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七二周年的方法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首先我们应该指出的，抗战二年来，许多大城市都被敌人占领了，北平、天津、济南、开封、武汉、南京、上海、广州、南昌都在敌人的铁蹄下。今天来纪念“七七”二周年，我们应该怎样根据政府所颁布的宣传要点，而加以努力呢？如其中第三点“积小胜为大胜”。今天来纪念“七七”二周年，尤应认清：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谈不到反攻，还要加速整军建军的工作，加强敌后的游击区工作，才能转到胜利的反攻。

两年来对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抗战，已如我刚才所说的：已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而我获得了不少进步。但我们不能把一双眼睛只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困难。过分地夸大了敌人的困难，就等于忽视自己的困难，过分地夸大敌人的困难而忽视自己的困难，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过分夸大了敌人的困难是可能使自己不能在进步的基础上再继续进步，而满足于现状，这无异于自己的削弱这次抗战必胜的根据，所以很危险。我们要一面认清敌国的损失与困难，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困难与不够的地方，这是我们应有的警惕；否则，就没有法子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没法完成建国伟业。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了进步，但是也不能忽略自己的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求得更大的进步，渡过这个难关，争取最后胜利。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的，抗战二年来，许多大城市都被敌人占领了，北平、天津、济南、开封、武汉、南京、上海、广州、南昌都在敌人的铁蹄下。由于这些大城市的失守，确使我们受了不少的损失。但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次殖民地落后国家，我们的力量与其说是在城市不如说是在乡村。在淞沪抗战时候，我们支持了三个月，战略上被动地挨打。那时的战略是被政略支配的；因为淞沪在国际上很重要，为要对全世界表示我们抗战的坚决，不得不在淞沪坚持了三个月战争，所以说是政略支配了战略。在南京退出后，在廿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总裁的《告国人书》曾说：“决战重心不在南京，且不在各大都市，实决于广大乡村及坚强民心！”这是在抗战三个月后才决定的大计，不可忽略。南京失守后，我们的国策并没有变更，日本想速战速决，但我并不和他决战。徐州会战时，我们又支持了好几个月。徐州会战时接受淞沪战争的教训，知道阵地战非我所长，所以在徐州会战的时候，在战术上能有进步，凭运动战与阵地战的配合，造成台儿庄空前大胜利，粉碎敌人打通南北交通的企图。武汉大会战的时候敌人的企图，以为武汉是中国的心脏，如果这个心脏一被他拿到，中国便不得不屈服。但武汉却能支持了10个月，日本对武汉的进攻动员了几百个兵团，近百万军队，千余架飞机，我还能支持了10个月，才有计划地退出。这时，总裁又发表《告国人书》，主要的指出了三点：一、实行持久战，保持主力避免和敌人进行大决战，用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二、实现全面战，抗战应不分前方后方，不分东西南北，更深一层说，不仅是军事的且为政治和文化的：不仅军队要动员且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动员。三、争取主动。在同一文告中，总裁又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保卫大武汉，目的在哪儿？总裁说保卫大武汉主要目的是要发展我西北西南的重工业的建设，能维持南北交通达10个月之久，才可以从容把机器原料向西北西南迁移，建设国防工业。这是保卫武汉的主要目的。保卫大武汉战争，是收到相当效果的，当敌人到武汉的时候，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城，而我们却能在10个月保卫战中让机械原料西迁，达成我们的任务。这是第一期抗战三次大会战（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最后的一次会战。

自武汉会战后战争已转到一个新阶段，从南岳会议以后，我们的军事力量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会议中最高军事当局把领导战争原理原则确定了。如果我们认为平时常讲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及武汉会战，为抗战的三期，那便是绝大的错误。如果照这样分法，把每次战役作为一期阶段来看，那么不但有二期、三期，还会有十期、八期的。固然我们要消灭敌人，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在这限度内是真理，超出这限度就不是真理了。武汉会战我们认为是第三次大战役，三次战役加在一起叫第一期，退出武汉后是转入第二期，这一点重要得很。在第一期的时候，我们消耗了敌人的力量，第二期就要转到阻止它的进攻了！我们要保持反攻必需的空间，才能生出新的力量，才能准备进攻，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如果一直退到堪察加去，那里还谈得到反攻？那时恐怕连动员去作战的人力物力也要成问题了。所以南岳会议时决定把以前三个战役定为第一期，这一点重要得很。在那次会议中，更有许多重要的决定，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1）要整军建军，单有游击队不能驱逐日寇出境，不能反攻，所以要建军整军，建立坚强的新军。

