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之首孙叔敖：廉吏之典范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将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官吏称为“循吏”。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为“循吏”作传，称为《循吏列传》，自此以后，历代正史代代承袭。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开篇记的第一人就是春秋时期楚庄王时的令尹孙叔敖，因此，孙叔敖被誉为是“循吏之首”，或称“廉吏之首”。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辅佐楚庄王推行新政，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法令，使农、工、商、贾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内平隐患、外抗强晋，使楚国政治与军事地位快速提升。可以说，楚庄王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与孙叔敖的辅佐之功是密不可分的。

（一）让贤举荐俊才出

孙叔敖是蒍氏，名敖，字孙叔，又字艾猎。因此，孙叔敖又称蒍艾猎、蒍敖等。孙叔敖并不如后世所说的是一介平民，他其实是楚公族之后。蒍氏在春秋时期是很有权势的世族，世居楚国要职，叔敖的祖父蒍吕臣在楚成王时曾任令尹，他的父亲蒍贾在楚庄王时曾出任工正、司马等要职。后人为什么说孙叔敖出身平民呢？是因为对古籍误读的原因。如《孟子》一书上说：“孙叔敖举于海”，有人把这个“海”字理解为“海滨”，就自然得出了孙叔敖出身平民的说法。“海”指荒远之地，是相对于中原而言的。先秦时期中原华夏人把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称为“四海”，楚属南蛮，也为四海之一。又有文献中说孙叔敖为“期思之鄙人”，有人据此说“鄙人”是地位低下的平民，也是一种误解。“鄙人”的本意是指“居住在郊野之地的人”，引申为“没有在朝为官的人”。

孙叔敖是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孙叔敖从小就特别具有仁爱之心。有一次他在外出游玩时，在野地里发现了一条两头蛇，他当即就把这条两头蛇杀掉后埋在了地下。回家后，他一个人暗自哭泣，他母亲见了就问他为什么哭泣。孙叔敖说：“我听说，凡是见了两头蛇的人都会死去的，今天我见到了一条两头蛇，我担心我会死去，以后就不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了。”他母亲连忙问：“那条两头蛇现在在哪里呢？”孙叔敖说：“我担心别的人还会见到这条两头蛇，就把它杀掉后埋在地下了。”他的母亲就安慰他说：“我听说，积德行善的人，会有老天保佑的，你今天做了一件善事，所以老天会保佑你不死的。”这件儿时的故事，在楚国一直广为流传，楚国的老百姓都相信他是一位有仁爱之心的令尹。

孙叔敖虽然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父亲蒍贾在“若敖氏之乱”中被杀，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庇荫。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楚简记载，他在青年的时候，曾在期思担任过“少司马”一职。孙叔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一直希望到楚国的首都郢都来为国家效力，于是他来到了郢都。但在郢都等待了三年，都一直没有机会。这时，他的好朋友沈尹茎对他说：“帮助君王治理天下，让君王称王于天下，我的本事不及于你；而协调关系，迎合世俗，让君王能接纳你，你就不及我了。你还是回老家去，我留在郢都替你游说。”于是，孙叔敖回到他的故乡期思，沈尹茎则在郢都继续游说楚庄王接受孙叔敖。机会终于来了，当楚庄王要任命沈尹茎为令尹时，沈尹茎先是推辞不受，又乘机推荐孙叔敖。在沈尹茎的大力举荐下，楚庄王这才接纳孙叔敖。为了显示对孙叔敖的重用，楚庄王派人用自己所乘坐的车前去接他来郢都出任令尹。

