[25]。以1915年为例，全国设有6个师范区，共有10所高等师范学校，其设立主要“为造就师范学校、中学校教员之所”^[26]。原则上来说，私立南开学校不具备创建高等师范班的资格。但严修、张伯苓如何与政府展开“博弈”，以及如何与北洋大学总教习（按：王泉）展开合作，因史料阙如，难以详述。但张伯苓不被一时一规束缚、敢为天下先的行事风格在其办学过程中多有体现。

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1916年8月，张彭春更是在开学典礼上阐述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初步描绘了未来蓝图：

今专门部将改为大学，即系期望诸生深造，后来庶免有心长力绌之弊，而得左右逢源之妙。大学科目有政治、社会、哲学、心理、经济、教育、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历史等门。德文拟定为随意科之一……将来悬想之标的，使南开大学生纵不能发明新理，为世界学问之先导，亦决不令瞠乎欧美开源之大后，必与之并驾齐驱。至年限上，则为预科年半，本科二年半。^[27]

同年11月18日，张彭春参加敬业乐群会讲演部召开的特别演讲大会，并在会上报告改组大学的计划。应该来说，南开对于大学的筹建颇有信心。然而现实很残酷，随着南开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所费甚巨，终因“经费困难，教授缺乏”^[28]，英语专门科、高等师范专门班先后停办。

南开学校初涉高等教育的尝试和努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对随后私立南开大学的正式创建至少产生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通过这次失败，张伯苓看到了创办私立大学的可能性，并坚定了信念。创办大学一直是严修、张伯苓办学版图中的重要一环。虽然南开对于高等教育的尝试和努力始于1915年，但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关注高等教育。早在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一同赴日考察教育时就对南开学校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整体性的规划。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考察范围来看，涵盖蒙养院至大学教育，当然也包括对高等师范学校、女子教育的关注。^[29]其二，从归国后的打算和具体“动作”来看，也展现了南开学校对于未来的发展成竹在胸。通过考察，严修、张伯苓认为“彼帮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30]。随即正式成立中学，为大学的创办创造条件。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31]虽然高等教育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积累了经验，看到了创办大学的可能性。

二是通过失败，张伯苓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激发了他探索大学教育的斗志”^[32]。为此张伯苓赴美考察，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教育，“以兹更进一步”^[33]。张伯苓具有办理中学的成功经验，但办理大学“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还必须选择适宜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方法”^[34]，而这些都是张伯苓所不了解和欠缺的。1919年2月14日，张伯苓在向全校师生报告筹备大学时述及，“前二次办专科……亦幸而未成，如果成立至今，亦须改变，以其有许多未妥处”。^[35]可见在办理专门科（班）之前，张伯苓对于私立高校办学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偏差或不够深入，亟须进一步调整与提升。这也是张伯苓远赴重洋的重要原因所在。

南开大学与政府：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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