（2）武汉会战前忽视了游击战。在南岳会议中才强调游击战争，但如果把它看为唯一的战术也是不正确的。由于过去对游击战争的忽视，政府不指导，使游击区的发展不能配合正规军的行动，所以在南岳会议中决定加强敌后游击工作。

此外如“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等也是在那次会议决定的。南岳会议把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确定了，已是划时代的进步。

总裁在退出南京时发表的《告国人书》，到武汉退出时的《告国人书》都持着一贯的态度，就是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也有它优良的条件，如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等等，所以只要善于运用这些优良条件，在整个战争中，便能每次有每次的进步，来逐渐克服我们的弱点。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说明决定这次战争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村，而不在城市。

今天来纪念“七七”二周年，我们应该怎样根据政府所颁布的宣传要点，而加以努力呢？如其中第三点“积小胜为大胜”。我们能做到要点内所指定的哪几项才能整军建军，才能持久抗战消灭敌人力量，才能由相持转到反攻，做到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呢？今天敌人已经提出经济建设与长期作战的口号，但针对着敌人这个阴谋，我们便应广泛地发展敌后游击区工作，大量地破坏敌人经济建设，消灭傀儡政权。今天来纪念“七七”二周年，尤应认清：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谈不到反攻，还要加速整军建军的工作，加强敌后的游击区工作，才能转到胜利的反攻。

最后一点是关于要点中的第五点的，即“抗战与建国不能分开”。昨天我曾说，战争是破坏文明同时又是创造文明的，这句话对于次殖民地国家，尤为不移的真理。在政治上我们今天提出了民主政治，而且已经在逐步地实行了，汪逆精卫假民主政治之名，实行出卖国家民族的阴谋已被我们粉碎了，他已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我们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第一次全国临时参政会中又说：“要加强团结，巩固统一，才能走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路。”因为团结一致，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主要基础，所以从抗战以后，全国能够不分性别、民族、阶层、职业，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对付敌人。但是抗战二年来，我们还看见有不少分子潜伏在抗战阵营中，企图破坏团结，还有许多有成见的人在加强摩擦，替敌人造挑拨离间的机会，这是抗战前途的最大危险。而这大危机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汪逆去年12月26日的“艳电”。现在汪逆虽已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其真面目，但还有不少败类，企图破坏团结，替敌人做工具，因为敌人在军事上已陷入无可救药的厄运，必然会在政治上进行挑拨离间，汪逆就是做了敌人这种工具。针对着这个危机，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七七”二周年，首先要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应在国民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才能粉碎敌人的阴谋，抗战建国才有前途。因此不管他的词句理由说得怎样漂亮，只要他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就是汉奸。加强团结，巩固统一，是争取“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基础，这是今天我们纪念“七七”二周年应有的警惕。

其次应发动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在廿八年二月廿一日全国临时参政会第三次会议闭会时，总裁演词中曾说：“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必须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全面战争如不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便是抽象的概念；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如不保障民众的利益也是抽象的概念。虽然今天的现实，和我们的希望还有一段距离，但今天来纪念“七七”二周年就应尽最大的努力，使这距离缩短，使它成为事实，因为它与民主政治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所谓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才能使其从抽象变为具体。