另有一种说法，说孙叔敖能够出任令尹，实与楚庄王夫人樊姬和令尹虞丘子有关。虞丘子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连任长达10余年，深得庄王的信任，而庄王的夫人樊姬却不以为然。有一次，庄王听朝议政，很晚才散朝。樊姬便问庄王：“这么晚才散朝，难道大王不觉得饥饿和疲倦吗？”庄王说：“我和朝中的贤士在一起，怎么会感到饥饿和疲倦呢？”樊姬又问：“不知道大王所说的贤士是指哪一位啊？”庄王说：“令尹虞丘子就是贤士。”这时，樊姬轻轻一笑，庄王问：“爱姬笑什么呢？”樊姬说：“虞丘子这个人，说他是一个贤士当然可以，但他称不上是一位忠臣。”庄王忙问：“这是什么意思？”樊姬说：“我听说国王通过观察后宫的嫔妃能够提高辨识人才的水平，所以在我侍奉大王的10多年里，经常派人到郑卫等国搜求美女进献给大王，现在后宫中比我贤惠的嫔妃有两人，和我差不多的有7人。而虞丘子做楚国的令尹也有十年之余了，他向国王举荐的人，不是自己的子弟，就是同族的兄弟，没有听说他举荐过贤人。作为令尹，知道有贤人而不举荐，这就是对国王的不忠诚。”第二天，楚庄王把夫人樊姬说的话转告给了虞丘子。虞丘子听了樊姬的话后，被深深地震动了。这位在位十年的令尹也开始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虞丘子对楚庄王说：“一个大臣，只有奉公执法，才能得到荣耀。如果才能和品德都很浅薄，就不应该得到高官，做了高官，也不会得到荣耀。”他说：“我做令尹10年了，国家没有治理好，诉讼案件频发，贤士得不到升迁，佞臣没有得到惩罚。由此看来，是我在令尹的位置做得太久了，妨碍了贤士的进升，我是有罪之人，应该受到国法的严惩。”在检讨了自己的过错之后，虞丘子还向楚庄王提出辞职的请求，并极力举荐由孙叔敖来接替他出任令尹。最初，楚庄子是不同意的。虞丘子说：“一个大臣，有三种表现是‘不忠’的行为。其一是长久地占据官位求取厚禄，这是贪婪的表现；其二是不向国君举荐贤能的人，这是欺骗君王的表现；其三是不将自己的职位让给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是‘不廉’的表现。有这三种表现的人，就是对君王和国家的‘不忠’，就不应该继续重用他。”在虞丘子的坚持下，楚庄王接受了虞丘子的辞职请求，并尊称他为“国老”；接着任命孙叔敖出任令尹，掌管全国军政大权。

（二）政绩卓著国运兴

孙叔敖担任令尹期间，尽心尽责，全力辅佐楚庄王治理楚国。他因势利导推动各项改革措施，通过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整理军制加强军备等一系列措施，使楚国迅速壮大起来，为楚国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因势利导，推进改革

孙叔敖执政，并不以称霸中原、闻达诸侯为最高目的，他的着眼点和主要精力始终放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他不仅注重农业，而且也注重畜牧渔樵等业，使之同时并举，全面发展。孙叔敖善于引导百姓根据季节的不同开展生产活动。秋冬两季动员百姓进山采伐树木，到了春夏两季雨水多，河水上涨，利用水运将树木运出山，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孙叔敖担任楚国令尹时，楚国的老百姓“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意思是说，百姓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谋生的门路，生活的幸福指数特别高。

楚庄王执政时，推进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作为令尹的孙叔敖为推动改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改革推动的过程中遇到阻力，孙叔敖总能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使改革顺利地进行下去。

楚人习惯使用一种低矮的车子，楚庄王认为，车子底盘太低了不便套马驾车，行驶的速度不快，于是想下令统一国内的车制，加大车轮，以提升车的底盘高度。孙叔敖对楚庄王说：“国王的行政命令下得太多，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有些改革是不可以简单地用下命令的办法去推进的。如果大王一定要使国内的车子都加高，我请下令让把里巷的门槛加高。乘车的都是有身份的贵族，他们不能老是遇到里巷的门槛就下车，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会把车加高的。”楚王同意这样办，过了半年，楚国贵族都把车子加高了，老百姓竞相效仿，也纷纷把车加高。楚庄王改革车制的意图也就很自然地达到了。

