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2023-08-22
南开大学积极参与政治，实现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
【摘要】：1937年以后，张伯苓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与蒋介石多有互动，接触更加频繁。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可供张伯苓选择的方法、路径寥寥可数，除了顺应“拉拢”，积极参与政治之外，似无他法。因此，不得不说，张伯苓积极参与政治，其背后有着争取办学经费的考虑。为了私立南开能够在战前得以为继，在战后继续维持私立，张伯苓或游走于教育与政治之间，或积极参与政治，背后彰显着对于教育救国理念的服膺与坚守。
1937年以后，张伯苓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与蒋介石多有互动，接触更加频繁。查阅张伯苓年谱，张、蒋二人互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1938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名单，张伯苓被遴选为参政员，并被委任为副议长，协助议长汪精卫开展工作。6月18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张伯苓对于国民参政会的认识，表达了履职后的期待，其认为“参政会讨论之事虽不多，而其意义则极重大，更希望参政会开后，代表全国意见为政府之一大助力，替政府负担责任。……故鄙人希望开会后，团结全国力量，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抗战建国”。[44]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张伯苓在致辞中表达了初涉政治，能否肩负重任的担忧：“过去四十年均系从事教育，对政治初无经验之人，谬膺重任，深惧弗胜”，并在致辞中进一步强调要以“赤心为国，拥护中央，拥护领袖之一致精神”。[45]尽管国民参政会期间张伯苓的演说、致辞“颇多失体，闻者不满”[46]，但其依然积极参政议政，并在随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其二，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相关活动。成立三青团是蒋介石试图重塑国民党对外形象的重要举措。其时，国民党对外形象一落千丈，蒋介石对此多有批评，认为“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47]。然而作为党魁，蒋介石对提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抱有期待，其正是试图通过“党外造党”的方式组建三青团“为国民党吸收新鲜血液”[48]。在此背景下，1938年7月9日，张伯苓受邀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三青团成立大会。[49]1939年9月1日，张伯苓出席三青团中央监察会成立大会，并被团长蒋介石选派为监察，后被擢升为常务监察。[50]就三青团的使命和性质而言，显然张伯苓被蒋介石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张伯苓在教育界，乃至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青年加入三青团，从而达到改造国民党的目的。
除却以上两类“工作”互动之外，蒋介石与张伯苓在其他方面亦多有互动。1937年3月7日，张伯苓、张彭春出席参加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成立大会，蒋介石“问张伯苓兄弟何日北旋”[51]。1937年7月16日，张伯苓出席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52]7月31日，蒋介石约晤张伯苓。[53]8月1日，蒋介石宴请“平津学术界领袖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54]。1938年5月10日，蒋介石接见张伯苓，并约共进午餐。[55]10月，蒋介石登门拜访张伯苓，并参观学校。[56]1939年4月13日，蒋介石“约伯苓谈话”[57]。同年，蒋介石偕同张伯苓检阅由战区内移之小学生。[58]1940年，蒋介石前往南开中学运动场阅兵，并拜访张伯苓。[59]1941年9月，蒋介石“派王访张伯苓先生病”[60]。1942年12月18日，赴蒋介石午宴。[61]1943年9月17、20日，分别赴蒋介石宴。[62]为表彰张伯苓的教育贡献，国民党政府更是于1944年授予其一等景星勋章。[63]
张伯苓之所以积极参与政治，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中国台湾版本的《张伯苓先生传》认为张伯苓之所以实际涉足政治是因为深受蒋介石允诺（按：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感动。[64]而中国大陆版的《张伯苓传》认为，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以及办学经费上的大力支持，是张伯苓涉足政治的重要原因。[65]两个版本的说法各异，但都共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教育经费。首先，抗战之后，私立南开被日军蓄意轰炸，损失惨重，“南开大学已成灰烬”[66]，难以凭借“化缘”使得南开大学“东山再起”。因此，在重建无望之下，张伯苓不得不将恢复办学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上。其次，虽然后来蒋介石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准许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但三校之中，私立南开办学实力最弱。
因此，南开大学要想谋求进一步发展，则需要争取更多的办学经费。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可供张伯苓选择的方法、路径寥寥可数，除了顺应“拉拢”，积极参与政治之外，似无他法。基于此，张伯苓不得不谋求、利用和发挥政治资源在争取办学经费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两件事情可做进一步的佐证。一是1936年6月，何廉接到翁文灏的邀请，邀其担任以蒋介石为院长的行政院秘书长。何廉为此征求张伯苓的意见，张伯苓建议其接受这一任命，主要理由是这样能够通过政治关系，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来协助南开在重庆建立分校。[67]事实上，何廉就任后，确实通过行政院拨付5万元用于南渝中学的创办费。[68]二是抗战结束后，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之所以推荐，其前提是张廷谔答应张伯苓“如果我当了天津市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南开，凡日本财产可助南开学校的，都拨给南开”[69]。
因此，不得不说，张伯苓积极参与政治，其背后有着争取办学经费的考虑。总体来说，张伯苓是一个精于世故、人情练达，为达目的能够“自我牺牲”的人。为了私立南开能够在战前得以为继，在战后继续维持私立，张伯苓或游走于教育与政治之间，或积极参与政治，背后彰显着对于教育救国理念的服膺与坚守。
表4-3 张伯苓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33-194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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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伯苓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33—1949）》，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近现代人物资讯整合系统数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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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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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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