在政府颁发的纪念“七七”二周年第二部分：“我们纪念‘七七’应有的努力”中，共分十四项。在这十四项中，我只想讲一项，就是第十二项：“纪念‘七七’要打倒汉奸特别是汪精卫。”大家要知道，汪逆精卫在政治上是最反复无常、自私自利的人，当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我前次不是说过，总理写给总裁的信说：“汪精卫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最好叫他维持，若另开新局，则非彼长，故只好用其所长。但若到维持不住，即应快刀斩乱麻，不宜拖泥带水。”那时，总理已把他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了。在民国十五年，汪在国民党中居然以左派自居，向青年说：“革命的向左边来！”拿这样革命的口号，来巩固他的权位。民国十七年，汪逆屡屡碰壁，却异想天开，竟跑到上海大世界召开会议，这种下流的事也做得出来。“九一八”后，汪身居行政院院长却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荒谬主张，西安事变前，汪逆在欧洲进行勾结法西斯国家，与希特拉^[9]来往很密，这反映到远东来，便是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与日本军阀勾结。西安事变后，汪逆利用时机赶回国来，又爬上了政治舞台，与希特拉更勾结得紧。“八一三”后汪逆派人到德国进行“和平”的勾当。上海撤退，接着又从南京退到武汉，汪逆便加紧活动“和平”，由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解。汪逆说我们经不起打，一打即完，又说我们经济困难不能再打，又说为保存人民力量不能打，把失败主义论调到处传播，以削弱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当我最高军事当局在南岳会议，特别强调游击战，举办游击训练班的时候，汪逆却在重庆发表文章，说游击战是游来游去，游而不击，与明末流寇一样，说这样打下去必败。这不但分散抗战力量，且违犯总裁的决定，违反了抗战国策，这已把他的叛国行为表现出来了。长沙大火时，他叫日本赶快进攻，他就可以公开主和，要日本做德意，汪逆本人做弗朗哥。南岳会议后，总裁由桂林到重庆，汪又到成都不和他见面，不久又偷偷到河内，发表“艳电”与近卫^[10]相应和。东有近卫的声明，西有精卫的“艳电”，巧得很，这证明汪逆早已与日本有勾结了！“艳电”发出后，汪逆又派高宗武与日人讲和，不久汪逆主和理论在上海即受敌人办的汉奸报《新申报》所支持，日本飞机不带炸弹却带汪逆的“艳电”，“举一个例”，到处散发，这证明汪逆和日寇勾结还不够明白吗？汪逆在这时称中央政府为重庆政府，这不明明是与敌人同一鼻孔出气么？汪逆写文章主张中国加入反民主的侵略阵线，这真可笑，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有什么理由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同走上反民主路线？在国内他主办《新中华报》、《民力周刊》，说中日两国讲和是共存共荣，不和则两败俱伤，好像汪逆祖宗原来就是日本人似的，不然为什么他担心日本法西斯强盗会伤亡！

从1914年到今天止，汪逆这笔流水账，实在够我们瞧了。我们应该明白今天反侵略不止是国内问题，且为国际问题，今天我们除肃清失败主义理论外，且须指出汪逆理论所含的国际毒素；在国际上加强和平阵线力量，与反汪斗争有整个关系，不能分开来看。所以我们要纪念“七七”除巩固统一，发动民众，加强民主政治外，对汪逆的国际活动应有觉醒，并且应该遵从总裁去年发布的对近卫声明的答辩，作为我们行动的准绳。总裁在这个答辩中，主要地指出了下面几点：

第一，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便是日寇企图在国际上排挤欧美在远东利益，在中国是独吞整个中国。我们要打击敌人这个企图，在国际上要加强对民主国家的团结，特别是在今天要加强反侵略运动，在国内不要相信敌人这些鬼话，它是想一口吞灭中国的，如中国一亡，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派都不能存在，所以我们要加强团结，巩固统一，用加强团结，巩固统一来回答敌人的阴谋。

第二，所谓“日满支经济提携”，便是敌人企图一手握住我们的经济命脉，扼住我们的咽喉，使中国永远成为它的殖民地的最大阴谋。

第三，所谓“共同防共”，日本喊这口号，并不是去对付苏联，而来想利用这幌子来灭亡中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内分化，才能发生内战，日寇才能达到灭亡中国的阴谋。

去年，总裁这答辩是最直截了当的，所以去年国府通过它作为我们抗战的最高原则。再根据总裁的卢沟桥事变时的谈话，南京、武汉退出后的两次《告国人书》、《告国际友人书》，以及参政会的几次训词，我们可以包括在下列几点：

（1）中途妥协便是灭亡。

（2）抗战是持久和全面的。

（3）抗战要推行民主政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4）敌人的所谓反共，是分化中国、灭亡中国的毒计，我们要用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去回答它。

关于第二部分已经讲完了，现在要对大家提出一个要求，作为学习上的总结，就是要大家根据我在上面报告的几点，详细研究，用加紧我们的学习来纪念“七七”二周年。