楚庄王的改革中，也有失败的举措。令尹孙叔敖发现有不对的地方，都能从实际出发，向楚庄王进谏使其改正错误。楚庄王认为当时楚国使用的货币太轻，下令把小币改铸为大币。大币太重，携带不方便，老百姓为此深感不便，市场慢慢地萧条起来。管理市场的官员向孙叔敖报告说：“现在市场出现混乱情况，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孙叔敖说：“像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官员回答说：“已经有三个月之久了。”孙叔敖说：“情况我知道了，我会马上让市场恢复原来的状况。”五天后，孙叔敖上朝向楚王汇报说：“前些日子更改币制，认为旧币轻了不好，于是改成大币，现在有报告说：‘市场出现混乱，老百姓都不愿住在那里，社会秩序很不安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以前的币制。”庄王答应了孙叔敖的建议，命令下达三天后，市场秩序又恢复得像原来一样了。

2.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孙叔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专家，他在出任令尹前后，在楚国境内主持修建了多处大型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有的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孙叔敖出任令尹之前，在期思任地方官时，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组织百姓修建了期思陂。期思陂在今河南商城境内，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灌溉工程。这项工程将史河之水，蓄为陂塘，用以灌溉史河、灌河流域的农田，后人评价这项工程是“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的水利工程。1958年深秋时节，毛泽东路经信阳，停车1个多小时并接见当地领导，他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孙叔敖治水的业绩，称赞他是一个水利专家。

孙叔敖出任令尹后，领导群众在安徽寿县南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灌溉渠道——芍陂水利工程。这个地区位于大别山的北麓余脉，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原来是个荒凉之地，秋冬干旱，夏季又遭水灾，百姓生活十分贫困。孙叔敖动员组织了几十万劳动力，在北面修建了一座大堰，将东面、西面、西南面的几座山脚连起来，成为一个人造湖，周围200余里，面积达5万亩。芍陂的修建不仅减少了当地的水灾，还能灌溉100多万亩农田，给当地人民带来了财富。芍陂是我国淮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芍陂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但要比后者早建200～300年。

芍陂建成后，为农业灌溉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使得寿县一带成为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战国后期，秦将白起拔郢，楚国被迫迁都。楚国离开荆州后，经过多次迁都，最终把都城定在安徽寿春，一方面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同时也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

芍陂经过历代的整治，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遂改名为“安丰塘”。建国后又经过多次整治，现在的灌溉面积达到60余万亩，产生了防洪、除涝、水产、航运等综合效益。为感戴孙叔敖的恩德，后代在芍陂等地建祠立碑，称颂和纪念他的历史功绩。1988年1月，国务院确定安丰塘（芍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此之外，孙叔敖还在楚国的沮漳水流域、汝水流域兴建了水利工程。孙叔敖在楚国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楚庄王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我国古代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整军备战，决胜强晋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孙叔敖亲自指挥，在楚国北边的边境修了沂城（今河南许昌）。他要求具体筹办筑城的封人将筑城工程进行详细、周密的安排，做出财力、人力的预算，上报给国家掌握工程的官员司徒。在封人上报的预算清单中，包括的内容有：（1）根据工程总量，估计劳动力人数和用工天数；（2）筑城用的物质和生产工具的数量，包括木料多少，土方多少，甚至运输的里程是多少等；（3）测量城墙基址界线；（4）粮食的准备；（5）工程结束后，对工程负责人员进行考核和审计。由于准备工作充分，计划周密，一座城只用了三十天就完工了。沂城的修筑，一方面使楚国北进中原有了军事基地，同时也有效地防患了中原诸国对楚国的进攻。这一事例说明，孙叔敖精通土木工程预算，也是一位难得的技术型官员。

在楚国，令尹一职是职掌军政大权的要职，孙叔敖身居令尹之职，对军制也进行了改革。他从楚国一些法令中，选择一些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汇总为一部《令典》，以此为依据推进军事改革。如在这部《令典》中，对楚国的军阵进行了改革，将军阵分为左、中、右、前、后“五部”。“五部”军阵的排列大致是，左军负责辎重、粮草等后勤物质的运输，右军是车战部队，“中权”居于左右两军之间，是负责指挥作战和制定作战方案的人员。“中权”前有“前茅”即先锋部队，负责开路或侦探敌情，“中权”之后是“后劲”，即由精兵组成的后卫部队。整个军阵排布先锋与后卫前后呼应，步兵与战车左右策应，指挥系统位居中间统帅全局，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五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了“军政不戒而备”，改革后的军阵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战斗力。孙叔敖的这一军事改革，在楚国争霸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楚、晋两国争霸中原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邲之战中，孙叔敖果断的指挥，也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晋楚两国两军对峙，双方都在为是否展开一场殊死的决战而举棋不定。在楚国方面，楚庄王的宠臣伍参和孙叔敖就对是否开战发生了争执。伍参主张开战，而孙叔敖认为楚国接连攻打了陈国、郑国，耗费国力，不宜再与强晋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孙叔敖说：“如果和晋国交战，失败了的话，把你伍参的肉分给大家吃也不够啊？”伍参说：“如果作战取得胜利，就说明你孙叔敖没有谋略。如果不能取胜，我伍参的肉将会落在晋军手中，你们怎么吃得上呢？”争执之中，孙叔敖下令军队撤退。此时，伍参对楚庄王说：“晋军的将帅不得力，是我们进攻的时候。”楚庄王听了伍参的话，下令孙叔敖改变行车方向往北走，向晋军所在的方向前进。楚、晋两军都试探性地挑战对方，想通过试探了解对方实力和意图。在彼此试探的过程中，楚庄王在追逐晋军时陷入敌阵。楚国令尹孙叔敖因担心庄王被晋国包围，抓住晋军没有准备的机会，下令三军全线出击。孙叔敖说：“兵书上说，‘先人有夺人之心’，讲的就是要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士气。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大胆出击吧。”孙叔敖所说的“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是说：宁肯我们攻击敌人，也不能让敌人先攻击我们。作战双方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可以先发制人，就可以打破敌人的企图计划，取得作战的胜利。楚军在孙叔敖的带领下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皇溃散，逃归黄河以北。邲之战的胜利，标志着楚国此时已成为中原霸主。

在邲之战前，孙叔敖是“反战派”，他是坚决反对与晋国决一死战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孙叔敖迅速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一举击败晋国。这说明孙叔敖在军事上灵活机动，能快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意图，这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者具备的素质。

4.冒死进谏，畅论国是

楚庄王发兵攻打晋国，下令群臣不准进谏阻止这一军事行动，并说“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认为，楚庄王伐晋是不顾后果的做法，他仍然入宫进谏。孙说：“我听说，一个人如果因为害怕父亲鞭笞的严教，就不敢进谏父亲，那么他就不算是一个孝子。如果害怕君王的刑罚就不敢进谏君王，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忠臣。”意思是说，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他都是要进谏劝阻庄王的行动的。但是为了让楚庄王能够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意见，他没有直言对晋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利弊，而是给他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在我家的庭园里有一棵榆树，树上有一只蝉。蝉停留在高高的树上一边放声地叫着一边吸饮着露水，却不知道有只螳螂在自己的身后；螳螂弯曲着身体贴在树上，想扑上去猎取它，但却不知道自己身后有只黄雀；黄雀伸长脖子想要啄食螳螂，却不知道自己的身后有个小孩举着弹弓在树下要射它；这小孩正在射杀黄雀，但却不知道自己前有深坑后有洞窟。”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成语的来由。孙叔敖接着说：“这个故事讲的是只知道前面有利可图，而不知道身后祸患无穷的道理。你发兵攻打晋国，是贪念晋国的土地，而不考虑后果的行为。”楚庄王听了孙叔敖的话后，认为他讲的有道理，就放弃了攻打晋国的打算。

有一次，楚庄王与令尹孙叔敖讨论治国之策。楚庄王很谦虚地承认说，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国是”。所谓“国是”，就是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孙叔敖说：“国家的大政方针恐怕不是君王你一人能决定的。一个国家，如果君臣不和，就无法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历史上夏桀、商汤的亡国，都是因为他们只听顺从自己的意见，不听反对自己的意见，最后导致了亡国。”楚庄王听后大为高兴，对孙叔敖说：“善哉”，并表示愿意与卿大夫“共定国是”。楚庄王所说的“共定国是”这个词后来改了一个字，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商国是”。从庄王与孙叔敖的对话中看，“共定国是”的思想应该来源于孙叔敖，而最后作出理论总结的却是楚庄王。

（三）持廉至死守公正

孙叔敖是中国古代为官公平公正、清正廉洁的典范，他无私清廉的高尚品格为历代政治家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1.执法严明，不徇私情

虞丘子极力向楚庄王举荐孙叔敖，让孙叔敖接替自己出任楚国令尹一职。按理说，虞丘子对孙叔敖是有知遇之恩的大恩人。可是就在孙叔敖出任令尹后不久，虞丘子家里有人犯了法。孙叔敖并没有因为虞丘子是自己的恩人而放任虞丘子的家人，而是依法捕杀了犯人。虞丘子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老臣，当他知道这件事后，主动进宫对楚庄王说：“我向国君推荐孙叔敖掌管国政，现在证明我举荐的人是能胜任的啊。”他还称赞孙叔敖是“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骫，可谓公平”，意思是说孙叔敖是一位奉行国法而不结党营私，施行刑罚而不冤屈人的公平公正之人。

正因为孙叔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所以他任令尹时，楚国出现了“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的大好局面。

2.生活俭朴，戒奢从简

孙叔敖任令尹时，生活十分节俭。古代文献中，对他的衣食住行都有记载：“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偪下。”他所乘坐的车十分简陋，是“栈车牝马”，“栈车”是指用竹木做的车，和“筚路蓝缕”的“筚路”是同一个意思；“牝马”指母马。“栈车牝马”一词是形容孙叔敖所乘从的车是动力很差的用竹木做的车。再看他吃的饮食是“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吃的是粗米做的米饼，用野菜做的羹汤，再加上一些干鱼。因为营养不良，所以常常是“面有饥色”。冬天穿的是小羊羔皮做的皮袄，夏天穿的是粗葛布做的衣服。他的这种生活标准，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士人应该享用的。孙叔敖的随从看不过去，就劝导他说：“乘坐新车让人舒服，肥马拉车就会跑得快，穿着狐狸皮做的皮袄就暖和，你为什么不选择这些东西用呢？”孙叔敖说：“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意思是说：君子穿着华丽的服饰会更加谦恭，小人穿着华丽的服饰只会更加傲慢，我的德性还达不到君子的修养，所以不敢享受奢侈的生活。

孙叔敖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同样严格，“马不秣粟，妻不衣帛”，要求家里的马不准喂好的饲料，妻子不准穿丝绸衣服。

3.力去“三患”，严守“三利”

孙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后，都城的老百姓都前来向他表示祝贺。唯有一个老者身穿粗布衣服，头戴白色帽子前来吊唁。孙叔敖端正衣帽出来接见这位老者，对他说：“楚王不知道我不贤能，让我身居高位，让我承受吏民百姓的羞辱。您有什么忠告给我说的吗？”这位老者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老者告诫孙叔敖，职位越高越要谦逊，官位越高越要谨慎，俸禄越厚越不能索取，你记住这三条，就能治理好楚国了。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是说孙叔敖遇到一个名叫狐丘的人，狐丘说他：“做官有三利三患，你知道吗？”孙叔敖连忙向他请教。狐丘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狐丘说的“三利”是指“爵高”“官大”“禄厚”，“三患”则是“人妒”“主恶”“怨归”。孙叔敖说：“这个道理我明白了，爵位越高我越谦逊，官职越大越小心，俸禄越高越是要施惠于民。”我们细细揣摩这个故事不难发现，吊唁的老人和狐丘向孙叔敖传授的是如何保住高官厚禄的权谋之术，并不是要孙叔敖自觉地谦虚谨慎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做官的谋术”客观上对于维护政治清明的局面，维护百姓的利益是有进步作用的。

4.持廉至死，警示后人

由于孙叔敖有功于楚国，楚庄王屡次要赐封他，可是他都坚辞不受。孙叔敖一生清廉，直至临死前仍然保持着清廉的品性，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在他死后也要保持清廉的美德。孙叔敖临终前在病榻前告诫他的儿子说：“国王多次分封与我，我都没有接受，所以也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家业，我死后，你的生活一定会过得非常贫困。实在过不下去了，你去找一个叫优孟的人，告诉他，你是孙叔敖的儿子，他会帮你渡过难关的。”孙叔敖所说的优孟，是一位在宫廷从事滑稽杂耍的艺人，他以幽默的方式劝谏楚庄王，深受楚庄王的喜爱。

孙叔敖的儿子虽然贫穷，但也穷得有志气，一直没有向国王要求封赏，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按照父亲的叮嘱去找优孟。直到过了一些年，孙叔敖的儿子进山去打柴，背着一捆木柴回家的时候，偶然遇见了优孟，这才对优孟提到父亲在临终时说过的话。优孟对孙叔敖的儿子说，你的处境我知道了，你从现在起，不要离家太远，以便我随时能找到你。

优孟回家后，天天在家里穿上孙叔敖生前喜欢穿的衣服，模仿他的言谈举止，直到把孙叔敖模仿得非常相像了，仿佛孙叔敖在世一样，以至于熟悉孙叔敖的人都很难辨明真假，这时他才去见楚庄王。有一次在为楚庄王祝寿的宴会上，优孟穿着孙叔敖的衣服上前为楚庄王进酒，楚庄王大吃一惊，以为是自己的爱臣孙叔敖死而复生了。于是要让优孟来担任国相。优孟说：“我要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后来回复大王。”三天后，优孟再次进宫见楚庄王。楚庄王问道：“你妻子的意见如何？”优孟回答说：“我妻子对我说，不要担任大王的令尹之职。孙叔敖做大王的令尹，尽忠尽职，一生清廉，帮助大王治理楚国，使大王成就了春秋霸主的美名，而他死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贫困度日。当大王的令尹落得如此下场，还不如去死。”接下来，优孟还唱了一首歌，歌词是：“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歌词的大致意思是：在山野里耕田劳作辛苦，难以获得食物。出世做官，有的人于是不顾廉耻地贪赃，这样累积起来的财富，在他死后家室仍然富足。但是这样做每天都会因贪赃枉法而恐惧；干下了非法之事，犯下大罪，不仅自己被杀，连家室也遭诛灭。这贪官哪能做呢？想要做个清官，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到死都不敢做非法之事。但是清官又哪能做呢？像孙叔敖这样的人，一生坚持廉洁的操守，现在他的妻儿老小却贫困到靠打柴为生。看来清官也实在不值得做啊！”

这首歌词因为文辞比较古奥，后人又据此加以改作，命名为《慷慨歌》，并刻写在为纪念孙叔敖而立的碑上。歌词是这样的：“贪吏而不可为而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歌词的大意是说：贪官不可以做也可以做，清官可以做也不可以做。为什么说不可以做贪官呢，因为贪官会落得坏名声；为什么说可以做贪官呢？因为做贪官可以让其子孙后世坐享其成。为什么说要去做清官呢？因为做清官就会有好名声；为什么说不要去做清官呢？因为清官的后代穷困潦倒，就会穿着粗布衣去背木柴。贪官常常因为富足而烦恼，而清官常常因为贫困而烦恼。难道你没有看见楚国令尹孙叔敖吗？他廉洁奉公不收钱财，他的儿子就家贫如洗。

优孟的行为感动了楚庄王，庄王向优孟表示了歉意，当即召见孙叔敖的儿子，将一片土地肥沃的地方封给他，但却被拒绝了。因为孙叔敖在生前对他的儿子还有一个交待。孙叔敖说：“假如国王有一天分封土地给你，你不要接受肥沃有利之地。在楚国与越国之间有一块叫寝丘（在今安徽临泉县）的土地，这个地方不肥沃，而且地名很不吉利。楚人怕鬼，越人相信预兆，都不喜欢这个地方，只有这块地方可以长远据有。”孙叔敖的儿子最后请求楚庄王将寝丘封给了他，以供祭祀孙叔敖之用。

孙叔敖是我国古代以廉洁尽忠而闻名的政治家和水利工程专家，他的事迹对于当代仍然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为官利民的政治理念。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亲自主持兴修水利工程，造福于子孙后代。他的所作所为，源于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为官利民的政治理念。

其二，因势利导的务实作风。孙叔敖顺从民意，因势利导，使楚国出现了“上下和合，世俗盛美”的景象，达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所向往和追求的“不教而化”的最高政治境界。

其三，无私清廉的高尚品格。孙叔敖生活俭朴，公正公平，清正廉洁，不蓄余财，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